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言

歌德说过，对于撰述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是现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不仅是在叙说往昔，而且反映了作者对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及其存在问题的态度。这种情形时常出于作者的意愿，但有意而为者也屡见不鲜。不应当把过去的事件和思想“改造”得适应于现代的观点，这会导致把历史庸俗地现代化，从而抹杀了时代特点。然而能够利用历史的教训，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实，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们的福利而改造现实。

全部知识按其性质来说是历史的，人们的全部活动必然有赖于前辈的经验。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世界观，首先意味着对历史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这一思想的阐述，包含着这样一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本书所讲述的是过去思想家们的生活和著作，是两三百年前被认为新奇的思想。不过，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属于过去，他们生活与斗争的教训，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本书的任务之一即在于充分揭示过去与现在的联系，搭起一座通向现代迫切问题的桥梁。

公平地说，科学史应当是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活动于其中的是活生生的人，这些人有追求和狂热，也有胜利和谬误。政治经济学这门关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有自己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学者，他们试图洞察人类社会的有机体，研究决定着他们自身存在的那个领域。

初看起来，把小说和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是令人奇怪的。许多人习惯地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枯燥无味的东西，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它也不能是别的样子。其实不然。社会经济制度包含着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问题和难解之谜。现代人不可能不感受到经济科学问题的尖锐性以及这些问题对生活的意义，让广大读者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为此，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之一便是通俗地讲述政治经济学史。

在这门科学的起源中，有许多著名人物和杰出思想家，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的生活与命运同他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人们创造了科学，学者的传记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被包括在科学史之中。

学者的作品如同一个人的活动一样就其基本特点来说是由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决定的，蒸汽机不可能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出现，同样，劳动价值理论的产生也要求一定的历史条件。不理解学者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国家的时代特点便不能理解他们的著作和观点。

时代、人们、思想，这就是本书的内容，作者试图把这些因素有机地统一起来。

过去的经济学家和现时代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内在动力，只有通过生产过程的不断重复和更新，人类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因此，经济是所有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曾经指出下述观念的荒谬，按照这种观念，古代世界靠政治为生，中世纪则靠天主教而生存。其实，人类任何时候都是靠经济而生活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存在政治、宗教、科学和艺术，经济不发达正是产生上述错误观念的主要根源。

现在，经济已不可阻挡地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人们对于经济也试图了解得更多。因此，在旧世纪经济学家著作中去寻求现今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然而，了解他们的观点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正确地评价今天。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学者，尤其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先制定了把经济作为一种制度的学说，在这种制度中，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可以认识的规律在发生作用。他们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应违背这些规律而应以它们为依据。

威廉·配第、弗朗索瓦·魁奈和其他一些学者奠定了对经济过程进行数量分析的基础。消费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现代经济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还包含着统计科学的萌芽以及在经济研究中运用统计学的萌芽。

早在19世纪上半期，已经出现了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而在今天，没有数学方法，经济科学许多部门的发展便不可想象。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学者以及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代表者们，都分析过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是最初试图理解周期性危机（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祸害）原因的人们之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他们的追随者们都深刻地批判过资本主义，并且制定过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同时，马克思的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变革。这里包含着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它既是对前辈人观点中不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的否定，又是对他们所建树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以往世代经济思想最高成就的合法继承。

社会科学史是政治知识和人类一般文明的重要因素。青年们应当创造性地钻研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深刻而系统地掌握这一革命科学的意义，是怎样估价也不过分的。应当自觉地深思熟虑地掌握，而不是机械地背诵个别定理和公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历史联系，正确理解其前辈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的主要科学著作《资本论》有一个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的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这里专门批判地分析了所有前人的政治经济学。他的基本方法是：找出每个作者著作的科学因素，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即揭示这一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他还说明了资产阶级学者理论上的局限性和不一贯性的客观原因。这样，就在《资本论》和马克思其他著作的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过去思想家的广阔的画卷。

同其他科学一样，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得力于著名巨匠的创造，而且有赖于许多不很知名的学者的努力。古典学派在两百年间形成一个广泛的流派，在它的范围内从事著作活动的有许多作者。例如，在斯密之前，已有一整代经济学家为他的科学基础做了准备。因此，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最大学者的生活与思想的同时，本书作者试图指出较不知名但相当重要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的贡献，这就有可能更充分地反映科学发展的过程，而了解学者们生活与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科学气氛也不是不重要的。

关于马克思同早期的以及同时代人的社会思想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在马克思时代，人们对他沉默以待，不予理睬，把他看作科学上的次要人物，或者把他看作站在“西方文化传统”之外即“现代”科学之外的人物。这样对待马克思会低估他同前人尤其是同古典经济学家的联系。

