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

12月13日，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路，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于15日突破黔军防线，进入贵州，攻占黎平与老锦屏。16日，前锋红1军团部队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沿湘黔边界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

黎平会议会址

在部队行动期间，关于红军战略方向和行动路线的争论继续进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同志的赞成。在通道会议中途退会的李德得知会议决定后，曾严厉质问周恩来为什么要西入贵州。周恩来自长征以来力撑危局，每天都要处理军务，通宵达旦，睡觉只能在行军的担架上解决，他对李德的太上皇作风早已厌恶，但为了党内团结和军事决策的统一，一再忍让。此刻一向沉稳镇定的周恩来再也无法忍受李德的态度，激动地回答：中央红军需要休整，这只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12月17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在此期间，敌情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红军继续西进，破关入黔，使得国民党军在湘西南城步一线张开的口袋阵瞬间失去了作用。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以黔军退守黔东的施秉、台拱（台江）一线，继续堵击红军；以“追剿”军两个兵团迅速向铜仁、玉屏、天柱一线开进，企图构成新的防线，配合黔军，拦截中央红军北上。桂军也趁火打劫，以一个师向榕江推进，企图对红军进行侧击，并趁势入黔。

国民党军正在黔东北、湘西北地区形成新的口袋阵。红军如继续北上，坚持与红2、红6军团会合计划不变，不仅将困难重重，而且是自投罗网，前景吉凶难测。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已经在湘西北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敌情，再次力主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红军继续西进，进入敌人力量空虚的黔西北地区，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因病缺席会议的李德则托人带来意见，主张红军折向黔东，继续寻机北上。

会议最终否决了李德的意见，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放弃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继续西进，进军黔西北，创建川黔边新苏区。同时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会议，决定审查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下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纪念馆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并确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则应坚决打击之，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定》并“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订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政治工作，以保证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施”。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从湘南到通道，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采纳，从而解决了红军迫在眉睫、至关重要的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但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也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党政军机关的大批干部得以幸存，这就为中国革命保留了最宝贵的财富。

黎平会议及其形成的《决定》，同时也标志着红军的军事路线终于开始转向正确的轨道。经过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挫折，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巨大损失，左倾路线的军事方针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所坚持的军事路线则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全军上下在挫折和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重新开始在红军的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中革军委在指导战争和部署行动时，都充分征求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开始重新参与军事指挥。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在会后则被逐步剥夺，再也无法在红军的军事决策中扮演太上皇的角色了。中革军委第一次有了自主决定军事行动的权力，作战指挥趋于灵活。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端。

周恩来

所有这一切，汇成了红军长征后的第一次真正的转折，也为尔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犹如黎明前的曙光，黎平会议使得红军官兵重新看到了光明，中国革命的前途再次呈现希望。

在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做出了另外两项重大决定。

一是进行整编，充实作战部队。决定军委第1、第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为参谋长，下辖三个梯队，而以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的作战部队，直辖纵队司令部；撤销红8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人员全部补入红5军团。同时决定，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因反对李德错误指挥被贬任红5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重新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二是彻底清理辎重行装，将从中央苏区一路带出的“坛坛罐罐”全部“砸碎”丢弃，部队轻装上路，同时撤销担任搬运任务的教导师建制，人员分别编入红1、红3军团。消息传出，全军雀跃，无不拍手欢迎。时任国家保卫局驻教导师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包裹箱子打开，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医疗器械，还有许多没用的废旧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锤、钢条、蜡版、铁球，等等。最可笑的竟还有扫帚、擦枪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真是应有尽有。见到这一堆破烂，大家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回想出发以来，这些破烂东西把我们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拖死了。那么多的战友没死在敌人枪炮下，却为搬运这些破烂丧生，怎能不叫人痛心？就是这些破烂拖累我们这个有六千人的教导师只剩下两千人了，而为掩护我们和这些破烂而牺牲的两翼部队的战友们，更是不计其数。我们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铁锤上，向着这些该死的东西狠狠砸去，砸得稀烂，放火把它们烧成灰烬还不解心头之恨。”

刘伯承

12月19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发布《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对西入贵州的第一步作战行动作出部署：以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以红3、红5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大致于23日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在12月底，右纵队进占施秉，左纵队进占黄平。并规定：“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

红军总政治部也于12月21日发出《关于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指出：“党中央明确地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伟大的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连队之中，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广大指战员了解党的行动方针，以百倍的勇气与信心为实现创建新苏区而奋斗。

大军未动，政治动员与解释工作即全面展开，且将党的方针与行动方向传达到每一位官兵，这与长征伊始的层层保密、官兵不知所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军事行动部署也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各军团何时以多少兵力进至何地都要具体规定，而是在确定总的行动方向与原则的前提下，把行动的机断权完全交给了一线指挥员。正如周恩来回忆的那样：黎平会议之后，“军事指挥与以前大不相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由此，红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人员减少，但作战部队更加充实，指挥更加灵活，力量更加集中，士气更加高昂，战斗力更加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