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和致谢
本书的多个研究论题旨在构成一个密切相关的论证，对此在导论中已反复陈述。可是，我花费了比我曾设想过的要长得多的时间才完成了它。它开始于20多年前我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后不久写成的关于“时间”和“道德经济学”的著作。之后，它被关于18世纪刑法的著作［它们是《辉格党和狩猎者》以及和沃里克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同仁合写的《阿尔比恩的致命之树》（Albion's Fatal Tree）］耽搁下来。然后，到了1980年代初，因为“第二次冷战”的发生以及和平运动的强烈需要，我再一次转变了方向。我对此并不后悔：我确信，和平运动对于驱散降临到政治和精神生活每个领域的乌云一般的冷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些困难（同时也因我健康状况不佳）严重地拖延了本书的写作。
现在我该解释一下，我对连贯地阐述这个论点做了些什么。有两章是早期发表的此次出版时未加修改的论文。这便是最初发表在1967年12月《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38期上的《时间、劳动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和发表在1971年《过去和现在》第50期上的《18世纪英国群众的道德经济学》（以下简称《道德经济学》）。就第一篇论文而言，因为当有趣的关于时间问题的新著完成时，看起来并不要求对我的文章作任何重大的修正。由于别的原因，我把《道德经济学》保留下来。这篇论文一直被广泛地讨论、批评并得到发展，一些论点被以后的研究超越。最初，我努力地去修改它，使它跟上最新的研究成果。但是，这证明是没有希望的苦差。它是对最初目标的一种怀旧活动。我发现，我正在修改一个其他学者已对它作出许多评论的文本。因此，我重新发表最初的论文，并写了一篇全新的、篇幅更长的论文《道德经济学的再考察》，在该文中，我回答了某些批评，并回应了其他人提出的问题。
书中其他的专题论文，既有经过大量修改的旧作，也有在这里初次面世的新作。《导论》与《贵族和平民》收入了最初在《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1974年夏季第7卷第4期发表的《贵族社会，平民文化》和1978年5月在《社会史》（Social History）第3卷第2期发表的《18世纪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些段落。短文《喧闹游行》，最初以《“喧闹游行”：英国的沙里瓦里》为题发表在1972年3月至4月第27年第2期《经济、社会、文化年鉴》（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上。我感谢编者和杂志允许我利用这些资料。
我还要感谢那些研究所和同事，他们接待我并向我提供教学以及在如此长时间里与历史学职业保持联系的机会。这包括若干所美国大学（匹兹堡、拉特格斯、布朗大学和达特莫斯学院），同时还有一系列印度大学以及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道格拉斯·罗布爵士讲座。我特别感谢三所大学冒着风险邀请我去访问——当时我已经荒疏了——使得我能够在长期转而投身和平运动之后，恢复我学者的声誉。这些大学中，首先是安大略省金斯顿的女王学院（在1988年）邀请了我；曼彻斯特大学在1988年至1989年授予我西蒙高级研究员的身份，而拉特格斯大学在1989年至1990年任命我为拉乌尔·瓦伦伯格杰出访问教授，在历史分析中心工作。没有这种慷慨的帮助和有共同思想感情的同事的促进，我恐怕已失去与自己职业的联系。最后，我热忱地向伯明翰大学表示感谢，它授予我人文高级研究学院院士的身份，向我提供图书馆和研究的便利条件。
如果我打算向每一个向我提供咨询的人（例如关于“喧闹游行”和“卖妻”）表示感谢，那么这个前言将会长达几页。在某些情况下，我已在我的注释中向提供者致谢。我必须因忽略了其他人而请求原谅。在那些曾提供信息或与我交换意见的人中，有：John Beattie、已故的Kathleen Bumstead、Andrew Charlesworth、Robin Clifton、Penelope Corfield、Anna Davin、Natalie Davis、Isabel Emmett、已故的G. Ewart Evans、John Fine、John Fletcher、Vic Gammon、John Gillis、Inge Goodwin、Jack Goody、已故的Herbert Gutman、Julian Harber、Brian Harrison、J. F. C.Harrison、Martin Ingram、Joan Lane、Louis Mackay、已故的David Morgan、Polly Morris、Bryan Palmer、Alfred Peacock、Iorwerth Prothero、Arnold Rattenbury、Ruth Richardson、John Rule、Raphael Samuel、Peter Searby、Robert Shenton、Paul Slack、Len Smith、Michael Sonenscher、Joan Thirsk、Keith Thomas、Dror Wahrman、John Walsh、E. R. Yarham、Eileen和Stephen Yeo。还应当特别感谢已故的E. E. Dodd，他在公共档案局为我承担了许多捜寻资料的工作。还要感谢Malcolm Thomas（现任尤斯顿路友好大厦图书馆馆员），他所给予的服务使我有幸得到了一个研究助手；感谢Andrian Randall、Wendy Thwaites和John Walter，因为他们敏锐地批评了我关于“道德经济学”的原文；要感谢先前合作编辑《阿尔比恩的致命之树》的Douglas Hay和Peter Line baugh，因为他们提供了关于法律、刑法和许多其他问题的建议；感谢Robert Malcolmson和Rex Russell，因为他们慷慨大方地就卖妻和农业事务提供咨询；感谢Roy Palmer，他分享了无穷尽的关于民谣和诽谤文献的专门知识；感谢Nicholas Rogers，因为他使我接触到他尚在写作的关于伦敦和地方民众的还未完成的著作；并且感谢Jeanette Neeson，她很快就要发表的关于18世纪平民的著作将改变对那个世纪农业和社会史的理解，并且感谢深深地受惠过的那些具有洞察力的人。还要特别感谢Eveline King，她熟练地辨认我多次修改过的手稿并为我打字；感谢两位多年的朋友，他们是我在美国的出版商、最近直接创意“众神图书”（Pantheon Books）的André Schiffrin，此先在兰登书屋的实利主义政策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以及英国默林出版社的马丁·伊夫，他在我每次遇到困难时帮助了我。他们两位对我长期的拖延，始终表现出特别的耐心并给予鼓励。最后，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一直是我工作的帮手，她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分享我的兴趣，并在每一章打印出来后加以评论。若没有她的各种帮助，这部书恐怕无法完成。
我还要向在我的注释中提到的图书馆和郡档案馆致谢。这些当然包括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出版物部和公共档案局。由于得到了英国文书局主管官的同意，阅读了公共档案局中王室拥有版权的正式文本案卷，并感谢被允许复制图5和图7。我还要向塞西尔·夏普府邸的图书管理员致谢；向乔姆利侯爵致谢（他允许我利用乔姆利（霍顿）文件，现收藏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向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威廉·L.克莱门特图书馆的管理员致谢，因为允许我查阅谢尔本伯爵的文件；向尊敬的圣阿尔德温伯爵致谢（因为允许我使用查尔斯·威瑟斯文件）；向马尔伯勒公爵阁下致谢（因为允许我使用收藏在布伦海姆宫的森德兰伯爵的文件）；向克劳福德勋爵致谢，因为他允许复制图29和图30，并且向在注释中和正文中所有提供其他资料的人表示感谢。第127页（页边码）引自A. W. B.辛普森（A. W. B. Simpson）的《土地法史》（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牛津，1986年第二版）的段落得到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许可。我还要向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出版物部致谢，因为他们允许我复制他们藏品中的资料作为插图。
1990年12月于伍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