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会议

西渡湘江之后，中央红军进入了广西越城岭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域（今资源县境），准备在此短暂休整，然后沿红6军团西进老路，由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到湘西北与红2、红6军团会合。

这是一条绝路。早在湘江之战前，蒋介石即已判定红军西进的最终目的是与红2、红6军团会合，因而除在湘江地区部署重兵之外，还制定了在“湘水以西地区剿匪的计划大纲”，设想如果在湘江以东无法消灭中央红军，就在黎平、锦屏、黔阳以东，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将红军最后“剿灭”，并具体划分了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部队的守备区。湘江之战后，蒋介石立即将计划付诸实施，令湘、黔、桂三省国民党军按照划定的区域迅速展开“堵剿”行动，同时将原“追剿”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等部编为第一兵团，任命刘建绪为总指挥；将原“追剿”军第二、第三路军嫡系中央军部队编为第二兵团，任命薛岳为总指挥，分别由黄沙河、全州一带向新宁、城步、遂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对红军展开平行追击。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部队尾追红军。

湘、桂两省的国民党军从红军的行进路线已经判断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是出大埠头经车田出城步，桂军以两个师实施尾追，以两个师进驻龙胜实施堵击；湘军以第一、第二兵团十五个师又一个支队，沿大路向新宁、城步、绥宁、武冈疾速推进，并在湘西北地区设置了四道碉堡线，准备配合桂军前堵后追，合击红军。

中革军委获悉了国民党军的企图，决定放弃在西延地区休整和北出湖南城步的计划，继续西进，深入越城岭山区，绕道桂北地区，首先进至湖南西南的通道地区，摆脱敌军，然后再继续北上。12月5日，红军继续西行，翻越长征之后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进入广西龙胜县境，暂时摆脱了敌军。

黄孟矮在才喜界石壁刻下的诗

桂北地区，山高林密，民族杂居，经济非常落后。当地的苗族、瑶族、侗族居民长期受反动政府的欺压，与汉人隔阂很重，加之国民党特务不断造谣滋事，对红军部队的到来非常恐慌。在红军到达前，当地群众纷纷逃入山林，红军行进非常困难，且麻烦不断，常常遭到反动武装的袭扰。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以模范的行为很快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戒心，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逃入山林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不少青壮年参加了红军。红军离去后，一位叫黄孟矮的瑶族人在才喜界的石壁上刻下了一首颂扬红军的诗：“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时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12月11日，红军走出越城岭山区，到达了湖南通道地区。但危局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在红军通过桂北地区的时候，国民党军新的“追剿”部署已经完成，中央军、湘军、桂军、黔军等追堵部队均已到位，湘西北工事密布，十余万国民党军正张网以待。红军如继续北行，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而博古、李德在这样的时刻，依旧执迷不悟，在作战命令中一再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要指挥红军撞入国民党军张开的大网。

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毛泽东毅然挺身而出，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执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建议：立即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入黔，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扭转危局。

通道县红星亭

这是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抉择。在各路国民党军中，黔军最弱，不仅兵力单薄，而且武器装备较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且省内派系林立，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等军阀各据一方，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便于红军各个击破，争取主动。同时，中央红军入黔，能够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的红2、红6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并有广阔的机动发展空间，在战略上极为有利。而北上湘西北，则要与五六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决战，对于减员严重、极度疲劳的红军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在通道地区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出席会议的李德强烈反对毛泽东的建议，主张是否“让那些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创建一大片苏区”。

但是，李德的威信已经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作战失利，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失败而丧失殆尽。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愈加成熟，开始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脚踏实地地求生存、求发展。在中国革命和红军面临生此存亡的严峻时刻，李德已经再也无法凭借共产国际的“金字招牌”压制正确意见了。他的主张第一次遭到了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委员们的反对。

通道会议会址

在会议讨论中，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明确表示应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而博古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先西入贵州，然后再北上，“才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会议最终部分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将红军行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定。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首次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多数领导人的支持，并被部分地得到采纳。特别是“三人团”中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李德的军事指挥决策权因此第一次受到挑战。

但通道会议并没有完全解决红军的战略方针与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也没有最终做出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完全转兵向西，在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图谋新的发展的决定。红军的西行，只是为尔后北上湘西所采取的机动行动。依旧把持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虽不得不同意西入贵州的决定，但依旧顽固地坚持既定目标，坚持北上会师红2、红6军团的方针不变，否定了毛泽东建议中最重要的成分。

12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迅速摆脱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第二天，中革军委又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2、红6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为目的，主力向沅江上游行动，以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并以一部前出桃源，牵制与迷惑湘中之敌，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