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老子与道家及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多家已成绝学，现代人较为熟知的只有道、儒、法三家。三家之中，每一家各有一个代表人物，道家的代表是老子，儒家的代表是孔子，法家的代表是韩非子。以上说法作为大致轮廓的了解，诚然无可厚非，但认真考证起来，其实存在较多疑点甚至误解。百家之中虽然有些成了绝学，然而许多思想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应该继续挖掘。今天我们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将有关问题清理一下，大致恢复本来面目，实有其必要性。本书不可能对诸子百家全面考察，只是试图就老子与道家的关系分三个问题做简要分析：一是道家的源头，二是老子在道家的地位，三是道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
一、道家的源头
现在，人们几乎将道家和老子相提并论，这是不够确切的。“道家”是一个学派概念，在历史过程中有变化，如汉朝时期的道家就被称为“新道家”。老子是一个学者，一个学派通常以某一人为代表，但个人是学派的一分子，即使是代表人物，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学派。
我们常使用“诸子百家”这个词，其中的“诸”和“百”只是表示“多”的意思，“子”和“家”则有相对确切的含义。“子”是针对某个人而言的，“家”则针对某个学派而言。当我们说老子、孔子、韩非子等人时，“子”字前是这个人的姓；当我们说道家、儒家、法家等家时，“家”字前是这个学派的核心概念。“子”和“家”前是同一字的，大概只有一例，就是墨子和墨家，此外从未有人说老子和老家、孔子和孔家、韩非子和韩非家等等。就墨子和墨家来说，这一例外使得人们误以为墨子姓墨名翟，“墨家”则是以姓墨的这个人为代表的一个学派。墨子姓墨名翟，墨翟创立的学派称墨家，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上都这样写，老师都这样讲，千百年来人们从来没有疑问，江瑔却看到这一说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错误。
江瑔的《读子卮言》第十四章，题目是“论墨子非姓墨”，提出了八条论据，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江瑔自己承认，发现这个问题时也曾迟疑：“余初读《墨子》书，即疑墨非其姓，然而翻数千年之成案，必惊天下之耳目，是以又未敢深信。厥后几经岁月，益以参稽，而证据昭昭，愈无可疑，乃始信昔者谓墨子非姓墨之持之有故，颠扑而不可移，虽蒙惊世骇俗之名，余亦不敢辞。今请详其说以明之，幸学者无诧焉。”[11]“家”是指一个学派，学派以学术思想命名，而不能用其创始人的姓来命名；而且古无“墨”姓[12]，墨子并非姓墨。墨子之徒是以“墨”称其学术，“古人即训墨为黑”，按《释名·释书契》所说：“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墨之学出于夏禹，“禹之为人，画俭苦之极轨，故墨氏亦学之”[13]，夏禹早于后世说的墨子千年。总之，墨家是代表社会下层民众要求的学派，而不是姓墨叫墨翟的这个人创立的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思想是主张节俭。江瑔不遗余力去翻此案，而且信心十足，谓“铁案如山，不可动摇”。如果说墨子姓不姓墨只是一个不算大的问题的话，那么诸子百家的“家”指一个学派的核心概念，只能以学术观点命名，就是一个大问题了。《读子卮言》一书综论诸子百家，屡翻历史之大案，除上述“墨子非姓墨”外，还有“农家非农事”、“诸子百家之相通”、“儒家不能与经部并立”、“杂家非驳杂不纯”等等，读之确有惊世骇俗之感。姑且不论读者是否接受，其论证有理有据，考证均出自古籍，想反驳也难。没有深厚的文化学术功底，想像江瑔那样综论百家是难以做到的。其所翻之历史大案，有一个倾向性的指向，就是站在社会下层民众的立场，让民众警醒历史并非仅为上层统治者的历史，更是社会的历史，是基层大众的历史。这一点，在江瑔关于道家的论述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在中华文化史上，类似“墨子姓墨”的错误认识是不少的，本书不可能全面清理文化史上的各种误解，仅从道家来说，我们就不能将道家等同于老子。
道家的历史比老子要长得多，追根溯源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中华文明起始即有道家，即所谓太初有道。上古时代的中国是处于内陆地区的农业国，农业生产与季节天象、地理气候密切相关，在进入农业社会时，古人就十分注意上究天文、下穷地理，使农耕与天时地利合拍，由此而提出阴阳五行八卦之说。阴阳五行八卦不能说是迷信，实为古人对天文地理、季节天象的认知概括。
中华古文化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八卦图。《周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的八种卦体符号，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总体分类。八卦的“卦”字从圭从卜，圭为以泥作柱测日影，卜则是测度可能引起的变化，阐述的是地理自然结构变化的文化体系。从八卦又概括出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道”文化的起源，也即道家思想的起源。
农耕社会的一个政治表现是朝廷设官。古代朝廷设官不多，除帝王外，最重要的是祭司和史官。他们测度天文地理的变化，并对变化做记录和解释，史官的解释依据就是八卦、阴阳和“道”。中国古代重视史官，传说黄帝时代有仓颉，春秋末年有老子，直至西汉的司马谈与其子司马迁，各朝代的史官历来代表道家。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黄帝和他的史官是道家的源头。黄帝在老子前约两千多年，由此可知，道家的历史与中华文明史同样久远。中华文明史五千多年，道家的历史同样是五千多年。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道家思想也在不断演化，这个演化的分界点则是老子《道德经》的出现。
