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史家的自我定位

善读书者，无不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这点古今中外几无例外。太炎先生的特出之处在于，不满足于对具体学者、著述或思潮的考辨，而是“全史在胸”，借助旧学新知的融会贯通，透视三千年中国学术流变，并试图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牢靠的根基。如此强烈的学术史意识，虽未催生贯通古今的通史，却也为后来者开无数法门。这一点，思想史家侯外庐有言在先。在《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中，侯称章为“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次尝试者”：

他关于周秦诸子，两汉经师，五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都有详论，即从他的著作中整理一部“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亦颇有意义。实在讲来，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虽以近代早期的学术史概论出现，而内容上则远不及太炎的见识，可惜他没有自己把这一问题的材料编著起来，使后来治学术史的人剽窃其余义，多难发觉。^[5]

经学史家周予同大概也可以认同这一说法，因其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曾专门提及章太炎的《检论》和《国故论衡》：“这两种著作，是中国学术批判史。”^[6]

说章太炎是最早“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这没问题；但要说“第一位”，则很可能不无争议。因为，如果强调著述之“有系统”，则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整体框架、理论术语以及论述线索，比刊刻于1900年的《訄书》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其实，是否“系统”，谁人“第一”，并非关键所在；最要紧的是，太炎先生关于五朝玄学或清代学术的诸多论述，至今仍被研究者奉为圭臬，可见其著述生命力之长远。

我想追问的是，如此目光如炬的学术史家，如何看待自家的写作？对学术史人物的褒贬，与对自家专业著述的抑扬，二者即便不说互为表里，起码也颇多内在联系。那么，就让我们借助作为学术史家的太炎先生之自我定位，来凸显《国故论衡》的意义。

1915年12月23日，时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寓所的章太炎，给女婿龚宝铨写信，嘱其将《章氏丛书》交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信中有这么一句：

《国故论衡》原稿亦当取回存杭，此书之作，较陈兰甫《东塾读书记》过之十倍，必有知者，不烦自诩也。^[7]

将自家著述与清人陈澧的《东塾读书记》相比拟，而且自认更胜一筹，并非一时意气。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太炎先生提及当初之发奋著述，乃有感于“汪容甫略推墨学，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而粗末亦已甚”；正是意识到“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方才起而“补前人所未举”：

余所撰著，若《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及《国故论衡》中《明见》、《原名》、《辨性》诸篇，皆积年讨论，以补前人所未举。其他欲作《检论》明之（旧著《訄书》，多未尽理，欲定名为《检论》，多所更张）。^[8]

至于1928年成稿的《自定年谱》，在宣统二年（1910年）条则有云：

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先后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又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訄书》亦多所修治矣。

如果说私人通信受具体事宜的制约，有可能思虑未周；《自定年谱》和《自述学术次第》则是很严肃的著述，起码体现太炎本人的“自我定位”——尤其是在学术史方面。

辛亥革命胜利后，章氏弟子大举入京，占据北大讲坛；再加上太炎先生本人“时危挺剑入长安”（《无题》四首之一），先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授国学，后又因反袁被囚禁，使其声望如日中天，北大学生更是以阅读《国故论衡》为荣。据顾颉刚称，当初因国文教师、文字学教师等都是章氏弟子，再加上当面听过太炎先生讲演，得到一回切实的指导，“因此，我自己规定了八种书，依了次序，按日圈点诵读”^[9]。而比顾低两级、1915年进入北大预科的陶希圣，那时也在教师指导下重点阅读八部书（外加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顾、陶二君所开列书目，重叠部分有《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国故论衡》四种。据陶君回忆，是国文教师沈尹默“叫我们买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读习”的。当时北大文科教师之所以着力推荐《国故论衡》，我想并不全是学派之争或师生之谊，其中也包括此书“确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源流及其演变，摆在读者面前”^[10]。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推进，西学大潮汹涌澎湃，引领中国学界风骚的，一转而为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至于章太炎等博雅的晚清学人，则逐渐退居二线。但这不等于说，章太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从此消失。或许，就像毛子水在追忆傅斯年时所说的，只因当初十分崇拜，用力较深，知其利也知其弊，日后提及时反而可能出言不逊^[11]。辨析那些自以为彻底告别《国故论衡》的青年才俊，我们依然能够在其蹒跚学步的足迹中，发现章太炎潜移默化的影响^[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