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中国大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文化融入现状

发展中国家必须推行一种旨在使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获取知识与劳动技能、现代公民意识与创业能力的教育。作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农民工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农民工进城务工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近3亿人的城市化，但就目前状况而言，农民工群体数量大、综合素质低已成为社会刻板印象。有一技之长是保证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专业技能教育亟须加强，大众传媒在此方面本应有更大的作为。例如农民工原有的依靠亲朋好友和老乡介绍工作的传统就业信息渠道有相当大的局限，而很多工人又难以抓住官方提供的合适的工作机会，这种现象实际上就反映出了就业供求信息的不对称。这表现为就业信息发布渠道不对口，各地现行解决就业难的主要对策依然以举行传统的招聘会为主，相关信息发布及政府就业政策的宣传则多通过报纸和电视。由于工人生活在工地的居多，这些媒介都不是目标受众主要接触的媒介，因而效果有限。这造成了失业与缺工的现象同时存在，如城市家政、保安、远洋渔业等行业的用工满足率还不到20%。事实上，这些岗位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工人所缺乏的只是有效的信息获取路径而已。

3.3.1 传媒功能发挥有限

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都已成为大众传媒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必须实现媒介的基本功能，如协调社会关系、环境监视、文化传递、娱乐和发展经济等。通过对优秀文化的传递，媒介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广大受众的教育，这常常被理解为媒介的教化功能。但从现有项目来看，媒介的教化功能发挥得极为有限。教化是指人类文化和文明成果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的引导和规范是基于某种统一的、系统化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系所产生的规则和标准，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动因。

新技术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传播渠道的增多，人们开始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介接收内容与服务；随之而来的是传播内容的形式增多，图片、文字、声音、影像融为一体。这两个变化都给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人们会基于不同目的而接触同样的媒介，但接触本身并不代表真正的使用，对媒介的使用应体现在对媒介资源的主动获取和应用于自身的发展。如果人不能通过使用掌控媒介，反过来便会成为媒介的消费对象。年轻人使用新媒介来实现自己的多重需求，不仅为了学习，也是为了交流、获取信息和娱乐消遣。这本身无可厚非，这种使用逻辑也是世界公认的网络基本功能排序。娱乐具备逃避现实的功能，让受众得以将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抛在一边，转而去体验娱乐节目带来的梦幻般的快乐。库尔斯奥模型提及信息的获取包括6个步骤，即开始、选择、探查、形成、收集、结束。无论是哪个步骤，其实都与主题和任务相关。只有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人们才具备学习的冲动。事实上，农民工也会积极寻找能够满足其需求的媒介来获取新的知识并与社会互动，但由于与其发展相关的教育资源供给不够充分，这就使得年轻工人主要使用新媒介来满足娱乐需求，在娱乐的同时被新媒介消费，并未能真正实现对新媒介的使用。

工人生活状况的变化也会对其媒介使用产生影响，如工作过于劳累需要消遣、工作悠闲时才会考虑个人发展。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工人的自我评价会限制并影响其对媒介的选择和接触，工人大量使用QQ作为社交软件说明现实生活中社交的缺乏，但同时也说明他（她）认为其他的社交软件如微信、微博与其生活无关，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如果某种媒介在传递信息时完全忽略了某一特定群体，它的教化功能是难以全面实现的。工人对互联网的依赖很大程度上与其互动性有关，因其解决了精神孤独的问题。受众对传媒的依赖性越强，传媒就越容易影响受众，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强化媒介的互动性使其教化功能得以顺利实现；有问有答是网络生态的关键一环，与兴趣相投人群的交流平台的建立、在线指导的引入都有助于融入教育的继续与完成。

有识之士日益发觉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不是来自于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而是由媒介这种载体展示出来反映在公众头脑中的图像。人们对于新技术支撑下的媒介对自身心理和社会感知的影响基本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上，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工人对自己的认知至少来自六个重要的途径，包括电视、电影、广播、音乐、纸媒以及互联网。传统媒体或者网络提供的东西可能会强化人们的观点也可能会打击他们的信心，例如人们看电视的时间越多，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观念就越能反映他们所看到的电视内容；而音乐则通过与归属感相连来用于加强某一地区的特征。工人们通过媒介形成的各种图景来认识世界、思考人生，习惯性地去接受思想而不是独立思考，为了唤醒人们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意识，媒介教育很自然地被纳入了融入教育的范畴。媒介对新工人的刻板印象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年轻人的观点，例如他们普遍认定自己就是打工的命。这种认知的改变必须通过适当的融入教育方式来实现，否则年轻人对自己前途的沮丧判断就难以改变。

