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实闳雅”的著述

在坚实的“小学”与幽深的“诸子学”之间，还有作为过渡形态的中卷“文学”。如果说太炎先生的小学、文学与诸子学之间，有什么共同特点，或内在联系，那便是对于“名学”的倚重。对此，梁启超、胡适等人早有发现，但主要从章氏的小学及诸子学立论，这里希望兼及其文学。所谓“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国故论衡·论式》），太炎先生的这一著名论断，既是文学史论，也是自家创作谈。

章氏为文，不追求意兴遄飞，文采风流，更不喜欢游谈恣肆，心矜气浮，其刻意表彰及摹仿的，是魏晋之文。太炎先生的表彰魏晋文章，最著名的莫过于《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两段话：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

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

在《通程》中，章氏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魏晋间，知玄理者甚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34]而在众多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魏晋文章中，太炎先生对嵇、阮大有好感：“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35]

太炎先生之论文，既反流俗之推崇先秦文章或唐宋八大家，也不认同所谓骈文正宗，而是强调六朝确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裴、范缜等。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作系列演讲，论及“文章之派别”时，赞扬晋文华妙清妍，舒卷自如，平易而有风致。至任昉、沈约，“每况斯下”；到了徐陵、庾信，“气象更是不雅淡了”。“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36]如此立说，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对于“八代之文”的想象。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乃长期酝酿，且渊源有自。早在1910年的《国故论衡·论式》中，章氏便如此谈论六朝文：

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

在章氏看来，文章的好坏，关键在于“必先豫之以学”。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学术（或曰“魏晋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晋玄文”）。太炎先生一反旧说，高度评价魏晋玄言，称六朝人学问好，人品好^[37]，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如此褒扬六朝，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象。直到晚年讲学苏州，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魏晋六朝文的独特发现。而这一发现，经由周氏兄弟的引申与转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一大景观^[38]。

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太炎先生自称先慕韩愈为文奥衍不驯，后学汪中、李兆洛，及至诵读魏晋文章并宗师法相，方才领略谈玄论政舒卷自如的文章之美，逐渐超越追踪秦汉文的唐宋八大家以及追踪唐宋文的桐城派，又与汪、李等追摹六朝藻丽俳语的骈文家拉开了距离，形成兼及清远与风骨的自家面貌。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五岁”则，有这么一段话，可与上述总结互相呼应：

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然正得唐文意度。虽精治《通典》，以所录议礼之文为至，然未能学也。及是，知东京文学不可薄，而崔实、仲长统尤善。既复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渐变。^[39]

这段“文章渐变”的自述，主要针对的是《訄书》的文体探索；可真正称得上“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40]的，起码应包括日后刊行的《国故论衡》。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并广获好评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二字^[41]。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

对于《国故论衡》，胡适除表彰其“精心结构”外，还称书中各章“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42]。我很欣赏适之先生的这一看法，不过，作为文章，我更看好《论式》、《原学》，而不是适之先生推荐的《明解故上》和《语言缘起说》等。另外，胡适称章氏文章“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其实暗含讥讽，即“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可是，有周氏兄弟的显赫成绩，起码薪火相传；如果再考虑到众多学者的趣味，所谓太炎文章“及身而绝”的断言，其实大可商榷。

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述学文字，对王国维、陈寅恪颇多非议，而极力表彰的是太炎先生：

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近人论学，专就文辞论，章太炎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支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宗。^[43]

至于文学史家程千帆，早年曾将《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用以“论文学之界说”^[44]。晚年说起“别是一家”的述学之文，程先生极力推崇《五朝学》，称这才是“好文章，大文章”^[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