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皇后 独以玉玺

我国原始玉器的出现，大约始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由于玉石具有不同于一般石料特有的色彩、光泽、肌理等自然属性给人以悦目的美感，因而逐渐从工具性石器的生产中分离出来，被用来专门制作具有装饰功能、显示等级差别以及氏族部落图腾徽号的玉器。

玉的种种物质特性又被不断演绎而附加上种种道德的、社会的、情感的内涵，更使得玉在古人思想意识层面中的意义非同一般。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玉”释为“石之美有五德者”。《礼记·聘义》则记载孔子阐述“玉有十一德”，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绌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可见古代人们对玉的崇尚珍视达到至高至上的程度。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促使玉器的制作日渐与礼制、宗教以及赏玩、随葬等用途相结合。

在我国古玺印遗存中，玉印的情况比较复杂、特殊。它不仅是具有征信功用的玺印，同时是玉器，这便使得玉质玺印与当时的封建礼制相联系，兼具佩玉、葬玉和等级玉器多种功能。诚如甘旸在《印章集说·玉印》所说：“三代以玉为印，唯秦、汉天子用之，私印间有用者，取君子佩玉之意，其温润有神，愈旧愈妙。”

当然，玉印显示等级地位方面的意义是比较宽泛的。即便在战国时代，其所显示的差别，主要还在于一定时期和地区范围内社会阶层的高低，而不是像后来的秦汉时代那样较为明确地渗透到官制范畴。

《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卫宏此说，主要是针对官印而言的，但对历来的玺印制度研究影响极大。杜佑《通典·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秦以印称玺，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舆六玺，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又始皇得蓝田白玉为玺，螭虎钮，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所谓“乘舆”，特指古代皇帝和诸侯乘坐的车子，此处则指皇帝所用器物。

据文献记载，在汉代，以玉为玺者还包括皇后。汉卫宏《汉官旧仪》：“皇后玉玺，文与帝同。” 这一点通过前举陕西咸阳北塬发现的白玉材质、螭虎钮、阴刻之“皇后之玺”实物，均相吻合。

唐杜佑《通典·天子纳后》在记载后汉灵帝册立宋贵人为皇后的礼仪大典时，多次提及玺绂，明确说明皇后持佩赤绂玉玺。

通过传世和出土的秦汉玉印，官印寥寥无几而私印比比皆是的事实，也足以证明卫宏“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之说非假。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现古玉印三十余方，大多是中小官吏玉质私印。这一事实表明：秦汉时期得佩玉玺官印者，范围极小。但作为私印，其采用何种质料、形制，并不受具体秩级的严格限制，仅仅与用印者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有一定的关联，卫宏于此所说的“唯其所好”，应该是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

孙慰祖《古玉印概述》：“现存战国秦汉时期的玉印，约有五百方。其中汉代居多，战国次之，秦代则稀若麟凤。这一不同时期数量上的差异与同时期的铜印遗存的数量多寡大致相吻合。”

尽管在整个战国秦汉时期的印章遗存中，玉印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在玺印艺术上的地位，却为历来鉴藏研究者和篆刻家所重视和崇奉。这不仅在于其质料珍贵并具有独立的欣赏价值，更是由于其印文风格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诸多特点，而且，在以后两千多年的遗存过程中因其物质特性而较少受自然力侵蚀氧化等的变异，从而成为游移于铜印以外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类型。当然，这一审美类型在各个时期也呈现出既与时代同步又具自身特点的递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