但近年来更具特征的是另一条路线，即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位平庸的（或者甚至是不平庸的）黑格尔主义者和李嘉图主义者，从而抹杀他的革命学说的锋芒。熊彼得（20世纪资产阶级关于经济思想史的最大一部著作的作者）所持的立场就是这样。不过，他还承认马克思“无疑地改造了李嘉图主义的形式，而且最终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有人坚决地提出这个命题：马克思主义能够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相调和，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根源。英国工党理论家约翰·斯特拉彻在其《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就曾想“在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文化传统重新结合起来的必然过程中，走出小小的一步。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文化传统，但又远远离开了它”。这种倾向在现在有很大的政治意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学说，这就把它同别的社会思想流派区分开了。

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者们采用了马克思的个别原理，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的主流学派。他们批评这些学派抛开了社会经济分析，追求形式主义和空洞无物，同时强调对社会收入分配问题进行阶级分析是富有成效的，正如马克思高度评价李嘉图一样。

马克思主义同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和进步传统有密切的联系。然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其革命的实践性与这些传统相区别；另一方面，当“左”的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贬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和科学的方面时，又常常同他们轻视马克思的前驱者的理论有关，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给马克思及其前驱者统统涂上了黑色。

“左倾”的“反文化”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思想对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任何方面和因素都持否定态度。企图在空地和“废墟”上建设新的反资产阶级文化的想法是危险和毫无意义的。新文化对旧东西的否定不是通过笼而统之的破坏，而是将其分解并吸收其中进步的因素。鲁缅采夫院士说得好：“对于走上科学道路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不仅要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思想。大家都熟悉列宁在共青团三大演说中说过的话，即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掌握人类文化的全部财富。同样，大家也懂得，否认这个原则便要导致对最伟大人类宝库的宗教徒般狂热地践踏。”

在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论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赞扬，并且时常把这种赞扬同关于经济规律和过程的表面化的概念联系起来。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损害工人运动，反对使其脱离革命任务的思想和行为。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到，完整地批判的任务在于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中分离出科学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和客观的认识。他们特别强调了资产阶级学者所做的具体经济研究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同那种对待资产阶级学者著作的所有方面不加区别一概排斥的虚无主义态度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分析了某些理论的特点，解释了它们的社会根源和意义，把不同的理论加以对照，并且为了阐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对它们批判地加以利用。

三百年

本书是对17世纪初到19世纪40年代经济思想史的通俗的普及的解说，个别地方所涉及的时间更早一些。当然，这本书同教科书相比，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有所不同，某些时代和学者谈得较多，另一些则谈得较少。删去了不少东西以便使篇幅保持在适当范围并且也避免过于简略。

作者希望本书能够符合苏联读者的要求和兴趣。西方出版了很多从现代资产阶级科学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观点向比较广泛的读者群进行解说的著作。美国人赫尔布罗纳的The Wordly Philosophers是取得了相当大成功的一部，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外文，这个有趣的书名可以译成《世俗哲学家》。书中有一章是对马克思生平活动的很有意思的概述，作者在这里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认为它仍是“当时所做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研究中最严肃认真的最富有远见的分析。这一分析不是摇头晃脑地对利润的非正义性作道德上的责难……虽说他满腔热情，这却是一个冷静的评价，正因为这样，马克思的分析所得出的令人不愉快的结论应当得到十分冷静地对待”。

世俗哲学家！确实，经济科学即使是其最抽象的部分也是同它的根基——物质生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创造这门科学的人们是从自己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汲取资料和问题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形成于17～18世纪，那是资本的“英雄”时代，当时资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是进步、革新和勇气的化身。这个时代要求并且产生了大批思想家，在各个知识领域都是如此，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它的创立者和古典学者们是一些具有天才和鲜明个性的人物，叙说他们的生活、斗争和著作是引人入胜的。

请想象一下，把三百年间的经济学家集中在一起，该是一幅多么奇妙的图画，这些人又是多么的不同啊！大多数是英国人，法国人也不少。直到19世纪，政治经济学才被普遍认为是英国的科学，英国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是在17世纪初以法文出现的，经济科学从英、法输出到其他国家。同时，在意大利、德意志、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都有自己富于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中美国人很少，不过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国务活动家和争取祖国摆脱英国统治而实现独立的战士、贤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第一批经济学家，按马克思的说法，多半是“实业家和政治家”，经济、商业和国家管理的实际需要促使他们去考虑经济问题。

我们会看到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会看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从事花边、粗布和简单服装交易的商人中，卷着长发的英雄。他们是国王的谋士——孟克列钦、托马斯·曼等人。