3.3.2 现有农民工融入教育项目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国家在农民工融入教育项目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和人力，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农民工教育培训项目现存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而地方政府投入不足；现有培训设施成为摆设。中国大陆已有“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性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计划”“成人融入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四大工程，但由于现有培训侧重于初级教育，服务于“先培训后就业”的目标，对进城后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的农民工的关注明显不足。第二，专业教育机构少且不规范，各类民营职业技能学校鱼龙混杂，逐利性明显，蓝翔技校就是一个虽然成功但极不规范的例子。第三，公办职业院校亟须改革，培训内容质量差，与生产实际脱节的情况较为明显。公立技术院校占用了国家对农民工提供的大量学费补助，但冒领和虚假补助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效性堪忧。第四，企业忙于生产，缺乏在职培训的积极性。而事实是企业购买了价格昂贵的设备却无人懂得操作，中国有许多技术工人，但需要技术工人的机器却更多。农民工如果无法学会操纵技术含量高的设备终将被市场淘汰。第五，农民工自身虽有接受教育的需求，但不愿投入时间和精力，尤其是金钱。重庆市沙坪坝区的调查显示，80%以上的农民工表示希望有培训学习机会，但超过半数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学习活动。

各级政府力图通过对农民工的各类培训来改善这种情况。工人们会现实地评估教育项目与自己生活的互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他们所处的环境，能在哪些方面为其服务。培训项目的执行大多分为三步，一是激发受众的学习动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动机的增强将提高学习的兴趣和深度；二是因材施教，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避免理论化和空洞化；三是要注重培训的效果和反馈，及时调整并改善教育效果。目前来看，现有培训体系难以满足需求，不少地区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应付上级检查和脱离实际的问题。

3.3.2.1 现有培训总量不足

中国大陆的融入教育项目政策方向明确，但在执行上还存在一定难度，按照现有的融入教育模式来看，每年最多能完成1000万人的融入教育，比照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过亿的总数来看，全部人员培训一次至少十年，而在此期间新的一代人又将陆续涌现。工人总数太大，远远超过了培训项目能够承载的极限。因此这种总量不足是相对于待培训总人数而言的相对不足，其实际基数已经相当庞大，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培训效果的有限性。即便每个农民工仅培训一次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问题在于，培训一次的作用何在？对高素质技术工人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已然从现在“招工难”与“就业难”两难并存的局面中有所体现。

现有的农民工培训规划，动辄就是在两年内完成对几千万人的培训，虽然政策很理想，但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培训机构的数量相对于农民工的群体总量而言显得杯水车薪。输出地的培训流于形式，考虑到大部分打工者是通过老乡和亲戚介绍找到工作，由官方途径统一输出务工的极少，这种输出地职前培训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形式，效果有待加强。较为积极的例子是地方政府与富士康的合作，一般一次性培训大量的工人。如富士康在成都投资8亿美元设立的制造厂就可雇佣劳动力10万人，对于这种大型项目，政府通常会组织职前培训，这种培训是有意义的，但毕竟太少了些。

3.3.2.2 现有培训效果较差

现有融入教育培训的问题主要是培训内容脱离实际，重文化轻技能、重理论轻实践；学历证书并不能直接带来技能提升。如北京市高校大学生帮助打工者准备成人高考的补习班，出发点很好，但形式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对打工者来说，能够增加收入的技能培训远比一本不见得能找到更好工作的学历证书来得重要。客观认识职业的差异性有助于确定合适的教育理念和形式，融入教育培训不应也不必以学历教育为基本导向，每个社会都有精英教育和职业教育之分，自然形成了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对农民工的融入教育培训应以职业培训为主，辅以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休闲等教育。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明显不足。各级城市现有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就业服务网络，但难以做到随着农民工需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例如针对现在亟须培训的项目，包括电子、机械、新能源与新医药等新兴行业，有的地方部门则直接把计算机、电焊工、汽车驾驶等培训项目通通归入其中，使培训流于形式。如果要支持农民工自谋职业、自主就业、就近转移就业，政府就应积极开展就业需求预测，引导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合理流动。通过提供明确的就业指导和实用的技能培训，力争改善城市目前的劳动力供给不均衡的现状。

