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论衡》导读

陈平原

不管你认定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还是“有思想的学问家”^[1]，你都不能不承认，章太炎（1868—1936）是晚清最特立独行、也最丰富多彩的人物。如此江山，如此人物，奔走四方提倡革命之余，还留下众多激扬文字及专深著述。只是时过境迁，当初“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战斗的文章”，今日已不太为人关注；那刊落“驳难攻讦”之作，自以为足以“昭示后世”的《章氏丛书》^[2]，也不见得有多少真正的读者。留在世人记忆里，更多的是太炎先生的逸事与隽语^[3]，比如“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或者“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因“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方能做到”^[4]。

对于著名学者来说，有众多“逸事”、“隽语”以供流传，真说不清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因这既使得其声名远扬，又妨碍其著述被认真阅读。知其名却不读其书，对于学者来说，近乎买椟还珠。读其著述，而后观其逸行，品其清言，这才是“欣赏”学者的最佳途径——即便对于章太炎这样有显赫事功的民国元勋，也不例外。

谈论章太炎的专业著述，世人多以1900年初刊本《訄书》为代表，因其出版在先；而我则更喜欢1910年刊行的《国故论衡》，因其更能代表太炎先生的学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