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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再次见面,就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时光过去四年。其时,笑明明已和一名壳牌公司的职员谈婚论嫁。这名职员亦是老大哥牵的线,广东人,自幼失怙,依仗了家道殷实的姑父姑母长大,受完中等教育便入洋行做练习生。因生性本分勤勉,一级级做上来,进了壳牌,做个小小的部门主管,到此已年届三十。演艺圈的女性,多半不会在本行当里找丈夫,因为深知其中的辛苦与不安。一般总想找个诚实的先生,谋一份中上职业,钱倒不在多少,她们自家都是有些积蓄的,也晓得钱会带来福,亦会带来祸。总之是,要有一个安定稳妥的家。这名职员正是这样的人选,并且,不是出身名门,还没有父母大人,不会对笑明明的职业存偏见,婚后她依然可以演戏。在这件事上,那先生果然没提出什么异议。到底是老大哥,精通世故,也了解“小狗小猫”。两人见了面,彼此都不讨厌。那先生是典型广东人长相,高颧凹腮,但在大公司里做事,训练得很有规矩,西装穿得笔挺,白衬衫领和袖雪白,没一点污迹,指甲、头发修理得极整洁,一身上下服服帖帖,礼貌也周全。笑明明这样自小出来闯荡社会的人,又是戏台上出入,外表是不会给人挑出不是的。更何况,在她善于交际的言行底下,不自觉地会流露出热忱的本性,是让人信赖的。所以,再接着第二、第三次约会,不久,广东先生就带笑明明去了他姑母家。终是养育他的人,是当作父母对待的。然后,两人一同去看和租房子、买家具、拟登报启事,还邀了老大哥做证婚人。正忙得兴头上,郁子涵出现了。
郁子涵敲开笑明明同小姊妹合租的亭子间,小姊妹早一年就结婚搬出去,笑明明不日也要离开了。陡一见郁子涵,她都没认出来。郁子涵长高半头,穿一套破旧西装,很可疑地,身上散发出浓郁的柴油气味。这些都还不是改变他形象的要害,要害是他的脸型不一样了。原先柔和的弧度现在全被较为坚硬的直线所取代,变得有棱角了。眉棱、鼻梁、脸颊、腮骨、唇线,都含有一点锐度,几成一张长方脸,像是蚕从蚕蜕中脱生,这就是青年从稚气柔嫩的少年外壳中脱生的形态。还不单是这样,似乎脱去蜕壳后又遭遇了外界的某种磨砺和历练,形成了眼前的形状。
郁子涵在离开的四年中,究竟有怎样的经历,是笑明明不会想到的。其实他在北碚的会计学校读了一年多些,就离开了。读书的生活是清苦的,北碚地方又小,此时壅塞了穷学生和穷先生,摩肩接踵的,只觉着一股穷酸气弥漫。郁子涵受穷的日子,是在清门闭户里过的,所以穷得洁净。一旦走出家门,到了社会,闹是闹了,俗也俗了,却是丰饶的。艺人们都讲究吃穿,手面很阔。凭本事赚进来,凭性子花出去,豁朗的人生观。郁子涵学会了享受,几乎把受穷的日子忘记了。北碚的风格,倒也是豁朗的,却是豁朗的穷,就粗糙了。年轻人的欲望,活力充沛,那穷酸便也是浓郁蓬勃的。学生们可将被褥当了打一餐牙祭,然后钻进别人的被窝打通腿。赶墟的日子,他们挤在街上,一样买不下,眼睛倒可把人家篮里的活鸡吞下去。这些很令郁子涵生厌,觉得羞耻和龌龊。读会计学校的,多是寒门小户的子弟,更是拮据得可怜,郁子涵加倍看不入眼,在班上特立独行两三个月,方才结识一个同好。此人姓王,亦是从上海来,其实是个“瘪三”,但郁子涵这么点见识,怎么识得出来?只是见他人样长得好,派头好,穿西装,戴金丝边眼镜,就像笑明明当时哄他时说的前景。此人说话还很有趣,又与他一样看不起北碚的人和事,有着共同的话题。两人一旦结交,立即割头不换,天天下馆子,郁子涵会钞,王同学专讲山海经。后来,郁子涵手头紧起来了,上海方面的周济是供一个人,又不是供两个人。王同学便找来铁皮,三敲两敲,敲出一个火油炉。这人的手很巧,又大约是做过工的,这技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大有用处。敲出火油炉以后,王同学又显示出厨工的才艺。到了赶墟时,两人便一同去买来荤菜素菜,回来煎、炸、炖、煮,将饭馆搬到宿舍里。郁子涵已经吃开了胃,在这种地方,除了吃还有什么呢?王同学至少还有些烹饪的乐趣,郁子涵又不会,最多剥点葱姜,然后就眼巴巴等着锅开鼎沸,两人一同大啖。这时节,他成了真正的饕餮之徒。别人家还有些书卷气,他可没有,一味的口舌之欲。仗了年少清俊的模样,还不至让人讨厌。
