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1.1.1 研究背景

在中国乡村，非农就业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积累和工作机会正变得愈发重要，为了提高家庭总收入，在过去的30多年里，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动进入城市打工。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进程其实早在600多年前的明朝初期就已经开始，根据黄宗智教授的研究，人口增长与土地局限的矛盾在商品经济兴起后开始凸显。工业生产转移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既满足了工业生产的人力需求，也缓解了农村的经济压力，因而这一进程在几百年间几乎从未间断。在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与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双重影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增加，进入城市的农民人数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较多的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新发布的《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4亿人，同比增长1.9%。这个庞大的群体用自己的低工资、低福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他们有的靠时机，有的靠运气，有的靠勤奋工作、积极进取，一部分外来流动务工者凭借自己的努力已经在经济收入方面攀升到社会中上层；一部分劳动者则通过培训或自学，在居住地学得了一技之长，离开了低收入的蓝领岗位，成为白领，如文员、技术员、销售员、经理等。

但这些幸运儿毕竟是少数，由于大部分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大多从事体力消耗大、技能简单重复的工种，普遍面临着收入低、技能提升空间有限、工作体力依赖度高的问题，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性较低。现有的调查表明，年轻人在工厂中所感受到的单调、茫然乃至绝望最为致命。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必须通过适当的途径加以教育和引导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当数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身份为农民的新工人业已成为中国市民社会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缺乏回到家乡务农的勇气，把发展希望都寄托在城市与自身的发展之上。他们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种贡献并未得到城市居民的广泛认同，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国家对此问题已有一定的关注和重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表示：“新型城市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现在大约有2.6亿的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意愿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2015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特别提及了对文化弱势群体如农民工的侧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7年全国两会，政府提出户籍改革的思路，给3亿外来打工人员真正进入城市带来了希望，也使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文化的任务变得更为迫切。

作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农民进城务工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近3亿人的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实现则需要进城务工人员真正融入城市文化，融入城市社会。中央的政策体现出对增强农民工归属感的重视，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本积累。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较为强烈的发展需求，这也使得帮助他们融入城市文化的项目开展有了可能。但经验表明，不管是老一代打工者还是新生代打工者，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度和融入度都不太高，而社会融入的实现需要在受众对所在社会文化产生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此笔者认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引导应从城市文化融入开始。这就需要以提升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水平、文化素质、媒介素养为目的，在优化现有城市文化融入教育资源，提升现有城市文化融入项目的效率等方面加以努力。互联网的普及使新工人有新的可能来融入城市社会，但对城市文化的融入也许是他们能够与城市社会产生真切联系的必要条件。

1.1.2 基本概念

1.1.2.1 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及特征

国务院在2010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1980年以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按这个标准界定，目前研究的对象应在37岁以下；为表达的方便，在下文中更多地使用“新工人”加以指代。相对于老一辈，这个年轻的群体有着更为强烈的留城冲动，有融入城市文化的需求和可能。

（1）进入城市的年龄降低

人类群体的构成可以有多种划分方法，如果仅仅以年龄段划分，如“70后”“00后”，则可以跨越生活方式、职业、性别甚至智商的差异而构成一个巨大的群体，包容力惊人。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定义时，笔者关注的重点也是他们的年龄段，以“80后”“90后”作为划分的基本标准。新一代流动人口平均20岁离家务工，90年代出生的人群的这一年龄则提前到了16岁左右（即完成基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其中绝大多数人初中毕业，因此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其父辈已有一定提高。他们是第一代生于农村的非农业人口，绝大多数人没有务农经历，基本不懂农业生产；部分人自小跟父母居住在城市，与农村和土地的联系已非常疏远。这些年轻人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务工，人口流动的数据显示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郊区，并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这个群体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好好地生活下去，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个愿望实现的难度较大。

（2）对工作的要求增加

新生代工人的劳动流动性更强，不愿意忍受艰苦的工作条件，由于生活压力较小经常随意跳槽，一份工作很难坚持两年以上。有的工人跳槽仅仅是因为不喜欢某个主管，常常是拿到工资就走人，有的工厂为了保证稳定的工人总量，会采取扣发部分工资的方法。农民工就业呈“短工化”趋势，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1.75年内更换了工作。年轻人对工资要求较高，他们关注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也对劳动时长有所计较，更加关注自己的发展前途；他们要求得到社会保障、要求同等地分享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2011年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次择业时重点关注薪酬的比例为45.9%，而认为在今后择业时仍会重点关注薪酬的比例则下降至32.7%，另外，分别有31.7%、12.9%和12.1%的新生代农民工把发展潜力、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作为择业的新标准。但由于缺乏有竞争力的技能，他们一直处于低水平流动状态，生活水平较低。他们有较为强烈的改善生活现状的冲动，但苦于没有适当的途径，有融入城市文化的需求但难以实现。

（3）对新技术的接受度高

这些年轻人更愿意被称作“打工者”而不是“农民工”，在知识信息需求方面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直接影响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信息来源并不是官方使用频率较高的报纸和电视，而是与互联网的连接。这不仅表现在该群体对中低端信息传播载体（廉价手机）的消费上，更表现在他们对互联网的积极消费上。这个群体的手机拥有率和使用率极高，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也较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更为城市化，与城市年轻人一样爱玩手机爱上网。