二、老子在道家的地位
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老子都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从时间上说，老子与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同期；从历史资料来说，老子留下的《道德经》是相对完整的，希腊早期哲学家留下的只有残篇；从哲学学术水平来说，老子的学术水平也远高于早期希腊哲学家。正因为中国有老子及其《道德经》，我们才认为哲学的真正发源地在中国，老子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哲学体系。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处于三个“中段”：一是处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的中段，二是处于学者从官方向民间转变的中段，三是学术从官学到民学转移的中段。
老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段。从黄帝到老子之间的两千多年，概略地说，学术只有道家而无其他学派。虽然有人认为在周朝即有儒学，《抱朴子·内篇》中也有“儒者，周、孔也”[14]一说，但那大概是因为孔子推崇周礼，由此推论出来的。江瑔明确指出，黄帝是道家的始祖，自黄帝起凡为人君者，皆以道家之术治天下，尧、舜、禹、汤、文、武都是深得道家学说精意的君王，巢父、许由、务光等隐士亦默得道家之遗风。其时著书立说的关尹、响子、太公、管仲所传都为道家学说。道家“其学之盛，而其来已久。盖自黄帝以后，老子以前，上下二千年，惟道家之学扶舆磅礴，而无他家立足期间。然则是时舍道家之外殆无学之可言矣”[15]。就是说，在黄帝之后老子之前的两千多年间，人君、隐士、文人都信奉道家，治国、处事、修身都用道家思想，其时并无百家而只有道家，道家是世间唯一学派。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应是贯穿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多年、从源头产生的思想。
老子的身世因其以“自隐无名为务”，人们并不尽知，但他初官终隐，至今人们都予以肯定。初官终隐本是个人身世的转换，不必过多议论，但因为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学者，特别是他的《道德经》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从官方学者向民间学者的转变，民间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了。
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由于难以自觉清除“左”的思潮形成的“政治挂帅”、“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为纲”、“公私对立”等知识背景，基本上都以阶级对立的观点判断历史，忽略了公共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相当严重的偏颇。公共知识分子在文化传统中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中华文化传承五千多年，与历代皆有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在人们对道家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但道家哲学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在黄帝之后，唯有道家一家而无别家；老子之前的道家也只是官学，学在官不在民，民间是无学术可言的。三代之末，王朝分裂为多个诸侯国，许多官方学者不再具有固定的职位，“士无世官”，只能流动起来，为不同国家聘用，或转向民间，扮演起知识传播者和思想创造者的角色。春秋末年的史官老子顺势而为，打开学库，“尽泄天地之秘藏”，道家之学才开始冲破官学的禁锢，普及于民间。由此官学被百家争鸣所取代，进入了诸子百家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了诸子百家是事实，而在学术上则应研究诸子百家产生的社会条件。《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西周衰败之时，诸侯各自为政，小国林立，知识分子多无固定官职，他们自由流动于各国之间，或被不同国家聘用。他们时官时民，有的成为社会上的游士、方士，由此官学也转向民间。
诸子百家时代的知识分子虽有官方的，许多知识分子也受朝廷聘用，但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亦得以确立。由此，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如老子、孔子、庄子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心怀百姓，追求天下和谐、社会稳定、民生富足，并非专为论证统治阶级的合法性，都可以视为民间公共知识分子。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概括的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亦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展现出来。