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葬明器 辟除不祥

古代用作殉葬明器的印章，也有不少。所谓“明器”，又称为“冥器”，即古代下葬时埋于墓中的随葬器物。殉葬的印章不仅有金、玉、铜，还有木、石、瓦等各种材质。《印章概述》中所举“尚书兵部之印”（图2-159）印例，罗福颐认为就是唐代墓中殉葬使用的瓦印。

两汉时期的随葬印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特赐随葬印，即按规定的形制制作的加官印。这一类印章，通常与生前的实用印制相同，不过印文一般比较草率。在河北省景县北魏封魔奴柩中，曾发现“冠军将军印”（图2-160）、“怀州刺史印”（图2-161）和“高城侯印”（图2-162）三方官印，这些印较汉晋印为大，有2.9厘米见方，其龟钮也比较雄壮，可以将其视为北魏标准官印。于该墓同时出土的墓志曰：“魔奴卒于魏太和七年（483），赠官使持节冠军将军、怀州刺史，晋爵高城侯。”可见墓志所说的职衔与印文均相符合，从这三方印的印文十分草率来看，应是非实用品，说明这三方印应该是墓主死去获赠官时就刻印放入棺内的。

另一类是一般随葬印，即死者的后人为死者制作的殉葬印。今所存随葬印大多属于此类。这一类随葬印通常又可分为三个属类：

（一）印文依照生前实用官印铸刻，但其材质和形制会有所不同，印文铸刻也较为草率。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中，曾经出土一方“轪侯之印”（图2-163），铜质，龟钮，2.2厘米见方，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由于印文刻制草率，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枚殉葬之印。湖南省博物馆所藏另一枚西汉铜质、龟钮、2.2×2.15厘米见方之“长沙丞相”（图2-164），也被认为是殉葬印。

（二）官名前加“故”字者。即死者后人对免职或故去的职官所刻的殉葬印。如明顾从德《集古印谱》中著录的“故成平侯私印”（图2-165）。沙孟海《印学史》认为：“官职上面加‘故’字，汉人虽也曾用于生前，但看这个印的体制，一定也是明器。”

（三）官名后加姓名合刻者。罗福颐在《印章概述》中说，1925年日本人在朝鲜盗发汉墓，于柩中曾发现刻有“五官掾王盱印”木印。他认为：“从这些遗物证明传世印中有‘大司空士姚匡’‘横野大将军幕府卒吏张林印’等印，凡官职和姓名刻在一起的，都是置于棺柩中的殉葬品。”若依此说，前举故宫博物院藏汉代雁钮（文献多注龟钮，误）玉印“婕伃妾娋”（图2-166），亦当为殉葬印。此印发现于明嘉靖年间，曾由严嵩收藏，后归李日华“六砚斋”；入清后辗转归龚自珍、何昆玉、陈介祺等名家。此印一度被认为是西汉成帝时婕伃赵飞燕的用印。实际上，“婕伃”，亦作“婕妤”，是汉武帝时始设置的汉代宫中内命妇官名，为皇帝之妾。位视上卿，秩比列侯，在昭仪之下。自魏晋至明多沿用设置。“妾”，系自谦称，而“娋”，则应为人名。

明代沈周曾旧藏一枚盘螭钮、小篆、无边栏之“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九字玉印（图2-167）。沙孟海在《印学史》中谈及此印时说：“被文彭定为‘秦九字玺’，顾氏《集古印谱》以此冠首。此印可能是汉代最高统治阶级的专用佩印，也不是秦印。”

罗福颐不同意此印为佩印的说法，认为此印亦乃殉葬明器。他在《印章概述》中写道：“又过去日本人发掘朝鲜汉墓的报告中，记载得有‘永寿’二字玉印，文字彫钮均极精妙，由此推知过去《印举》中所载的‘建明德，子千亿，保万年，治无极’十二字金印，以及顾氏《印薮》中著录的‘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所谓九字小玺，全是同于这一类殉葬用的明器。用印殉葬的事例，在史籍上也有明确的记载，如《三国志·吴志·孙琳传》，记有发孙峻棺取其印绶一事，便可作为参证。”笔者认为，当以罗福颐所说为是。

古代人们生前私印，死时殉葬，应是常例。官印的情况相对则复杂一些。两汉时期，以实用官印随葬的范围极小，仅有少数人可获此殊荣。西汉时，有两类人的实用官印曾用于随葬：一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一为皇帝特别宠信的大臣。王、侯临死或离位时都要归缴印章。由此亦可说明上举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出土的“轪侯之印”，并非生前用印，乃为殉葬明器。

东汉时期，实用官印随葬的范围有所放宽，王侯、公主及宠妾，薨赠印玺。《后汉书·仪礼志》：“诸侯王列侯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镂，文贵人、长公主铜镂。”此处所谓“玉柙银镂”，即以玉制作印匣，用银质印材刻印。根据《礼记·曲礼下》所说，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称不禄，庶人死称死。小孩夭折和病死的，称为殁。可见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人之死亡，亦有尊卑之别。

