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钮（瓦钮、桥钮、穿）

鼻钮，是中国古玺印钮式的最初形态。它不仅在形式上与汉代典籍中对钮的释义“印鼻也”相契合，而且从整个古玺印钮式发展的序列来看，也不难逆推出这个结论。

孙慰祖在《战国秦汉玺印钮制的演变》中认为：“传为殷墟出土的三方古玺（图5-3），近年屡有学者从文字、图形性质等角度讨论其时代归属，倾向于殷商遗物。而就其钮式考察时代风格，也应是探讨的一个角度。此式鼻钮仅在平面印台上铸出一拱形捏手，钮身近圆条形，印台与钮身之间无过渡斜坡，极类于商代铜镜上的穿钮，其原始特征是明显的。在战国至秦的铜印中，偶见此型鼻钮的孑遗。”

战国时期，鼻钮虽然仍是官私玺印最主要的形式，但风格已转向规整和追求庄重的效果。此期具有代表性的鼻钮样式是：印台侧视如坛，钮穿与印体之间有斜形的过渡台阶，钮身小而略呈半圆形（图5-4）。

燕国和三晋的铜玺四边棱线分明，制作严谨（图5-5）。也有的私玺，印体制为圆形，出现两道以上的棱线（图5-6）。

秦代是古玺印钮式演变的一个过渡阶段。由于秦代短促，世风匆乱，并未在印章钮式方面有显著的创制。秦印钮制铸造比较简朴，与此期印文的率意作风可以说是相互表里的。鼻钮是官私印的主要钮式。尽管秦官私印在钮式上渐趋统一，但官印并未形成严格细密的等级规格。一方面，其表现在于鼻钮的制作不尽规范。存世秦官印采用平台式鼻钮的已占主要地位，如“中行羞府”（图5-7）、“法丘左尉”（图5-8）。与战国同型鼻钮相比而言，此式鼻钮的钮穿一般较大而高。个别钮身，已由圆条形转变为扁薄形，这一变式开启了瓦钮盛行于汉代的先河。当然，也有承袭古风的，如图5-9，其钮身与印台仍然是以斜形过渡方式连接的。承袭古风的一脉在汉初仍见余韵，如丹徒镇金家山西汉早期墓出土的“丹徒右尉”印。另一方面的表现则是：虽然龟钮用于君侯印章之制滥觞于秦，但又见秦“昌武君印”（图5-10）那样施用鼻钮的实例。由此可见，在百官印章的钮式上比较严格地分出鼻、龟两个等级，是西汉时才真正成为一种严谨对应的制度的。

秦代私印中常见多层台阶的鼻钮，如“李薄”（图5-11）、杜相（图5-12）等，这在秦官印中则未之见。秦私印的此种钮式，在铸造上大多不如战国鼻钮那样棱线挺拔、规整。

此外，秦印中还偶见觹钮、亭钮等。

鼻钮，在汉代官印中属于最低一层的钮制。凡秩千石以下者印皆使用鼻钮。诚如《汉官仪》所载：“千石、六百石、四百至二百以上，皆铜印，鼻钮，文曰‘印’。”

汉初，无论官印私印，都明显存留秦及战国风格的遗风，但由鼻钮变形而来的类于覆瓦的样式逐渐稳定并上升为两汉长期沿用的主要钮式。因此，人们通常将其称为“瓦钮”，甚至俗称为“穿”。其演变序列大致如下：西汉早期的钮壁较厚（图5-13）。西汉中期钮壁变薄但钮面仍较窄（图5-14），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都侯丞印”（图5-15）。西汉晚期（包括新莽）至东汉前期，钮面则显著加宽（图5-16），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西安丞印”（图5-17）。东汉后期随着印台渐高，出现了钮体几占全部印台、钮壁增厚、钮孔相应变小的风格（图5-18），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军司马印”（图5-19）。东汉后期有一种保留鼻钮模式但钮壁增厚的形式再度出现，与西汉同型钮制的鉴别点在于其钮身较高而厚。此式在三国、西晋时期更为流行。

汉代私印瓦钮（图5-20），大多数仿官印而来，其演变序列具有与官印相近似的规律，从印文风格考察不难得出这一印象。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杨延寿印”（图5-21）。

还有一种钮面两边与印体齐平的样式，是私印所专有，有人将其称为“桥钮”（图5-22），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万定”（图5-23）。从其印文的特点来看，提示流行时代上偏晚，为东汉的风格。

战国时代，由于文化艺术的多元发展及青铜器制作技术提供的条件，从生活中撷取多样题材的思路普遍行用，印钮样形已不再仅仅着眼于实用，而是开始注重融实用于装饰观赏之中，因此玺印钮式制作日趋多式多样，工艺更加严谨精细，出现了诸如建筑、动物、人物等若干新钮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