以往对老子学说的评价，纠缠于他是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还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进而判定他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现在看来是一场闹剧。老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完全被忽视了，没有学者从这方面去做评论。《道德经》中“以百姓心为心”、“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圣人在天下怵怵，为天下浑其心”，以及甘食、美服、安居、乐俗等思想，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代表民间百姓表达的思想。习近平说：“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将“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引入历史研究，或许能带来历史研究和老子《道德经》研究的突破。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现在日益为人所知，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引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应与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区别开来。现在有人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专门考察出自西方人的哪本著作、概念的内涵及每年排出多少名“公知”等，这些问题有兴趣者自可研究，笔者的视角属于另类。笔者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是“公”，而“公”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孔子在《礼记》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有这个理想并终身宣传这种思想的才是公共知识分子。
以公共知识分子视角考察学术，观察的焦点也就从官学转向民学。民学的视野是宽阔的，民学表明学术思考的重点转变为对民心所向的关注。天道自在民心，民为重君为轻，民为邦本，关注民生成了道家学派的一个特点。如果注意到这方面，老子《道德经》研究的突破也可能就指日可待了。社会本来是一个公众活动的平台，社会分阶层，但存在各阶层的共同利益是必然的，公众就是具有最大共同追求的群体。阳光、空气、水、食物、生存、安全、生态等，都是人的共同需要和追求。《道德经》在人、地、天、道、自然的序列中将“道法自然”排在最高一级，由“道法自然”也就可以推知“人法自然”。这里说的“人”就是不分阶层的公共人。现在有“公共治理”、“公共政策”、“公共利益”、“公共资源”等概念，知识分子亦应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面向公众，反映公众的共同要求，并将公众的思想提升到学术高度。为公众说话的思想是公众最容易接受的学术思想，这样的思想在学术上可能是最深奥的，但同时是最浅显的，道家正是具有这一特点的学派。一个国家，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越多，国家治理得必然越好，世界同样如此。
三、道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
江瑔在《读子卮言》第十章的标题中，对先秦时期道家与诸子百家中其他各家的关系做了一句话的概括：“道家为百家所从出”。道家在百家前、百家紧接道家产生、百家的观点在《道德经》中均能找到相近的表述和百家皆尊重道家是其主要论据。江瑔对这样一个宽泛的论题做如此肯定的概括，难免使人一时难以接受，但观点本身和论证过程的确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带来不少启发。
“诸子百家”本来就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庄子·天下》列出八家，《荀子·解蔽》列出六家，《吕氏春秋·不二》列出十家，至汉代司马谈将先秦学术归结为六家，班固撰《艺文志·艺文志》又言“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班固的《艺文志》虽然后世赞者不多，但其所概括出的“九流十家”之说却多被引用，因此后世“诸子百家”所指者多为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兵家，纵横家，外加小说家，前九家称“九流”，加小说家则为“十家”。由此，所谓道家与百家的关系，亦即与九流十家的关系。
在九流十家中，除道家之外，后世最引人注目的是儒家，儒家又以孔子为代表。在“国学”之风兴起时，有人甚至直指“国学”为“孔子之儒学”。本书在后面将论述到，孔子和儒学其实不能混同，孔子亦未自称“儒家”；孔子的思想是一个学者的思想，儒学则是一个学派；儒学有孔子前的儒学、孔子的儒学、孔子后的儒学和现代儒学之分，孔子前的儒学论之者不多，孔子的儒学论者纷纭，孔子后的儒学“何其杂也”，现代儒学更演变出“儒学人本主义”、“儒学人道主义”等概念，笔者更感难以深究。我们在这里说的道家和儒家的关系，主要是指老子和孔子的关系，拓展一些来说是《道德经》和《论语》的关系。这个关系概括来说就是，老子和孔子是师生关系，《论语》是《道德经》治国理论和人的修养理论的展开。