尽管依照规定，官吏亡故时官印必须归缴不得随葬，然人们仍会采用一些变通的方法，满足其心理需求。逝者生前的实用官印按规定归缴之后，家人便仿照逝者生前所用官印模样另造一方用以随殉。还有一些官爵是世袭的，前辈逝去后，生前所用的真的印章要留给子孙后代使用，家人也只能仿造一方作为明器随殉。

及至宋代，赐官印随葬的风习大开。官吏生前所用的官印并赐随葬，若有不随葬而继续行用者，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宋史·舆服志》载：“是岁（元丰六年，1083年）十二月诏，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并赐随葬，不即随葬而行用者论如律，中兴仍旧制。”这些随葬官印，也成为历代传世印章的由来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谈及殉葬印时，应该与古代战场遗址发现的实用官印，有所区别。由于古代社会战事频仍，许多将士战死沙场，连同身上佩带的官印一道遗留下来，若干出土并传世的古代印章就是当时战死者的遗物。罗福颐《印章概述》：“据说过去一些古董商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过去所谓归化城），经常可以买到许多古铜官印，传说多是在附近古战场遗址中发现的。其中军司马印、假司马印、部曲督印之类极多，这都是当时中下级军官，阵亡率大，所以遗留下来的官印也此较多。”

宋代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说：“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军中官。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没于行阵者。”这种说法与北宋王若钦、杨亿等人编撰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中记载的“臧宫为偏将军，从破群贼，数陷阵却敌。后为辅威将军，讨公孙述于蜀，前后收得节五、印绶千八百”的说法，不谋而合。

既然随葬印的制作很大程度上是本于死者生前的实用官印，这便为人们研究古代的职官制度提供了一些方便。当然，作为明器所用的随葬印在印制、质料、钮式或印篆方面，仍与其实用官印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随葬印的质地、钮式，均不能代表当时的官印。不过，正是这种差异，恰好为人们辨别二者的不同，提供了相关依据。例如，现藏南京市博物馆的南京中央门外老虎山东晋颜约墓出土石质、龟钮、3.7厘米见方的“零陵太守章”（图2-168）便是很好的印例。“零陵”，乃古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前111）置，治所在今广西全州西南，辖境相当于今湖南邵阳以南、广西桂林以北之地。东汉移置泉陵（今湖南零陵），三国后辖境渐小。专家发现此印的质地、钮式以及印章字体，均与当时担任该职的官吏不相符合。由此推断，当为随葬印。同时因为书体的发展变化对入印文字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这枚实物印章的出土，也打破了人们认为隶书入印最早起于宋代的既往成见。

古人随身佩带玺印，既有用来彰显礼仪的意愿，亦有用于“以逐精鬼”“辟除不祥”的功用。汉代曾流行在正月卯日佩带刚卯、严卯双印，以避邪疬的风俗。《后汉书·舆服志》：“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縢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綔赤丝蕤，縢綔各如其印质。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瘴，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瘴，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因其印文首段中有“刚卯”二字，次段中有“严卯”二字，故名。由此可见，官吏佩带刚卯、严卯双印的材质、印绶色泽，也是按官员的职秩决定的。《说文解字·殳部》：“，刻，大刚卯也，以逐精鬼。”卯的正式名为“”。刚卯、严卯双印的作用，就是驱逐鬼疬邪毒，以保平安吉祥的。

传世刚卯、严卯的实物尚富，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各地博物馆均有收藏，除方柱体以外，也有六角柱体者，形制都较小。

另外，每逢端午节，民间流行在门户挂艾蓬的风俗。据说这是从夏代流传下来的古老习惯。《后汉书·礼仪志中·桃印》：“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可见汉代五月端午既挂苇茭之类的植物，也挂五色印。所谓“五色印”，也称“桃印”。《后汉书·礼仪志中》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如法，以施门启。南朝刘昭注曰：“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魏除之也。”五月初五在门户挂桃印的习俗被曹魏废除了，桃印既用以辅助“卯金”的，其用意与刚卯、严卯相同，故知刚卯、严卯印亦当废于曹魏时代。

除了上述刚卯、严卯双印以及五月端午挂五色桃印有庶疫刚瘴以避邪疬的功用之外，古代还有道家常用的黄神越章。以往人们认为唐代之后才有道家印，其实，在东汉时就已经有了。晋葛洪在其所著的《抱朴子·内篇·登涉》中记载道：“或问：‘为道之人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

此处所说的道家所持用的黄神越章、黄神之印（图2-169）、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图2-170），各家印谱常有著录。如《十钟山房印举》中著录的“黄神越章”（图2-171）、“黄神使者印章”（图2-172）、“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图2-173）等印，但未见葛洪在《抱朴子》所说有120字者，这也许是后来发展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