他对读书已无兴趣也无信心到极致,几次会考,他均不及格。王同学奉承他是文章古风之人,不适宜会计这种现代庶务,撺掇他去昆明读清华大学文科。他当然听得进。其实两人都是腻烦了北碚这地方,想去昆明大码头。于是,先退了这边的学,省下学费,一边向上海方面写信,告诉笑明明清华大学文科预备班录取了他,需转移昆明的盘缠和另一笔学费。等钱的时节,两人则走青木关去了次重庆,看看这山城,尝尝风味小吃。陪都的苟安繁华使郁子涵想起上海:大世界和笑明明,亦有一线伤感。但毕竟那与现实相隔太远,无济于事,于是精神还是回到眼前:看和吃。王同学教会他享乐,也教会他能将就,有一晚,他们竟然是在桥洞底下过的,幸而天不冷。因计算下来,钱不顶够了,两人将行李——所谓行李不过是两件衣服、牙刷毛巾,留在客店,抽身回北碚,结果又被什么玩的看的牵住,只得延宕一天。回到北碚,又过些时候,笑明明的钱才汇到。拿到钱,郁子涵先去旧衣摊置办了行头,一身三件头西装,将长衫换下。这一套行头,便是陡地出现在笑明明面前的那身。王同学很有计算地,将他们的火油炉、锅勺,还有书,作价卖给同学,得来的钱至少可以下两趟小馆。然后,两人往昆明去了。这一路其实蛮艰险的,好在他们目的心并不迫切,怀着漫游的心情,在山水间昼行夜伏,就像两位古代的名士。他们有时乘车、有时走路、有时行舟,还有时,搭了异族人的骡车,手里掂根枝条,学作驱使状,颠颠簸簸而去。亚热带的太阳,将他们晒得墨黑,但空气新鲜,无忧无愁,所以并不见憔悴,而是意气风发。等抵达昆明,已是半年之后,他们并不去寻找清华大学,而是租房子住下,安心过起日子。昆明果然是另一番情景,不说别的,光是气候就要宜人得多,视野里则一片明媚,不像北碚那边阴湿。此时,已在频传胜利停战的消息,人们开始讨论回家的计划。遗憾的是,邮路混乱,几近阻塞,以至与上海断了信息,寄出要钱的信均石沉大海。其间,他们曾经考虑自生财路,囤积了些肥皂,再兜售出去,赚一小笔,维持一段。王同学又用铜片铁皮敲成异族女人佩戴的饰件,送到墟上去卖,卖了些小钱。到此关节,倒看出王同学是个重义气的人,没有抛下郁子涵这个吃口。是顾念花了他不少钱,也是出门在外,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商量,所以就甘愿养他。再有大半年过去,抗战真的结束了,欢腾喜悦之际,又是一场大混乱。北归的人与车,日日从街上过,这城市不禁显出凋敝。这两位如何按捺得下,上海一径地在向他们招手,两人都得了怀乡病。这时,他们中间还多出一个人,一个女人,年纪大约二十八九,说南京话,穿着很摩登,看样子是跑单帮的,不知怎么落了孤身一人,滞在此地,租住他们隔壁,做了街坊邻居。本来并不多搭讪,但都知道外地来的,待到胜利思乡时,不由得话就多起来,讲的全是回家。三人终于商得一策。先由王同学用铁皮精制一枚徽章,图案是中、俄、英、美四个胜利国的国旗;然后南京女客穿成贵妇的样子,去到一家小五金店订购此类徽章,并缴纳定金二十元;第三,轮到郁子涵出场,带了王同学的作品去兜售。老板一看正是女客要的,即刻预付一千元钱订制两千枚。一千元到手,三人连夜离开昆明,在一无名小镇宿一夜,联络到一辆烧柴油的卡车,以工换车资,三人上了车斗。行走不过数里,南京女客就坐进驾驶室里,将先前搭乘的一个江阴单帮客换出来,一路与司机谈笑,提高他的士气。那江阴客上了车斗,心里不服气,想自己是付了车资的,就不肯劳动。因此,从头到底,都是王同学和郁子涵,负责一路的饮食,烧水做饭。此外,柴油烧尽,接不上火的时候,卡车就要启动另一套装置:烧木炭,这样他们就要提水和摇鼓风机。这一辆卡车,行路几千里,最终将郁子涵带到笑明明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