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以《尚古说印》为书名，所谓“尚古”，乃作者之字；而“印”，则是指人们常说的“印章”。

篆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独特艺术品类，与诗歌、书法、绘画并称为中国传统四大艺术。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篆刻、中国书法等，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尽管大多数人对司空见惯的印章并不陌生，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使用，然而对于中国究竟从何时开始使用印章？印章主要有哪些功用和种类？早期的印章是何等模样？名称如何？发展过程中经过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却知之甚少，恐怕一时半会也很难做出正确的回答。事实上，一枚方寸大小的印章，不仅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制，而且承载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其内容，借此可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姓氏等，以弥补史籍缺漏，订正记载讹误。通过历代印章的文字变化，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汉字的形体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当然，人们也可以通过印章中的印款跋语、图文肖像、吉语格言，了解当时人们的社会意识、心理追求、生活趣味、流行习尚等。还可以通过历史遗存的印章了解当时铸工、刻匠的精妙技艺及其展现的艺术风范，因此，古印足以成为当今篆刻艺术家学习参考宝贵的范本。

印章，通常是人们相互之间昭明信用的手段和凭证。诚如刘熙《释名》中曰：“印者，信也。” 如果以字释意，“印”字的左半部是个“爪”字，即手，右半部是个“节”字，就是符节，也就是凭证，合起来就是手持符节，代表诚信。不仅如此，古代官印，还是古代朝廷威权与官员身份的象征。因此，通过研究古代官印也可以了解古代的官吏制度及其变革。诚如清代朱象贤《印典》所曰：“古印良可重矣，可以考前朝之官制、窥古字之精微。岂如珍奇玩好而涉丧志之讥哉！但去古久远，几昧从来，若不粤稽往昔，谁复知其根本？”

当然，印章也是国家行政机构施行职权的工具。古代不少朝廷还借助颁赐授印手段，镇抚外方。《汉书》：“严助云：‘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外方，不劳一卒，不烦一戟’。师古曰：‘组者，印之绶也。’”意思是说，朝廷仅凭一枚方寸大小的印章，丈二之长的印绶，不劳一兵一卒，不动一枪一戟，便可镇抚外方，避免征战，由此足见印章的作用非同小可，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印章也是古人“神迹所寄，心画所传”之物。明代沈明臣在为顾从德《集古印谱》所作的《序》中写道：“顾氏兄弟尝曰，六经尚矣，六经之外，惟有彝鼎款识，彝鼎款识之外，惟有秦、汉碑版镂刻，此皆古人心画神迹所寄，然岁久风日蚀剥落毁泐，存者无几，而金石版镂，皆摹拓重翻，未免失真多矣。惟兹印章，用墨用朱、用善楮印而谱之，庶后之人，尚得亲见古人典型，神迹所寄，心画所传，无殊耳提面命也已。”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艺术大多先是从实用目的开始，然后经由历代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革新改造，最终成为独立艺术门类。印章当然也不例外。诚如明代朱简在《印经》中所说：“工人之印以法论，章字毕具，方入能品；文人之印以趣胜，天趣流动，超然上乘。”

印章艺术之道，肇于先秦，盛于两汉，自觉于元代，明清以降，流派纷呈，名家迭出。清代周亮工在《印人传·书黄济叔印谱前》中说：“仆尝合诸家所论而折中之，谓斯道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

印章可以分为姓、名、字、号、职官、地名、吉语、箴言、诗句、肖像、花鸟、草虫、走兽、图形、斋堂馆阁等若干类别，由此可见，一枚方寸大小的印章，足可容纳万物，包罗万象。

