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馆年号 鉴赏收藏

古代文人雅士，通常喜欢为自己的厅堂居室和书房斋馆起一个名号，以示文雅高尚。诸如将其命名为室、居、轩、斋、堂、馆、阁、楼、宫、殿、窝、窠、庵、山房等，比比皆是。这些厅堂居室、书房斋馆既有名号，当然也可以其名而治印。甘旭将其称为“堂馆斋阁印”，朱象贤则称为“堂室斋阁印”。现在则一般称为“斋馆印”。然无论如何称谓，这类印章都属于非正式表示信用的印章之类，多被用于书画创作印记、品鉴收藏。

朱象贤在《印典·堂室斋阁印》中说：“甘旭云，堂馆斋阁杂印，古制原无，始于唐宋，用为书画引首，以闲杂字为之，非矣。吾子行云，轩斋等印，古无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白文玉印，后或为法。白文不若从朱文。唐人虽有号，未尝作印，三字屋匾却有之。”可见吾丘衍将唐代宰相李泌“端居室”（图2-80）印，视为斋堂馆阁印的始作俑者。

宋代，文人习用斋馆印的风气相当兴盛，经常将其用于笔札之上。例如苏轼有“雪堂”印，王诜有“宝绘堂”印，米芾有“宝晋斋”印。

也有人将自题斋馆名与自命别号合而为一，不易划分。元、明以后，则更加普遍。例如赵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松雪斋”，不仅篆刻了一方“松雪斋”（图2-81）斋馆印，有时还自署“松雪翁”“松雪道人”。文征明的书室是“停云馆”，刻有“停云馆”（图2-82）印，有时也自署“停云生”。丁敬的室名是“砚林”“龙泓馆”，刻有“龙泓馆印”（图2-83），亦时常自署“砚林叟”“砚林外史”“龙泓山人”。

当然，有些斋馆印也并非真有此室，有些人只是将自己命名的斋馆名号篆刻成印章玩玩而已。不少人还有若干枚斋馆别号印，为了检索查找方便，陈乃乾曾撰《室名别号索引》。

古代皇帝大都喜欢玺印，除了用以执政的正式玺宝之外，也有人将自己的年号刻成印章。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古今公私印记》中谓：“太宗皇帝自书‘贞观’二小字，作二小印。玄宗皇帝自书‘开元’二小字，成一印。”

隋、唐人在鉴定书画真迹之后，往往会在自己所经眼鉴定的书画作品边角处署名以示负责。传世王羲之、王献之等法帖上常有后世人的署名。其中尤以有隋代的诸葛颖、柳顾言、智果以及宋代欧阳修、韩琦等十余人署名之《奉橘帖》为最多。后来则多用印章来代替署名。

通过传世的书画作品和收藏的图书典籍来看，唐太宗的“贞观”（图2-84）连珠年号印、唐玄宗的“开元”（图2-85）年号印，虽未明确标出鉴定字样，然多用于书画图书的鉴赏收藏，具有鉴藏性质，因此也可以将其视为“鉴藏印”。五代南唐国的“建业文房之印”（图2-86），则明确了此印的鉴藏功能。

宋徽宗赵佶，是个擅长书画、喜爱收藏图书和艺术品的皇帝，因此拥有若干闲杂印和鉴藏印。他也曾效仿唐代皇帝将自己的“大观”（图2-87）、“政和”（图2-88）、“宣和”（图2-89）等年号刻成年号印传世。其中还有一方“宣和”（图2-90）连珠印。南宋高宗也有“绍兴”（图2-91）年号印。宋代较大的“内府书印”（图2-92），无疑具有鉴藏功能。金代有“明昌御览”印（图2-93）等。

后来的金章宗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可能更直接地受宋徽宗的影响，也刻制了一套收藏鉴赏印，称为“明昌七印”。所谓“明昌”，乃金章宗的年号（1190—1196）；“七印”，则是“内府”（葫芦形）、“群玉秘珍”“明昌珍玩”“明昌御览”“御府宝绘”“明昌中秘”“明昌御府”（以上皆方形）。后来也有一些书画家喜欢年号印，往往钤印于书画作品，表示其创作或收藏的年代。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录有“窦蒙审定”“张氏永宝”“邺侯图书刻章”“永存珍秘”“彭城侯书画记”等，说明唐代用于鉴赏收藏的印章已具一定规模。事实上，在书画作品及书籍上钤盖公私鉴藏印记，并非始自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古今公私印记》：“又有‘集贤印’‘秘阁印’‘翰林印’。又有‘弘文之印’恐是东观旧印者，其印甚小。更有‘元和之印’，恐是官印，多印拓本书画。诸好事家即有东晋仆射‘周’印，古雌印……”由此不难看出，最早的私家鉴藏印记应该是东晋时期的周。最早的公家鉴藏印记则为后面将要提及见于南齐敦煌石室收藏《杂阿毗昙心论》经卷之末及经卷之背都盖有“永兴郡印”的朱文官印。

私人鉴藏印著名者如唐王涯有“永存珍秘”印，宋米芾有“米芾秘箧”印，王诜有“晋卿珍玩”印，蔡京有“蔡京珍玩”印，贾似道有“秋壑图书”（图2-94）、“秋壑珍玩”印（图2-95）。这些印章，或见于字画真迹，那是原迹；或见于各种法帖，那是摹刻的。由于鉴藏印中有云“某某图书”“某某图书记”者，时间经久，有人便以“图书”为印章别名，甚至沿用至今。当然这样称法，实际并不妥当。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著名收藏家项元汴，收藏颇富。不仅如此，项元汴也是在其收藏书画上钤盖印章最多的私人收藏家。常用收藏印有“墨林主人”（图2-96）、“子京父印”（图2-97）、“子京”（图2-98）等。据艺术史家刘金库统计，项元汴经手的书画上最少钤盖两方收藏印章，最多达97方，从1545年到他去世的1590年前后大约45年里，他不断地在书画上盖收藏印章，若以千件藏品、每幅约20方印章计，项元汴一生在书画上加盖了至少二万多枚章。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曾批评他：“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