1.1.2.2 城市文化融入的界定及要素

对本书使用的“城市文化融入”概念，笔者根据研究需要，把新工人的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社会融入三个层次。在现阶段，经济融入已经基本实现，强调通过文化融入帮助新工人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融入，让新工人群体打破区隔，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这种划分对本书主题的研究是适用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大多从事体力劳动，自身综合素质较差。如果以受教育程度衡量农业转移人口，其综合文化素质仅为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43.13%；当他们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居民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冲突和问题较多，这使得帮助这个群体实现文化融入具有了必要性。

对“社会融入”概念的定义目前并不统一，笔者较为认同的是吉登斯的定义。他认为“融入”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还意味着机会以及社会成员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英国新工党强调了媒介在促进社会融入中发挥的作用，这也为本书提出的互联网介入文化融入进程提供了借鉴。消除社会排斥的办法很多，其中发挥媒介的作用是一个可行的出路。根据布尔迪厄的资本类型理论，个人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个人资本拥有量的变化将对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对其社会融入程度也会造成影响。在各类资本中最容易通过引导产生变化的是文化资本。哈贝马斯将知识分为三种知识和趣向：科学知识与其技术趣向；生活知识与其实践趣向；人类整体知识与其解放趣向。能够借助媒介的力量对年轻工人施加普遍影响的大致以第二种知识为主，因此本书侧重以增强常识性知识为目标的城市文化融入，包括强化身份认同、提升文化素质和优化媒介素养三方面。

这三个文化融入侧重点划分的思路在于：第一，新工人要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楚的认知，对城市社会产生认同，才有融入的动机，城市文化融入才有开始的必要和理由；第二，在新工人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自身文化素质的高低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其的接纳度，此时提升文化素质的必要性得以显现；第三，由于新工人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往往需要借助媒介信息作为参照物来得以实现，具备基本的媒介素养有助于工人正确地解读媒介信息，对自己的处境形成较为清晰的认知。此外，提升文化素质的许多资源都经过特定媒介进行传递，新工人具备接触、了解和使用媒介的能力后，更有可能从各类媒介中主动获取对自己有用的教育信息，促成文化素质水平的提升。反过来，文化素质水平的高低又会影响受众获取媒介信息的能力。简而言之，身份认同是城市文化融入的起点，是文化素质提升得以进行的前提；文化素质的提升是城市文化融入的主要内容；优化媒介素养是保证身份认同和文化素质提升得以顺利实现的条件，三者互相影响，密切相关。

（1）强化身份认同

身份包括制度性身份，基于交往的社会性身份和自我感知性身份。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就相应地包括对户籍身份的认同，对社交身份的认同和自我感知的身份认同。很多新工人长期生活在城市，自我感知的身份是城里人，但户籍身份却是农民，这使他们在与人交往时很难确认自己的社交身份。对城里人来说，他们是外来者，是农民；对家乡的亲人而言，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不属于乡村，是城里人。双重边缘化的现状使他们弄不清自己的归属，身份认知出现混乱。新媒介环境的出现使这种身份认同更加复杂化，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在互联网的虚拟社交中打造新的身份使自我认知出现了异化，不能准确地对自己进行定位，这使得城市文化融入的阻力倍增。通过强化身份认同，让新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城市的建设者，是连接城乡的桥梁，对家乡和城市都很重要，应该也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获取和使用各种资源和服务。

（2）提升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是指人们所接受的人文社科类的知识，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通过个体的语言或文字的表达体现出来、反映个人的综合气质或整体素质。为了满足新工人融入城市文化的需求，新工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主要关注职业道德、文化修养、人文常识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工人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文化融入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必要根据受众实际水平进行适当调整，以满足工人的实际需求。

（3）优化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发端于英国，主要指公众接触、解读和使用媒介及媒介信息时所表现出的素质与修养，现在流行的新媒介素养概念即从中引发而来。媒介素养包括五个层次：了解媒介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理解大众传播的过程；分析和讨论媒介信息的策略发展；知晓媒介内容是对我们当代社会和自身的洞察文本；对媒介内容的欣赏、理解、强化的培养过程。这五个层次体现出了媒介素养的多面性，包括受众对媒介信息的心理过滤和思考过程；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感知；受众从审美视角享受、理解与欣赏媒介内容的能力；受众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来推断媒介深层价值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相应地包括获取、分析、评估并沟通信息的能力，它是面向大众的一种通识教育，着重培养受众接触、利用和分析媒介的基本素质，它着力于研究媒介、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优化新工人的媒介素养主要是帮助他们接触、了解和使用媒介。第一，工人能够主动实现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多种媒介的接触，接触的媒介类别越多，信息获取来源越多，就越有可能清楚地了解社会的现状；第二，能够正确理解媒介传递的信息，特别是对互联网传递的信息能够有所鉴别地接收，不偏听偏信；第三，在对媒介有了足够的了解后，有可能借助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需求和诉求。