诸子百家中除道家、儒家、法家外，多家已成绝学，后世除文化史外甚少论及。多家成绝学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学术思想而在于皇朝的政策，最为突出的是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罢黜百家”虽未认真贯彻，“独尊儒术”则以皇朝政策得以落实。汉武帝以皇朝政策左右学术文化，其所开创的这一先例主导中国历史两千年，使古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几成遗风，有的学说也因此成了绝学。这本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悲剧，但以往的历史书对秦皇汉武赞者颇多，现在有的电视节目亦多褒奖，而西晋的葛洪却早就揭露说：“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乱者九；汉武使天下嗷然，户口减半。”[16]
后世还算得上显学的法家，在维护帝王独裁统治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法家在显学中的地位亦远逊儒家。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有申不害和韩非，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为朝廷提供了一套集权方术，韩非同样提出一套“法、术、势”的中央集权法治理论。其理论本身与《道德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等思想是相悖的，但司马迁《史记》却将老子、庄子、申不害和韩非共列为“老庄申韩列传”，并明言“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17]。韩非还著有《喻老》《解老》，其学虽不同于《道德经》，但从其书可知确实“其归本于黄老”。
道、儒、法外各家后世均成绝学，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学术不为独裁帝王所用。如果用现在的价值观标准来审视，许多思想本身也是值得提倡的。
成绝学的各家中，几被遗忘的当属杂家，而江瑔《读子卮言》对杂家的评价可谓高矣：“所得于道家亦较为最多者，则惟杂家。盖杂家者，道家之宗子，而诸家者皆道家之旁支也。惟其学虽本于道家，而亦旁通博综，更兼采儒、墨、名、法之说，故世名之曰‘杂家’。”[18]杂家与其他各家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是杂家没有一位名人为代表；二是杂家没有专门著作深研一理；三是杂家产生时间在各家之后，当为秦朝初年至汉朝前期。有两本书代表了杂家思想，一本是《吕氏春秋》，一本是《淮南鸿烈》；前书作于秦初，后书作于汉初。《吕氏春秋》为秦相吕不韦（？—前235）门下众宾客编著，《淮南鸿烈》为汉代皇室淮南王刘安招门客集体编著，因均为论文集，观点分散，而称杂家。然此两书有一共同之处，就是杂而有主，主要收集的是阐述黄老道学思想的文章，故江瑔称杂家为“道家之宗子”。我们赞扬杂家，主要是因为其学术的开放性，就是允许众人以自己赞同的观点议政，来自各家的学者游士自由发表见解，且纂集成书以留后世。这些学者游士聚在一起议政，可与近代西方议会民主相比。近代以来，中国有崇拜西方民主者，却不去挖掘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的民主风气，实有自贬之嫌。试想诸子百家时代的文人学士，有稷下学宫，有杂家，有九流十家，可以自由发表政见，公共知识分子各显身手，这样的局面，原来中国早已有之。诸子百家之所以能永留历史，自有其深层道理。
与杂家类似者当属小说家，小说家著作同样是论文集一类，有《黄帝说》《伊尹说》《青史子》等，讲述平民百姓之日常生活及养生等事。小说家所言，其实是与正史相区别的野史；正史记载国家大事，国君要了解的民间诸事，则由小说家记之。故小说家亦当属史官，视其为道家的旁支是恰当的，古时学者亦有此评论。
道家之学说虽然主言道德，而《道德经》中论及“兵”的章节亦不少，如“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以奇用兵”、“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等。兵家说“知道，胜”、“不知道，不胜”，道家与兵家的源流关系是明确的。
纵横家本来从属于兵家，因主张合纵连横而得名，其代表为苏秦、张仪，其学出于《阴符经》，其师为鬼谷子。纵横家认为，在各国混战之际，为士者应善“权变”。“权变”是明哲保身之术，与兵家同出道家。
道家与墨家的关系，在前面“论墨子非姓墨”中有所论及。从思想来说，《道德经》关于“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三宝论”，不难看出其与墨家的思想的紧密关系。
十家九流中，农家在汉魏之后亦成绝学。不过历史传说中有神农氏，且民以食为天，中国又历来以农业立国，所以农家之学世人虽然不明，古有“农家”却知者颇众，并甚以为荣，然而却望文生义，以为农家即论农事之说。按本义，农家为诸子百家之一，是学派而非学科，所言为无形而非有形。“农家者，以君臣并耕为宗，而欲均贫富、齐劳逸，以平上下之序，而齐天下之物者也。”[19]简而言之，农家讲的是平等之学，农事讲的是耕耘之事；一为形而上之道，一为形而下之器，实乃不同。农家主张齐天下之物，正是道家庄子之“齐物论”。
名家也是先秦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等，以辩论名实关系为主题。“名”本来是《道德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名家中的代表人物惠施在《庄子》一书中多次出现，名家与道家关系密切不言自明。
道家与“九流十家”的源流关系说明，体现在诸子百家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如果撇开道家是无从理解的，抓住“源”才能明“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川上”是源头，“逝者”是从源头出来的流。论述道家并非论述诸子百家之一家，实乃通晓中华传统文化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