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货币简史

7000年到5000年前，农业社会在欧亚大陆出现，不同地区、不同部落和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分工与物品交换活动也同时开始，货币逐渐产生。

在经历了对各种各样的货币材料的选择后，欧亚大陆的人类都选择了金、银、铜三种金属作为货币材料。货币应该具有天然的财务硬约束性。这一时期，人类已经明白了货币的交易符号性质以及金属材料的纯度问题。所以，在交易中，人们要根据货币的纯度来确定货币作为交易工具的价格。但是，国家出现以后，面临财政困难的国王总会想方设法降低货币纯度或重量来变相增加税收。最典型的就是历史上的皇帝们都在穷困潦倒时发行当折钱。当折钱就是在原来的铜币上铸明该铜钱本身只值一个单位，但现在皇帝规定它值两个或更多的单位。在公元10世纪的宋代，四川商人发明了替代长途运送金属货币的汇票，并把汇票作为货币来流通。商人的智商比得上皇帝，他们凭空捏造汇票去哄人，结果闹出了汇兑风波。于是，北宋政府没收了商人的发行权，自己发行国家纸币。于是我们看到，依附于金属货币的信用货币被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了，但其发行人的意图、发行数量及其代表的金属货币数量，以及还能流通多久，对接受者来说都存在不确定性。

在此，我们看到，在交易的支付环节，信用产生了。信用催生了信用货币，也在历史上屡屡闯下危及货币制度的大祸。进一步讲，人们追求的便利和省钱，同时也被人们的贪婪与狡诈盯上了。更进一步讲，如果贪婪与狡诈的是个人，那么人们可以将他痛打一顿，然后将他捆绑起来送到官衙惩办。但是，如果贪婪与狡诈的是国王——那个代表国家的个人，人们基本上就无法反抗了。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到17世纪，逐渐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和工业社会的快速成长使社会财富激增，金属货币数量严重不足，同时人们也发现了长途运输金属货币的种种不便。成本与风险上升问题促使商人们使用汇票和支票，私人银行更发行替代汇票和支票的纸币。但是，欧洲商人也不是道德满怀、善意始终的圣徒，狡诈之徒和食言者比比皆是，银行挤兑与破产风波四起。在以贸易与工业立国的岛国——英国，在私人银行发行纸币惹起很多风波和诉讼之后，终于让位于国家支持的英格兰银行。接下来便是欧洲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英国，把纸币发行权收归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在20世纪初也遇到过巨大挑战：金银储备严重不足。黄金的价值来自它的稀缺性、易加工性和稳定性，在远古到工业革命前，还来自地表黄金的手工操作的易获取性。相对于农业时代的贸易和财富储藏来说，黄金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储藏货币。然而，工业革命的发展，使生产和贸易的价值数十倍于农业时代，国家纸币的发行在经济生活中逐渐植根于生产与交易的发展。但是法律和人们的价值认同依然如故：黄金、白银才是真正的财富。这样的认知与社会经济生活对货币的需求经常发生冲突，于是银行挤兑和通货紧缩，当然，还有通货膨胀，便频频发生。

世界冷兵器时代便发展壮大和流行的武力争霸文化在工业革命以后达到顶峰，欧亚大陆各国间战火连绵不绝。两次世界大战，摧毁力远超冷兵器成百上千倍的热兵器，几乎把欧亚各工业国打回古代。直到美国出兵，以强大的工业实力击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使用原子弹征服企图本岛决战的日本，最终结束了人类社会漫长的大规模相互杀戮。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大英帝国因为战争和它在地理上、文化认同上的支离破碎而衰落了，又退回英国本岛，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衰落了。二战的“救世主”美国在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使美元正式替代了英镑，并建立了战后欧美阵营各国一致认可的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体制。苏联也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斯大林不喜欢跟着英、美的指挥棒转，于是他另搞了一套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卢布体系。

二战后，全球性社会稳定使世界各国，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阵营，都出现了经济复苏和增长。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现代生活的进程的加快，让更多的人不再追逐黄金、白银，而追逐各种各样的投资、投机与花样翻新的消费。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美元顺势脱离黄金，纸币在法律上和人们的观念上终于彻底摆脱了黄金的影子。当然，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的确引起了一时的轰动和短期的恐慌。此后，黄金、白银主要被用于工业生产，如传统的炫耀性消费品生产，并被各国中央银行作为高价值、易变现、低仓储费用的金融资产。

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创造，也摆脱了高油价的打击，再次进入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同行，扣除通货膨胀后，人们的实际收入仍是增长的，而且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社会福利也在增加。

2008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遭遇世界经济大风暴时，尽管炒作黄金和黄金再度货币化的声音很大，但是国人并没有去追逐黄金，而是去追逐房产、股票、子女教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在找不到多少使用和储藏黄金的理由。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货币制度是胜任的。

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欧美各国人民也是这样平静地对待黄金的。

2016年我国黄金产量453.486吨，连续10年位居世界第一，价值12808亿元人民币。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744127亿元，黄金产值占其中的1.72%。可见黄金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微不足道，只是采掘业中的一个细分行业。