任何融入进程的实现都涉及三个基本的主体，城市文化融入也不例外。实现城市文化融入的主体主要包括：

一是文化融入进程的调控者。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进程中，政府是主要的调控者，通过发布政策和提供资金等方式对此进行宏观调控。

二是文化融入的协助者。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进程中，媒体、社区、企业、社区大学和公立图书馆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应该发挥各自所长，为新工人城市文化融入的实现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帮助工人强化身份认同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工人的媒介素养来更好地提升工人的文化素质，最终实现社会融入。

三是文化融入的受益者。这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通过正确的身份认同教育树立信心，能够更好地明确自己的生活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积极融入城市生活。通过提升文化素质，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收入；而通过优化媒介素养，有可能正确认识互联网环境中的新鲜事物，避免错误的认知。

1.1.2.3 互联网的基本界定及特点

（1）互联网

互联网是依托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等，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网络，向用户提供信息（数据）服务，发挥传播功能，并使传播者与受众互动的媒介的总和。总的来说，互联网的特征表现为数字化、网络化和互动化，这些特征与城市文化融入的结合使数字化传播和移动学习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和基础。

（2）互联网的特点

第一，跨地域传播。互联网实现了人们对“地球村”的想象。由于互联网具备跨地域传播的强大力量，它的存在使得各种传统媒介在形式、时间、消费特征等各方面的差异不复存在，而这些差异原本是它们区分市场、求得生存的自身特色。例如网络报纸在大幅减少成本的同时，还可能造就更多的读者群，使得报纸能够被那些很少甚至从来不购买纸版报纸的人所阅读；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报纸就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挖掘其潜在的读者。此外一些特别关注世界中心城市的读者对重要新闻事件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危地马拉的读者可以与美国读者同步在网络上读到实时的《纽约时报》，这在过去完全无法想象。

第二，多元化传播。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的力量更多地存在于其形式，即信息的呈现方式对它的接收效果的影响至关重要，有时甚至优于它所呈现的内容。杜威认为：“形式是语境的、偶然的、注重过程的、植根于符号的，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调批判的现实主义和自我修正。”互联网环境下媒介传播形式更为多元化，在其他媒介环境中行之有效的传播形式被广泛借用。例如，在节目制作中被广泛应用的重点内容部分重复的策略变成了网络中的流行语——“重要的话讲三遍”；使用可理解的语言在网络中甚至被异化为一些表情符号。各个媒体都着力打造自己的明星主持人，视频类自媒体也通过启用熟悉的主持人与受众互动；著名的网络脱口秀《罗辑思维》以主持人罗振宇的形象打造为卖点，通过每日的微信语音信息来吸引受众关注，通过线下的实体图书发行来增强其影响力。

第三，非主流特色。主流是指文化领域内实际存在的居支配地位的态度、信仰、价值观，经常观看电视会减少和消除观众在判断方法上的差异或者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行为差异，即经常观看电视会使不同社会阶层观众的差异消失（这些差异通常与他们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有关）。在传统媒介一枝独秀的时代里，大众传媒作为精英阶层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掌握着丰富的信息来源，同时也因其学识和理性担负起了舆论瞭望者的角色，然而互联网却使其影响力削弱。在一个人人可以发布新闻的时代，大众传媒不再神秘莫测；互联网环境中多种声音的并存使主流话语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例如在社交应用中，传统媒介和普通个人使用着同样的平台，有可能就同一主题发出不同的声音。一位明星的影响力有可能相当于一家中型电视台的影响力，而大量名人、网络红人的存在使得受众的注意力变得分散，很难形成一种统一的主流的意见。

1.1.3 研究问题

本书提出了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的作用研究这个主题，对本书内容做以下基本书假设：

第一，在互联网环境下，新工人融入城市文化进程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强化身份认同、提升文化素质和优化媒介素养，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影响。如新工人出现身份认同混乱的问题，互联网带来的低俗文化对新工人的负面影响问题以及新工人对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过度使用和依赖等问题。

第二，现有的传统城市文化融入资源，如融入教育读本、政府的培训资源等，都有可能在互联网环境下以新的形式发挥作用，但是需要在筛选的基础上进行转换和使用。

第三，互联网环境有实现信息传播的潜力，但现有媒介环境对农民工的重视程度较低，数字资源出现了不均衡分布，“知沟”向“数字鸿沟”演变的情况正在出现。通过提供优质数字资源有可能对现状加以改变。社交应用因为符合新工人碎片化使用的特征，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新工人融入城市文化的动力不能完全取决于个体自觉，政府政策的鼓励，社区活动的配合，相关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努力都是文化融入得以实现的影响因素。

1.1.4 理论支撑

1.1.4.1 满足理论

卡茨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是从受众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来考察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本书主要借助调研数据来观察互联网给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进程带来的变化以及互联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一群体的变化了的需求。

1.1.4.2 创新扩散理论

罗杰斯认为创新扩散是指一种基本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观感受到的关于某个新主意的信息被传播；通过一个社会构建过程，某项创新的意义逐渐显现。基于此理论，本书在分析新工人对社交应用的使用的设计相对超前，开发了目前新工人使用不算太多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实用信息的传播，想借此验证创新扩散理论在新工人社交应用表现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