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利率会有哪些影响

假定货币政策使用的不是最优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名义利率为大于零的某个正值，这就意味着现金保管者不仅不能收取保管费用，还要支付一部分利息费用。假定现金保管费与利息费由政府支付，事实上我们也通常将货币政策利率与国债利率视为无风险利率，由于政府本身不是生产部门，承担保管费用与利息费用支出的资金只能向民众征收，而不承担风险的现金储存者不仅不承担保管费用，还要从经济活动中获取一部分利润，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收入再分配。无风险名义利率越高，这种不平等分配越严重。

除了过高的货币操作利率、过度的财政筹资利率等导致的正的无风险名义利率之外，政府对某些风险债权的隐性担保也类似于提高无风险利率。这样，不承担风险的被担保者却能获取高额利息。因此，隐性担保同样将造成不平等的收入再分配，由于政府本身不是生产部门，隐性担保支出的资金只能向民众征收，这种扰乱公平的市场秩序的行为会导致投机倾向的上升、生产倾向的下降，试图不劳而获者能够获得不应有的报酬，而劳动者承担不应承担的损失。

假定风险水平与风险溢价不变，无风险名义利率的提高必然导致风险名义利率的提高，此时，不承担风险、不提供劳动的人都能取得利润，所以承担风险的资金提供者会要求取得更高的利润，这将会大大恶化企业和劳动者的生存环境，降低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此外，抽走的利润越多，能用于生产的资金越少，生产因此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形成过少的货物。过少的货物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只有降低实际利率才能使生产者的成本得到弥补。

事实上，生产者承担的成本必然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否则生产就无法持续进行下去。至于生产者是否有向消费者转嫁的能力，这就不必抱怀疑态度了，因为没有转嫁能力的生产者会因承担不起高成本要么被淘汰了、要么停产或减产了，直至产品减少到剩余生产者有转嫁能力为止。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指出：“除某些独占商品因稀缺性而导致的价格变化，最终决定商品价格的是生产成本，而不像人们常说的商品价格最终是由供需比例来决定的。诚然，如果商品的供给未按需求的多少而增减，那么供求比例可以暂时影响商品的市场价格，但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生产成本决定了商品所能跌落的最低价格，任何低于这一价格的价格片刻都不能维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或者完全停止，或者减少。”假定我们在经济活动中使用的不是最优利率，无风险名义利率为大于零的某个正值，资金使用者不得不承担高于最优利率的资金成本，倘若生产者无力承担过高的成本，必然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向消费者转嫁。因此，倘若经济活动中没有足够的利润可供不承担风险的资金储存者抽取，高名义利率必然以高通货膨胀的形式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以此降低实际利率使生产者过高的资金成本得到弥补。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如此，常年处于高无风险名义利率的俄罗斯，无风险实际利率长期为负。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当公债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我确信，它很少能得到公平公正地完全偿还。国家收入上的负担，如果说曾经有过解除，也总是通过破产解除的，有时是通过坦白承认的破产，但通常是通过实际上的破产，尽管多是虚假的还款。提高货币名义价值，是公债假借偿还之名，行破产之实最常用的伎俩。……无论古今，所有的国家当别无他路时，往往会采取这一欺瞒下策。……我确信，所有国家铸币的价值都通过这种方法逐渐减到越来越低于其原来价值，同一名义金额所含的银都通过这种方法逐渐减到比原来的含银量越来越少。”显然，当一国的利润率承担不起其过高的名义利息率时，高通货膨胀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即使无风险名义利率达到了最优，非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依然会使市场风险利率无法达到最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一国法律上的缺陷，有时会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其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出借人收回借款的不确定性，就使他索取破产者在借款时通常需要出的那么高的利息。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够补偿投资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之外，还须有剩余。只有这一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普通所谓总利润，除了包括这种剩余以外，还包含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只与纯利润成比例。出借资金，即使相当谨慎，亦有受意外损失的可能。所以，最低的普通利息率，和最低的普通利润率一样，除了补偿贷借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外，还须有剩余。”倘若公平正义得不到维护，资金出借者无法判断借款人归还借款的诚信程度，这会使得具有良好信用的人不得不支付与违背信用的人同等的高风险溢价，这同样会导致生产的减少与通货膨胀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