培训的时间和培训地点如果脱离受众生活实际，安排不合理也会影响培训效果。以重庆市的梦想课堂为例，比较好的例子是荣昌的希望厨师学校与社区合作举办的创业课堂，主讲中式烹调师培训，为期23天，实用性很强。但授课时间安排更多的是考虑工作人员的上班时间，并没有考虑到受众的实际需求。利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讲花草种植、创业技能等课程，即使工人有兴趣也没时间参加。如果这些培训的时间能够放到周末，参与度应该有明显的提升。工人接受教育的前提是不影响工作和收入，最欢迎的状态是边工作边学习，两不耽误。又如培训地点的选择，巫山在县中心广场举行的蔬菜种植技术讨论的参与度很高，但另一个柑橘生产技能的培训却在镇政府会议室举办，对大部分从来不去政府的民众视为畏途。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分散面广、居住地不固定、工作时段不同，要把这样的人群聚集起来进行培训显然不太现实。各种引导性和普及性的培训通过印发传统的小册子的形式也许更为可取，打工者可以由此了解基本的政策、法律法规、生活常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册子便于携带，打工者可以在闲暇的时候翻看。但这种小册子的功能对年轻人用处不大，因为他们随身携带的总是手机，因此改换合适的媒介宣传途径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做成电子版的宣传手册就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3.3.2.3 证书与技能脱钩

现在许多岗位入职即要求职工具备一定技能，甚至连月嫂也通过技能证书的高低来决定价格，市面上甚至出现了倒卖证书的现象。虽然是负面现象，但也说明了市场对职业资格证书的重视，而证书与经济利益的直接相关也会刺激务工者进行继续学习。政府举办的培训内容带有普适性，短期内很难见到效益；个人举办的培训机构专业性高，但收费相应较高，妨碍了受众的普遍参与，很难形成规模效应。为了个人利益和机构利益的最大化，有的培训出现了滥发培训证的现象，工人只要交钱，无须培训就能取得证书，体现出了机构与个人的投机性和谋利性。通过倒卖、出租技能证书，一些工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如金牌月嫂和普通月嫂的工资差额可达数倍。从积极方面来讲，由于证书与技能挂钩，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证书的工人才能经得起实践，技能达不到的始终会被识破，这对强化工人的学习动机有积极的刺激作用。但从消极方面来看，满天乱飞的各种证书使得技能证书的权威性大大降低，对人们衡量工人实际水平造成困难，“劣币驱逐良币”，有过硬技能的工人也会受到波及。

还需考虑的一种实际情况是工人因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有执业能力但无法通过考试取得证书，被迫去买证书的情况。例如有的小学毕业的农民工不敢去考驾照，倒不是担心实际操作，而是无法通过理论考试。这可以通过优化技能考试设计来实现，如提高技能考试的实用性，简化理论性太强的部分。针对工人的应用型考试可适当考虑降低理论难度，强化实际操作，让证书的实用性更强。

3.3.2.4 闲置的农家书屋

作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教育的起点，在他们还未外出打工之前，如果能够通过图书对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融入教育，对其未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基于这种设想，中央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了农家书屋项目，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光明日报记者和大学生志愿者组织的调查组走访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南、四川、广西、青海等地14个行政村，其中11个村的农家书屋不是大门紧闭，就是无人问津，其余3个村根本就没有建立农家书屋；2014年2月26日，光明日报以《农家书屋生存状况堪忧大多数大门紧闭无人问津》为题，报道了此次调研的情况。这种只见书屋不见人的情况显示出了现有的农家书屋的使用率极低。根据笔者自己的观察，农家书屋的分布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基本上做到了每村一屋的标准，但使用率确实很低。笔者在重庆江津区下属某村的农家书屋蹲守了一天，该书屋与其他几个社区组织合所办公，书籍的配备也较为科学和完善，基本能够达到1000册的规模，但一天里没有一个人来借过书或看过书，即使是儿童书籍。图书管理员李某是位大学生村官，兼做其他杂务，据她介绍，很少有人来看书，每天闲得无聊。

这种现象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留守的老幼居多，不太愿意看书，而更愿意通过电视等多媒体渠道来了解世界；二是说明，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提供的公共服务也较为充足，但未能考虑到群众的生活实际，因而收效甚微。信息的供给一定要考虑到受众的需求，而它的传播也要考虑受众实际使用的路径。如果对现有的传统出版物（如图书）进行数字化转换，通过与出版社协商，由政府的相关公共资金以较低价格买断版权或使用权，向限制类别的受众（如农民工）免费开放阅读，效果应该优于名存实亡的农家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