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队’三人团”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开始于1931年。这一年的4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接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王明等受共产国际青睐的留苏人员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并逐步掌握了大权。

193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对党的路线予以彻底否定，决定由中央派遣各苏区的中央局和中央代表，从根本上消灭“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状态”，把共产国际路线贯彻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去，这标志着“左倾”错误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具体推行。而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和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则完全不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反动统治根深蒂固和反动派力量极其强大的现实，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红军采取远远超出自身能力的军事行动，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了“左倾”错误路线完整的军事路线。“左倾”错误路线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形成了完备的路线与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统治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毛泽东

中央苏区“左倾”错误路线泛滥，是从1931年4月开始的。在当月14日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来信与四中全会的决议》等文件。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代表团和“左倾”错误路线的拥护者武断地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中央局所执行的正确路线，污蔑毛泽东等人是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事务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撤销了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将毛泽东排除在了中央苏区党的重要领导岗位之外。随后，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进一步“清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1933年年初，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中央苏区后，博古等人不仅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而且全面执掌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熟悉中国国情，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优秀领导人完全排斥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之外，并对反对其错误路线的人实行无情的打击。在军事上，则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所倡导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推行所谓的“进攻战略”，要求红军进行“正规战”“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等，执行了一条教条主义的军事方针。到了1933年9月之后，又将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1934年5月，更是确定成立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并导致了长征初期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和步步被动。

“左倾”错误路线将党和红军推到了危险的境地。实际上，早在“左倾”错误路线滋生、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部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反对的力量，毛泽东等人曾与博古等人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斗争。随着所面临的危机日益加深，两者的斗争更加激烈。血的教训与严酷的现实，使得中共中央、工农红军的众多领导人和红军的广大官兵，包括一些曾经支持并且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人逐步觉醒，开始深刻地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和军事路线是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选择，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党内和红军中要求改变军事路线和更换军事领导人的呼声日益高涨。

张闻天

王稼祥

毛泽东曾这样谈过纠正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要在遵义而不是在中央苏区进行的原因。他说，如果那时进行，“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早一两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看清楚王明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

毛泽东的“必要准备”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三人团”开始的。长征开始前，负责人员安排的博古确定，除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人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一律分配到各军团随队行动，但遭到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不得不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由中央、军委机关组成的军委纵队。

军委纵队集中了一些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因而也被称作“中央队”。当时，毛泽东恶性疟疾刚刚止住，身体非常虚弱，无法长时间走路。王稼祥则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被敌机炸伤，弹片留在体内无法取出，伤口化脓，久治不愈，也无法行走。毛泽东邀请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两人欣然同意，于是毛、王两人坐担架，张骑马行进。三人同行，一个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个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个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虽当时均遭到把持党和军队领导权的博古等人排斥，但毛、张依旧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王为候补委员，张并为政治局常委，在党内的排名仅次于博古。因而有人比照最高“三人团”，将之称作“‘中央队’三人团”。

在三人中，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领袖，在党内、军内和政府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从1931年起就一再受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排斥打击，直到被解除了党权、军权，安排做政府工作。而张闻天、王稼祥则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优等生，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最初都曾经坚决地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反对毛泽东所倡导的方针路线，但在实践中逐步与博古等人的错误路线产生分歧，因而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排斥。长征开始后，最高“三人团”忙于指挥战事，无暇顾及三人。特定的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供了坦诚交换意见的机会。

话题自然集中于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和不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的原因上。反“围剿”战事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鲜血浇灌出的红色苏区，三人都有抑郁、愤懑之情。郁积已久的毛泽东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的过程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进行对照，向两人详细地分析了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及否定运动战战法等错误，指出了反“围剿”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不在客观而在主观，是错误军事路线指导下所采取的错误战略战术，导致了苏区的沦陷和红军的长征。毛泽东同时也向两人详细讲解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剖析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分析和讲解，令张、王两人茅塞顿开，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彻底摆脱了“左倾”路线的束缚，与毛泽东形成了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坚领导集体，共同开始了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努力。

对于这一过程，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下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王稼祥也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对于纠正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中再也不是孤掌难鸣，而是在重大问题的争论中有了坚定的同盟军，同时由于张、王两人都曾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他们的转变更是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党内的重要领导人正在从“左倾”错误路线中觉醒，“左倾”错误的阵营已经分化，再也无法一手遮天，垄断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了。毛泽东后来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湘江战役结束后，红军陷入困境，且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他们挺身而出，开始与博古、李德展开坚决的斗争，开始了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艰苦努力。斗争的焦点集中于红军最紧迫的军事路线和前进方向上。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西入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这一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坚决支持。从通道会议开始，三人与博古、李德展开激烈的争论，公开批评李德的错误指挥，并最终在黎平会议上，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通过了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议。

黎平转兵之后，党内的争论仍在继续。张闻天、王稼祥对此极为焦虑，认为如果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大权，错误指挥在所难免，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人，让毛泽东指挥红军。王稼祥对毛泽东坦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再让李德瞎指挥，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毛泽东听后十分赞同，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问：“你看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回答：“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并要王稼祥多找几个同志商量。

王稼祥找到张闻天，张闻天也正在思索此问题，因而完全同意王稼祥的意见，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两人商谈许久，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这次谈话在贵州黄平的一片橘林中进行，时间是1934年12月20日。

当晚，王稼祥将张闻天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并征求了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高级将领的意见，大家都赞成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也赞同这一建议。

10天之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并对军委的军事指挥权限和作战指导原则作出了具体规定，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与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进行了积极而坚定的斗争，并逐渐得到了党内、军内领导人越来越多的支持，一步又一步地向着胜利的前途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转兵；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成果。三次会议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闻天后来以精练的语言概括了“中央队三人团”在长征初期的活动：“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