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本书体例
《国故论衡》甫一刊行，章太炎参与编辑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便登出两则不太一致的广告。刊于第一册上的广告称：“本书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用讲义体裁，解说简明，学理湛深，诚研究国学者所不可不读也。”而在第三册上，广告的内容发生变化，不再强调“讲义体裁”，而是“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后者的说法较为准确，《国故论衡》并非哪次集会或某个课堂上的“讲义”，但又跟太炎先生在日期间的讲学活动多有关联。
说到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着实令人感动。借助鲁迅、周作人、许寿裳、任鸿隽等昔日学生的生花妙笔，太炎先生的东京讲学，早已在中国学界广为传诵。这倒提醒我们，阅读《国故论衡》，必须将章氏流亡日本时的革命活动、心理状态、文化情怀、自我期待，以及政治与学术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全都考虑在内。不只收录在《民报》上的政治论战，《国粹学报》上的学术探求，还有《教育今语杂志》上的通俗读物（后集合而成《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46]），都值得互相参照。
也正因为如此，此次重刊，选择的是1910年刊行于日本东京的初版本，而并非日后经作者本人订正的上海右文社或浙江图书馆版。在我看来，初版本的《国故论衡》，不只具有学术史的价值，更有思想史的意义，因而更值得珍视。
1910年日本刊行的初版本，封面篆书“国故论衡”四字，扉页书名乃作者自署。接下来是目录和正文，每文篇首有“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 章氏学”等，书眉则是“国上 小学略说”等。全书共216页，铅字排印。版权页署：庚戌年五月朔日出版，定价日币七十钱，版权所有者国学讲习会，印刷者秀光舍。此书的第二、三版分别于1912年12月和1913年4月由上海大共和日报馆印行，封面及正文完全相同，变更的只是版权页，包括更改定价为银圆壹圆，以及标明“著作者章炳麟”。
1915年上海右文社铅印本《章氏丛书》中的《国故论衡》，删去《古今音损益说》，增《音理论》和《二十三部音准》，各文多有修正。1919年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的《章氏丛书》，其《国故论衡》篇目一如上海右文版，文字有校订。此后，读者一般选择修订本，初版不再重印。
我所见到的第五版（实则第五次印刷），乃1977年7月台北的广文书局所印。台北版删去了封面上的篆书，改为印刷体，大概是怕读者认不得。正文部分没有改动，版式照旧，只是删去书眉“国上 小学略说”中的“国”字。另外，参照上海右文社版，在书前加上了黄侃的《国故论衡赞》。
此次改为简体横排，采用的是初版本，但同样添上黄侃的《国故论衡赞》。原书有句读，修订本为求古雅，方才删去。此次按现行标点符号规定重新整理时，尽量尊重原作者的写作习惯。个别明显错漏的字句，或标拟改，或出校记。
此书校点本曾收入我编校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次重排，承蒙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渭毅、王枫、陈泳超三位青年教师，又代为校勘一遍，改正了若干错漏，特此致谢。
2002年8月25日于京北西三旗
[1] 参见拙文《有思想的学问家》，《文学自由谈》1992年2期，后收入《书生意气》，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
[2] 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545—5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可参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4] 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及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
[5] 参见侯外庐《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下卷“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章。此书下卷修订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关于章太炎的评价一仍其旧，参见修订本181页。
[6] 参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9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7] 章太炎：《致龚未生书十五》，转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5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8]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65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9]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和顾潮《顾颉刚年谱》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0] 参见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188—19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1] 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傅故校长哀挽录》1—3页，台湾大学，1950年）中有一段很精彩的分析，值得引录：“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信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这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12] 参见拙文《失落在异邦的“国故”》，《读书》2002年6期。
[13] 参见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642页。
[1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3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15] 参见拙文《胡适的述学文体》，《学术月刊》2002年7、8期。
[16]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1卷7号，1917年10月。
[17]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8] 参见《胡适的日记》331—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9] 《〈国故论衡〉出版广告》，《国粹学报》第6年4号，1910年5月。
[2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203—20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1] 《信史上》，《章太炎全集》第4卷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 参见《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171—172页；《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88—99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
[23] 参见章绛《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2年8、9号，1906年9、10月；拙文《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读书》1992年5期。
[24] 《周作人回忆录》20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2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203页。
[26] 参见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7页、55页、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7] 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章太炎生平与学术》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28]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国粹学报》第5年10号，1909年11月。
[2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6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30]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
[31] 参见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175—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2] 参见《菿汉微言结语》，《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639—641页。
[33]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7页。
[34] 《检论·通程》，《章太炎全集》第3卷4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35] 《訄书·学变》，《章太炎全集》第3卷145页。
[36] 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85—86页，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港新六版。
[37] 章太炎《五朝学》（《章太炎全集》第4卷73—77页）中有云：“夫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凡为玄学，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艺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贤于季汉，过唐、宋、明益无訾。”
[38] 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9]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9页，《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
[40]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648页。
[41] 参见《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169—170页。
[42]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23—126页。
[43] 《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44] 参见《文论要诠》第一章，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此书1983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刊时，改题《文论十笺》；1996年辽宁古籍出版社刊行《程千帆选集》，收程著七种，此书作为第二种收入上卷。
[45] 1997年初秋，我乘赴上海讲学之机，转道南京，拜谒程先生。谈及现在的学生不太会写论文，我说起计划编一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者的文集，以供研究生参考，而选择的标准是“文”、“学”并重。程先生对此设想十分赞赏，一再叮嘱，若编纂，非选入章太炎的《五朝学》不可。记得当时先生谈锋甚健，兴致也很高，连声说：那才叫好文章，大文章。
[46] 2001年贵州教育出版社重刊本《章太炎的白话文》前面，有我所撰长篇“导读”，题为《学问该如何表述》，其中第二节“令人神往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和第三节“深思独得与有感而发”可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