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者

万事开头难。在评价17世纪思想家的成就时，我们应当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伟大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托马斯·霍布斯也才刚刚制定了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新研究方法，刚刚把阐明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性作为科学的基本任务。在经济思想上，要克服数世纪相传的宗教——道德原则。以往主要的问题是根据圣经的文字和精神说明经济生活应当如何，而现在则是实际上如何以及为了“国民财富”的利益应当怎样做。

尽管伟大的地理大发现和贸易的扩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但是人们对世界的事情仍然知之甚少。所谈论的是海外的奇异国家！甚至对英国地理和经济情况的记述也是很不充分和错误百出的。经济思想的开拓者们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时极为缺乏事实的汇总，也几乎没有任何的统计材料。但是，生活是最有权威的，它迫使人们对实际情况提出新的观点，促使人类在新的领域进行探索。在从托马斯·曼到亚当·斯密的100年间，英国问世的经济著作数量迅速增加。重商主义不是英国所特有的现象。积累货币、保护关税和国家对经济的法规等项政策在15～18世纪遍及欧洲各国——从葡萄牙到莫斯科。在17世纪下半期的法国，能干的大臣柯尔倍尔大力推行过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理论则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们成功地制定过。如果说在英国几乎每一部解释重商主义的著作的书名都有“贸易”一词的话，那么在意大利这个词就是“货币”或“钱”：对分散的意大利来说，货币问题以及货币在各个小国之间的交换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德意志，重商主义（以所谓官房学形式出现）直至19世纪初都是官方的经济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在制定重商主义思想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这是由于英国经济发展较快，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马克思对重商主义所做的深刻分析正是依据英国作者的著作进行的。

亚当·斯密把重商主义观点看作一种偏见，这种看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者那里更加强了。马克思在反驳这种看法时指出：“不应当像后来的庸俗自由贸易论者那样，把这些重商主义者说得那么愚蠢。”重商主义在当时就是科学的重要成就。这些经济思想开拓者中的最杰出者，同17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是并驾齐驱的。

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政策具有各国的特点是不足为奇的。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只有在国家的范围内才有可能，而且它多半还要依靠国家政权，后者影响资本积累，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重商主义者的看法反映了经济发展真实的规律性和要求。

为什么“财富”（即被创造、被消费和被积累起来的大量物品——使用价值）在一个国家比在另一个国家增加得快呢？为了使财富增加得更快，企业特别是国家，能够而且必须做些什么呢？不难看出，正是政治经济学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从而证明政治经济学是科学。重商主义者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试图寻求和探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他们最早提出了作为经济科学最重要问题的“合理经济”的任务。他们的许多经验性结论和建议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结论和建议是科学的。

重商主义者在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内在机制上迈出了第一步，他们的认识还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因为他们在流通领域寻求经济之谜的答案。他们把生产（按照一位批评者的说法）仅仅看作是一个“必要环节”，看作是保证使货币流入国内（准确地说流到商业资本家手中）的一种手段。然而，事实上整个社会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流通相对于它来说是第二位的。

重商主义者的观念是有缘由的。商业资本在当时是一般资本占压倒优势的形式，生产多半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方式上，但流通领域特别是对外贸易已经掌握了巨额资本（按当时资本规模来说）。因此，诸如东印度公司和非洲公司等的活动，在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处于经济争论的中心就不是偶然的了。

实际上，重商主义者是透过商业资本利益的棱镜来看待“国民财富”本身的。因此，他们对交换价值这样的重要经济范畴不可能一无所知。他们作为理论家所关心的正是交换价值，因为更鲜明地体现交换价值的不是货币，不是黄金，还会是什么呢？然而，甚至亚里士多德最初提出的关于不同物品和不同形式的劳动在交换中均等的思想对他们也是格格不入的。相反，他们假定交换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不等价的（这种观点有其历史的根据：他们所考察的首先是对外贸易的交换，而这种交换往往是赤裸裸不等价的，特别是与落后民族和“野蛮”民族交换时）。一般来说，重商主义者没有发展在亚里士多德和一些中世纪学者那里已有萌芽的劳动价值论。

在重商主义者那里，剩余价值（它实际上是被资本家占有的雇佣工人无偿劳动的果实）是以商业利润的形式出现的。资本的增长和积累使它好像不是剥削劳动的结果，而是交换（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产物。

不过，这些谬误和错觉并不排斥如下一点：重商主义者从正确角度观察了许多问题，例如，如何把大部分居民吸引到资本主义生产中来，这是他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样做（在支付最低限度工资的同时）能够增加利润量和增进资本积累。重商主义者对弹性货币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赋予很大意义。晚期重商主义在其经济纲领中寄希望于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同时，也越来越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分和多余的干预。这一点在英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英国重商主义所代表的是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和有经验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只要求国家一般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托马斯·曼强烈反对硬性控制贵金属出口。他写道，正像农民需要种子和土地，以便日后获得收成一样，商人也必须把货币携往国外，购买外国商品，以便日后出卖更多的商品，并以增加的货币为国谋利。

无论是在经济理论上还是在经济政策倾向上，重商主义都不是那么单纯的。它们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与封建主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就这一点来说，重商主义在当时是进步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但是，封建专制国家和贵族在反对新兴的、进步的和自由力量的斗争中，也利用了重商主义的方法，部分地利用了重商主义的理论。路易十四和柯尔倍尔扶植工场手工业不仅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而且是为了巩固王权，保障皇族挥霍的开支。德国的重商主义者是专制政府的忠实奴仆，它教导人民要绝对服从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