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造方式：修身与革命

儒家文化讲究修身，对社会的改造比较柔和。孔子生前的政治理想及抱负难以实现，但是在去世之后他的社会地位却得到不断尊崇与抬升，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孔子列入“世家”，至元代孔子被追封“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作为一介平民，被历朝历代尊奉为“圣人”，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文化符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

儒家文化在个人修养方面，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通过改造自己、完善自身的人格与修养，顺应天地，适应社会。除去对自身严格要求之外，儒家文化对于他人则强调恕道，宽仁待人，恰如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而在社会理想方面，儒家追求“天下有道”“天下为公”，建立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无论是个人修养目标还是社会发展目标，儒家文化都建立在个人道德教化并积极践行的基础之上。因此，儒家对个人乃至社会的改造是把外部引导内化为个体的主动行为，从而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即使是被改造的对象也很难反对，所以对社会的冲击力较小。

因此，在封建社会，儒家学说的传播与教化是由统治阶级自上而下推动的，统治阶级动用国家力量推动儒家学说成为正统学说。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由此确立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地位。唐太宗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慎所好》）。自隋唐至清末，统治者通过科举取士制度，把天下士子拢入统治体系，构筑统治秩序坚实矗立的根基。“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与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和主体，主要是因为具有科举制的制度化支撑。”儒家文化在中国传承数千年，长盛不衰，深入人心，的确是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推动分不开的。儒家学说得到官方推崇，最后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信仰，成为中华文化永续不绝的根本。

马克思主义追求革命，对社会的改造十分激烈。马克思主义注重改造世界、变革社会以满足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革命的学说，对社会的改造是自下而上发动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质：其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学说。其二，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毫不掩饰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与阶级立场，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为真切的表述。”其三，马克思主义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仅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站在劳动大众乃至全人类的立场上洞悉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学说。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性特征做出了一系列的合理构想，包括公有制、按劳分配、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等。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具备上述三个鲜明特质，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社会的改造总体上是以阶级对抗、暴力斗争、政权更替的社会变革方式进行的，这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象主要是社会平民，即社会底层民众。马克思主义得到下层阶级推崇，通过理论武装社会下层民众，发动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推动社会制度的更替。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旧统治秩序，由此触发激烈的阶级对抗，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因而对社会的冲击力很大，但却会实现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所必需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