中国的生产函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苏联，只有三个国家经济体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10%，美国经济的占比至今保持在24%，另外两个国家分别是日本和中国。但日本占全球的比重在1995年达到峰值18%后，逐渐陷入“失落”，截至2018年年末已降至6%左右。相应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则由2000年的4%一路升至2018年的16%。

客观而言，过去60余年间，全球经济之所以持续增长，除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器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的失落被中国经济的增长所承接。换言之，全球经济正是先后在“美国+日本”和“美国+中国”两个组合的推动下，才得以保持多年增长的不中断。

在与美国组合的过程中，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之处——均成功把握住了人口红利窗口期提供的增长条件，辅之以内部改革和外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然而，印度经验却表明，即便有了人口红利，也未见得就必然能够成就经济奇迹。1998年印度人口总量超过10亿人，同时15～64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超过60%，并且至今两者均保持稳定增长。截至2018年印度人口总量为13.53亿人，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升至66.43%，但其经济占全球比重仅由1.3%升至3.3%，人均GDP也仅由413美元升至2016美元。

因此，中国经济在获得人口红利东风之后，实现奇迹增长的奥秘究竟为何，就值得认真推敲。

在此，我借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思路，简单说就是将经济产出用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来解释。

具体到中国的生产函数，公式大体是：经济多年高速增长=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有机结合。

首先，自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机制之后，各类生产要素开始在市场机制下进行有机结合，尤其是时处人口红利期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我把这个过程称作市场化进程，结果是中国经济出现多年的高速增长。

其次，在市场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一就是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规模持续增加，反映到数据上，就是高投资率下的高增长。

第三，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二就是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结合方式，即我们常说的经济结构。客观地讲，多年高增长的基础就是能够发挥各要素最大潜力的经济结构，当然要素情况变了，经济结构必然需要实事求是地调整。

第四，除了运行机制、投入规模和结合方式三点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推动和引导上述三点的自然涌现。中国经济的奥秘恰恰就在此，推动和引导因素应该有很多，例如，环保标准不高、招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低的劳动力成本等，但有一个因素却一直被经济学界所忽视——实际融资利率的持续下降。

尤其是2000—2011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由4%快速升至10%，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被上下两条曲线支撑——不断上升的劳动生产率曲线和不断下降的实际长期利率曲线。

中国劳动生产率和长期实际利率历史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

注：1.2002年之前的长期利率选取的是5年以上贷款基准率，2002年之后选取的是10年国债利率；2．通胀指标选取的是含义更广泛的GDP平减指数；3．劳动生产率按照1978年不变价计算。

不断上升的劳动生产率曲线，意味着各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是不断提高的（持续增加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是有利可图的）；不断下降的长期实际利率曲线（2004—2008年，长期实际利率持续处于负利率状态），则意味着推动各生产要素结合的成本是不断降低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更容易结合）；两者叠加的结果自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回报率也是丰厚的。

上述换成中国生产函数公式的语言就是：持续增加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持续紧密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有机结合=多年高速增长。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生产函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不断下降的劳动生产率曲线和不断上升的实际长期利率曲线，函数的结果变成不断回落的经济增速，这也就合情了。如果此趋势一直延续，并最终交叉（长期实际利率曲线升至劳动生产率曲线上方），那将这个交叉称为“死亡交叉”也不为过，日本就是在出现“死亡交叉”之后，坠入“失落”的。那么从中国生产函数的角度出发，在劳动生产率出现趋势性改善之前，中国的长期实际利率就不具备上升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