但是，现代货币潜伏着特别重大的危险性。简单地说，就是世界各国以及国际市场上，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市场越来越快地推动着货币数量快速上升，并拉高了各种资产的价格，造成贫富悬殊。信用市场纷繁复杂的各子市场和闪电式全球性海量交易，都越来越脱离经济发展的实质部门，而且不断狡猾地掠夺不具备金融知识而又急于求富的人们的积蓄。人类对于这个现象有着共同的高度警惕，世界各国都建立了自己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法律、监管机构、工作与预警系统，并通过国际合作加强警戒。但人类仍然不能确定国家货币系统能否一直比较安全地运行下去。

社会主义：从苏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20世纪初，欧洲社会大动荡与连绵不断的战争使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旧时代的皇权、贵族和新时代的资本家合力把欧洲大陆搅得烽火连连，战乱不绝。俄国底层人民进行了反战、反皇权与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压迫的斗争，在俄共（布）领导下，推翻了沙皇帝国统治，建立了工农兵联合执政的政府，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公开宣布，剥夺资产阶级、旧时代贵族地主的一切财产和权利，废除私有财产和权利，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俄共（布）领导俄国人民开始独创一条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共产主义道路。在经历了1917—1920年的内战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军事侵略干涉后，苏维埃政权对小规模经营的私人经济实行短期退让，新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得到稳定，苏维埃政权也得以有效运转，世界资本主义不再对她咬牙切齿地痛恨。

从1926年起，苏联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1928—1929年苏联工业产量年平均增长6.9%。1929年，苏联共产党终于开始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遵循高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苏联提前完成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排除了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成分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到1933年1月，55%的农户已参加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工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年均增长率达28.5%，消费品的生产年均增长率也达11.7%，比西方国家高得多。例如，即使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1925—1929年，美国的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率也只有1.4%，德国为3.1%，英国反而缩减了1.9%。苏联的就业人数从1928年的115万人增加到1932年的2290万人，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那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灰暗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辉煌强烈对比的时期。

在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全面系统的计划经济中，货币不再重要。但货币最终得以保留，有两个基本理由：第一个是无法对每个农业生产单位进行财政统一收支。农业生产具有高度分散性、季节性、非机械化性，即使已经建立的集体农庄的农业生产也是如此。农民或者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都只是自耕自食的自在之民，对社会交换系统的依赖性非常小，主要是对穿的布、吃的盐与外界有年度性的交换需求，而简单的农具与锅盆碗盏均可以多年不换。对这样海量的生产单位和相对微小的交换量显然不可能转账结算，只能现金交易。第二个理由是对城市人口的食物等日用消费品的供给制度在试验后确认成本太高，还是各家各户凭票去国营商店购买更合适。

“消灭货币”这个伟大梦想，苏联人在经过反复实践后，指向了共产主义实现之日。银行成为计划经济活动的会计中心，在苏联工商企业和财政收支系统中，很快就得以实现。但货币仍然在流通，时时刻刻滋生着资本主义。

苏联宣布废除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企业和农庄，接受党的意志和计划的人民都过着比较好的生活，国家计划渗透到了包括生活、思想、工作、学习和娱乐的各个方面。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制度创造了俄国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迅速走向军工导向的工业化、城市化和高就业率。

193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成功，苏联政府满怀自信地向西方国家的社会名流、新闻记者发出邀请，请他们到苏联进行访问并报道。凯恩斯先生携太太应邀访问他太太的祖国，目睹了这些变化，并在1936年发表了他的不朽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和他的任何书面材料里提到过苏联经济。这样做，在当时的英国，政治上是正确的。

然而，如果我们把《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由政府用廉价货币来煽动投资情绪低落的私人投资，换成政府直接控制实物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建设，不是同样可以得到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吗？斯大林的政策有没有启迪了凯恩斯的理论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立政权前就决定全面采用苏联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建立政权后在苏联专家顾问总团的指导下很快建立了国家计划经济系统。可惜的是28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后，我国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较低。

在“文化大革命”后，党中央在经过两三年的实践后，决定抛弃苏式计划经济制度，探索一条很多方面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在不完全排斥私人利益、私人财产和私人企业的情况下，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无论何种市场经济，货币和银行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79年，邓小平指示全党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并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大力引进外资。

从1978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银行系统都持续而且快节奏地大举投资国内基础建设，工业系统持续地更新升级，城市也从破败中得到重建与扩张，外国资本在抗日战争前夕撤出后再度返回，农民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和工厂，青年学者从欧美大学的各种专业带回各种知识与技术。在这40年里，商品出口大幅增长，外汇顺差逐年增加。持续的大量的外汇流入，深刻地改变了我国货币的供给模式，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发展。经过40年的努力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成为国际贸易与资本输出大国。

在此背景下，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展开叙述，重现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经济活动最高层面的主要进程，描述她的货币政策的产生及其发展与变化，以及由简至繁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