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阶段转换，新常态下需要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因此，对1993—2012年财政政策的实践效果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表明，财政政策在本质上是政府运用税收和支出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始终是政府反经济衰退的政策首选，调控经济的思路既有需求管理也有供给管理，并日益呈现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特点。在这一时段，作为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既通过总量调节改善总需求，又通过结构调节改善总供给，特别是在稳定经济波动、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1993—2012年，我国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积极的、稳健的和新一轮积极的等类型的财政政策实践。政策框架总体上体现四个特征：相机抉择是政策调控的核心策略，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主流，多元化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具体政策措施也有四个特点：以政府支出政策为主调节总需求波动，以生产性政府支出为主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财政投资兼具长期和短期的政策目的，以收支政策组合为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稳定经济波动是触发财政政策实施和转型的首要原因。估计三个产出乘数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能够挤入私人需求并促进短期产出增长；相对于政府投资政策，短期内政府消费政策拉动产出增长的贡献度更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表明，消费—工作互补性、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因素，在合适的参数校准下，可以成为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然而，从熨平产出波动的角度看，我国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较低；稳定效果不高主要源于自动稳定效应不高、相机抉择中的政策力度和实施时机把握不好、政策工具搭配不善等。

财政政策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结构调整机制。本书采用新的产业结构水平度量指标，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财政收支总量效应与财政收支结构效应、全国总体效应与区域效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后发现：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在东部地区具有最大的正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财政收入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但财政支出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都不够显著；特别是，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不仅没有发挥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反而对长期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阻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好于财政直接投资。

无论是政府收支总量还是收支结构，都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本书引入非线性影响，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与经济理论预测相一致，财政收支总量与收支结构对长期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是存在的；政府收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这个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其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在财政支出中，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农业支出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增加社保支出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在财政收入中，增加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增加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财政收支变量对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是不同的。

2015年以来，政府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主线。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后，应从完善财政规则、优化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四个方面，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实施方式，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财政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