毋庸置疑，书画篆刻艺术皆乃养生无方之药。篆刻艺术如同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一样，同样具有维护作者心理平衡的功能。作者既可以如同姚昌铭所说的“飕飕铁笔当挥毫，摹印朱砂字细淘”，来宣泄自己的情怀；也可以像吴昌硕所说的“少时学剑未尝试，辄假寸铁驱蛟龙”那样，通过刻治印章，表达自己的志向。尤其是在石印普遍使用、促使文人自篆自刻的明代之后，众多文人篆刻家借印章印文和边款方寸之地，或吟风弄月、托物抒怀，或寄情言志、借古喻今，抒发文人丰富深远的思想情感和高雅幽妙的精神境界。胡澍在《赵㧑叔印谱·序》中记载赵之谦创作境况时曰：“辛酉遭乱，流离播迁，悲哀愁苦之衷，愤激放浪之态，悉发于此。又有不可遏抑之气，故其摹铸凿也，比诸三代彝器，两汉碑碣，雄奇噩厚，两美必合。规仿阳识，则汉氏壶洗，各（名）碑题额、瓦当砖记、泉文镜铭，回翔纵恣，惟变所适，要皆自具面目，绝去依傍。更推其法，以为题款，直与南北朝摩崖造像同臻奇妙，斯艺至此，夐乎神已。”

印章作为一种方寸之间包罗万象古意无穷的高雅艺术品，自有其打动人心、激发情绪、令人愉悦的审美作用。诚如明代潘茂弘《印章法》所说“秦文美人纤丽，汉篆隐士精神，六朝云中飞鹤”，由此惹得历代文人遣词造句，词翰赓扬。明代甘旸在《古铜印》诗中赞叹：“钮别螭龟质铸金，细摹破体洗尘侵。光阴流电无须计，自有苍然古意深。”苏轼《东坡尺牍》中，曾载有与米芾一信，曰：“某昨日啖冷过度，夜暴下，旦复疲甚，食黄耆粥甚美，卧阅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会食乞且罢，需稍健或雨过翛然时也。印却纳。”苏轼由于食冷过度，腹泻不止，以至于疲惫不堪，卧床不起，然在食粥后卧床欣赏米芾为其所刻四枚印章“奇古”意象的过程中，竟然“失病所在”，想必与印章的审美功能不无关联吧。

当然，即使印章刻得再好，但如果钤印不得法，非但不会为书画作品增光添彩，反倒会使其蒙玷受汚。如同一个美人脸上的痣，长对了地方，足可使其锦上添花，而如果长错了位置，恐怕也会适得其反。有些珍贵的古代书画作品，几乎大半画面被密密麻麻的印章覆盖，令人厌恶。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曾批评明代收藏家项元汴，“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

毋庸讳言，无论相对于书学研究还是画学研究而言，历史上印学研究仍显得清冷失衡，十分寂寞。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如果从深层次的原因来分析，宋元以降，篆刻多被人们视为一种仅具自娱价值“游于艺”的活动，仅有少数人在清冷枯寂中摸索寻觅，因此缺乏深厚的学术积淀，致使研究资料匮乏稀见，使得一部分人知难而退。当然，也有人受篆刻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影响。其实，篆刻并非雕虫小技，而实不易为者也。诚如明代徐上达《印法参同·自序后》所说：“尝闻篆刻小技，壮夫不为，而孰知阿堵中固自具神理之妙，犹自寓神理之窍，正不易为者也。乃今人好人习，异轨分途，无人乎引法以缩之，终于未正；无人乎授法以进之，终于未精。”

有鉴于此，本人乃不揣简陋，翻阅大量印学文献典籍，爬梳剔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玺印渊源、功用、称谓、制度、材质、钮制、绶色、形制、章法构图、篆法印风、制作方法、款识边栏、印泥、钤拓诸方面入手，将如何解读印章蕴含的艺术之美作为重点论述，并辅以1500余张印例图片，以期使读者全面明了印章的来龙去脉，领略蕴含其中的艺术之美。然“人贵有自知之明”，由于本人水平所限，绝不敢如徐上达《印法参同·自序前》所自诩“殆秦不产宝而得宝，我不攻印而知印”，是书不当之处，恐在所难免。敬祈方家里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