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位和座號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收藏、攝於1909年的一張太平戲院內觀照片，顯示院內座位屬可移動的靠背椅。究竟當時戲院是否普遍安排這種散置的座椅？有沒有編號？要不要帶位員引領？

1927年3月，薛覺先演出的新片《浪蝶》在九如坊新戲院公映。有作者寫下影評，記述他和同事梁先生結伴觀影的經歷，提及進入放映廳時的情景：

到了新戲院，影戲已開演了十分鐘許，入門黑漆漆一團，看不出座位，左邊滿了人，右邊又滿了座，且十之七八是女性，更令我們不便。我們在當中進出道上，徘徊了數次，覓不得座位，梁先生喚那個執電筒帶路的，找二個座位，他仍懶洋洋的坐着不動，只將電筒一射，謂：「座位隨處都是，你去找好了。」他不知執着電筒幹什麼，戲院裏大概請他執電筒閱電影，而未附帶着招領閱客的職務罷。^[1]

（圖片提供：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第一代太平戲院的內觀。照片攝於1909年12月，該院當天舉行「香港大學堂籌款演戲」活動。

上文活現當時戲院運作的概略，包括映廳內有手執電筒的職員，負責「招領閱客」。新戲院設包廂、散廂、超等、頭等及二等共5個座區，這段文字沒說明作者買了哪區的票，但看來不設畫位，座位毋須編號，他們要自行在漆黑中摸索。場內男女觀眾雖然同坐，但在暗黑中碰撞，仍須避忌。

文中雖用上「那個執電筒帶路的」，但「帶位」一詞當時已被採用。1928年一篇題為〈帶街與帶位〉的文章便指出：「帶位者何？茶樓中引人入座者也……帶位一職，本非茶樓所獨有，戲院及影畫戲院均有之。」惟該文作者指戲院帶位的工作性質並無特殊，沒有細論。^[2]當時戲院寥寥可數，任「帶位」者數量有限，大概這是作者認為無甚可談的原因。

至於戲院帶位的職業操守，按上文描述，實不敢恭維，更可能是普遍的陋習。1927年啟業的利舞台，一開始便以嶄新的方式營運。戲院開業當天，報章一則「利舞台之演劇情況」報導指出：「入座後，不見舊式的帶位人，其招待員均優禮相待。」^[3]言下之意，其他各院的帶位者多屬款客不周，有欠禮貌。

另外，利舞台亦把全部座位供顧客自由挑選。該院在1927年3月24日刊出的廣告便強調：「凡本臺演戲，必預將連日劇本佈告，同時以大堂公座圖則，交與票房，任從諸君採擇，先到先得，採公開主義，更無門外沽票。」把這則廣告的用詞反過來，正好反映其他戲院在選座上的諸多問題。

1925年初，有作者在報章撰文，力陳戲院的流弊，指放映西片的戲院如皇后、新比照，無論座椅及秩序，遠勝一般粵劇戲院。粵劇戲院雖設廂房、貴妃床、梳化床、對號位，原意是「以先後為序，憑票對號」，但戲院管理不善，上佳座位被惡霸操控，抬高價格在院外兜售。^[4]所以，利舞台才強調「先到先得，採公開主義，更無門外沽票」。

該評論續指，戲院的座椅殊不舒適：「後座者踏足於前座椅後之橫木，稍一用力，則前椅移而推於前；或坐前椅者，稍一曲肱，或稍一靠後，則傾倒椅後所乘之茶果點心瓜子等物，淋漓狼藉。」帶位員更乏善可陳，既不懂招呼客人，加上不穿制服，衣衫襤褸，下等看客容易冒充帶位，搶奪戲票。「所設領票人，似乎專為最高等而設，其餘則可以自由覓位，不論等級，空則坐之。故中下之客，入場較早，多佔踞同上各高等之座。」總而言之，「各院秩序均極紊亂！」^[5]

可見二十年代一般戲院，由管理人到惠顧者，普遍欠缺遵守秩序、對號入座的意識。翻看1934年報章報導油麻地戲院裝修後煥然一新，提到「雖前座位，亦復加編號碼，以利觀眾」。^[6]似乎到三十年代，部分戲院仍未給最廉宜的座位制定編號，毋須對號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