另外，在许多戴假发、穿着大袖口长衣的人中间，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配第、布阿吉尔贝尔以及亚当·斯密等其他先驱者。他们绝不是专门从事政治经济学的，这门专业在当时连影子都没有。配第是一位医生和到处碰壁的政治家，布阿吉尔贝尔是法官，洛克是知名哲学家，康替龙是银行家。他们的作品常常被冠以呈献于国王或政府的标题，但是他们是为了教育民众而开始写作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最早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新科学的理论问题。配第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不仅由于他是一位天才的思想家，而且由于他具有极为鲜明与独特的个性。

那位游荡不定的名人约翰·罗是一位大空想家和冒险家、纸币“发明家”、通货膨胀的最早理论家和实践者。罗的影响和失败，是18世纪初法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

戴假发（就像我们从莫里哀和斯威福特有名的画像上看到的那样）被两鬓染霜的短卷发所代替，这便是18世纪中期法国的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启蒙学派的朋友。它的公认领袖弗朗索瓦·魁奈既是一位职业医生，又是一位有天赋的经济学家。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雅克·杜尔阁是法国革命前最富有远见的进步的国务活动家之一。

说到亚当·斯密……

在他一生中，外部事件和内心精神生活的巨大冲动并不多。他的声望遍及全世界，俄国也在其内。普希金在《叶甫根尼·奥涅金》中描写20世纪20年代上流社会的青年人时，曾这样写道：

读过亚当·斯密的著作，

就成了造诣高深的经济学者，

就能够懂得：

国家怎样富强，

如何生存，

以及为什么：

一旦有了普通的产品，

就连黄金也用不着。

斯密的后继者多得不可胜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从事政治经济学也就意味着是斯密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已在大学里讲授，成为特权阶级青年人教育的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这位伟大苏格兰人的学说被一点一点地加以“修补”（这个词不仅可以来自“正确的”意义，而且可以来自政治意义上的“公正的”意义），干这种事的人有法国的萨伊、英国的马尔萨斯。

但是，在舞台上出现了富有的股票经纪人和天才的自修学者大卫·李嘉图。当时正值拿破仑时代，李嘉图已经不戴假发，长礼服代替了旧式长衫。他的学说完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他生前，古典派学说（指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已经受到了非难。

李嘉图的后继者们形成了不同的阵营。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试图把李嘉图的学说转向反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在李嘉图主义残余的基础上，某种程度上，在同李嘉图主义的争论之中，发展了直接以捍卫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不过，这门科学仍在延续，并且有了正面的发展。在19世纪30～40年代的天才人物中，可以指出的有英国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法国人安·古尔诺。在这十年中经济科学的许多具体领域有了迅速发展。

古典经济学者表述了资产阶级的最先进部分的思想，它势必同封建地主贵族发生冲突。这些人在英国有牢固的地盘，在法国一直统治到18世纪革命之前，古典学者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国家政权和官方教会发生了冲突。的确，在资本主义秩序下这些人所能接受和赞助的远非全部。因此，在许多经济学家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抗议、反抗和斗争。甚至小心谨慎的斯密也遭到了反动分子的攻击。在马克思主义时代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人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国民的和个人的勇气。

本书没有论及俄国经济科学的奠基者，这倒不是因为俄国没有勇敢而富于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只需引证一下这些人或他们的著作就可以很说明这一点了：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著名学者和著作家伊万·波索柯夫，A. H．拉季舍夫的社会经济著作，Н. И．屠格涅夫，Л. И．别斯捷尔以及М. Ф．奥尔洛夫等十二月党人的著作。

然而，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俄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根本的社会问题是农奴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还只有一些萌芽，由此造成了俄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一些特点。许多重要原因的存在使俄国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中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克思是同时代人，也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进行过天才的独到的分析。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传入俄国土地并且很快扎下了根。俄文是《资本论》译成外语的第一种语言。基辅的学者吉别尔是较早分析马克思理论与斯密、李嘉图学说之间关系的人之一。

作者写本书时试图遵循科普工作者的一个早已有之的座右铭：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将科学性与趣味性结合起来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在政治经济学中或许显得更难。

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提供关于经济科学发展的比较完整的概念。作者还希望本书能使读者感兴趣，同时又要求读者有“骆驼般的坚忍和圣徒般的耐心”；否则，按美国经济学家赫尔布罗纳的说法，便不能克服政治经济学中一些严重的困难，因此有必要事先敬请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付出一定的努力。

本书是写给对政治经济学及其历史、对社会思想发展有兴趣的广大读者的。它是经济思想史的一个导引，希望深化自己知识的读者应当阅读专门的科学文献。

这是本书第三版。序言和第十五章《萨伊学派和古尔诺的贡献》做了较大修改。行文也有一些删节和小的改动。

第一版（1971年）和第二版（1975年）已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翻译出版。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了英、法、日和芬兰文版本。出版物上出现了不少对这些版本的评论。作者和编者也收到了苏联国内外不少读者的来信，他们提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对帮助作者，提供了宝贵批评、建议和意见的人们，谨致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