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准备

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新城古式巷内的黔军旅长易少荃官邸，周恩来、朱德、陈云住在老城枇杷桥黔军师长柏章辉官邸，博古、李德住在老城杨柳街一个黔军团长的官邸。

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作战被动的经验教训，清算“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而开始实现党的方针、路线的根本转变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并被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的建议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会议于15日正式召开，除参加中央红军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所住的易少荃官邸

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军高级将领的支持。但要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仍需要有缜密的计划与步骤。要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路线，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三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在政治上，纠正错误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二是在组织上，更换错误的领导和改变错误的领导方式；三是在军事上，彻底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这三个问题中，政治问题带有根本性，但要彻底解决需要很长时间，仓促解决不仅难有结果，而且会直接影响党内团结，导致其他问题解决的困难。组织问题的解决也是如此。军事问题则是最为迫切的问题，只有坚决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红军方能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毛泽东从党和红军的团结大局出发，审慎处理了各种复杂的关系，经过与张闻天、王稼祥商议，确定由张闻天根据三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起草提纲，在会议上作主要发言，并议定：将政治路线的争论、组织问题的解决以及其他政策和方针的问题的清理暂时搁置不议，首先集中力量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举行。因为政治路线虽然至关重要，但迫在眉睫的问题则是军事问题，中央红军已经失去了根据地，正处于流动作战的危急状况，改变军事路线是生命攸关的头等大事。而对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当时许多同志尚未看清，骤然提出会使党内受到极大的震动，不仅对于作战没有多大帮助，而且可能对党和军队的团结造成损害。集中力量解决军事问题，对于保证长征的胜利，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意义重大。正如陆定一后来在解释遵义会议决议所说的那样：“我们所存下的只有这部分军队，不解决政治问题并不要紧，不解决军事问题，头就没有了。”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策略，许多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问题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至于政治路线，暂时不提。”张闻天也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当时只能这样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成为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

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俄文版

如果说毛泽东为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对“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做了原则性的让步，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那么另外一个意外发生的情况也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意义。1934午10月上旬，承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中共上海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破坏，书记盛忠亮（盛岳）被捕叛变，两部电台和电信机要人员全部损失，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而全部中断。这样，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共产国际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指导。

这一事件，使得教条主义者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庇护，再也无法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与指示作为“护身符”与“圣旨”，压制民主，强制推行错误路线了，因而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与解决自身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从中国共产党创立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与控制，排除外来压力，自己顺利地解决问题。对此，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恼怒地写道：“1934年至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里，具体地说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这种诬蔑性的文字，恰好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阵营的无奈与分化。

当然，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聂荣臻回忆说：“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五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