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及其战争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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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布里齐奥的设想

在上述困境中,法布里齐奥通过提升步兵的价值找到了避难所,他说步兵是军队的神经(《兵法》卷一,页339)。步兵的优点是:当和平到来时返回家园,在不欺压其他公民的情况下实践他们的技艺。他们的优点就是不成为专业士兵。但一支由非专业步兵组成的军队能打赢战役吗?Piero Pieri,《意大利作家笔下的战争与政治》,前揭,页11-18。在对话剩余部分,法布里齐奥勇敢地主张——同时回避了很多异议:无论在军事上还是道德上,步兵都优于一支由马上能手组成的军队,而且古人也如此相信。因此,他的问题得到了漂亮的解决:通过模仿古人,不仅可以赢得战役,还不用担心事后由那些对获胜必不可少的人造成的麻烦。步兵就是答案。通过使用步兵,兵法能同时带来胜利和道德上的善,后者对于约束兵法本身是必需的。

这就是法布里齐奥的设想,因科西莫在卷一开头关于兵法的提问而得以呈现。在此基础上,法布里齐奥重新开始(《兵法》卷一,页343)并继续对话,论述更加严格意义上的军事事务。但在该设想中,道德和政治的困难始终裸露在外,尽管常常以军事问题的形式出现。我已经给读者提供了一种贴近解释的尝试,这对于紧跟马基雅维利的陈述是必要的。他采用的文学形式远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诸位对话者(尤其是科西莫)也几乎都不是对法布里齐奥的论述无害的听众。事实上,他们不是通过挑战他,而是通过同意他的论据而显出其中的弱点。

法布里齐奥重新开始,转向征集(deletto)士兵的问题。他说,可以利用勤奋(industria)在任何地方造就好士兵;他没说这与技艺相关或是兵法的一部分。但为了征集士兵,首领必须有君主的权威;士兵以一种介于自愿与被迫之间的中间方式(via di mezzo,《兵法》卷一,页347)来到他这里。关于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卷二第23章所说的人们必须避免的“中间途径”,参Leo Strauss,《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前揭,页156-157,页339注释152,页340注释159。但假设首领并非有国者,那他就不能征召他的军队了?科西莫的提问显露出法布里齐奥的设想:首领处在一个能征集他所喜欢的人的位置;更一般地说,科西莫的提问表明,兵法依赖于政治权威。这里暗示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解决方式,即首领必须变成一名新君主。《兵法》卷一,页346、350;比较法布里齐奥在讨论起军队的操练时漫不经心地提到的“我的城邦”(卷二,页373)。法布里齐奥不能领会,新君主为了成功,必须获得道德自由。谈到士兵的品质时,他不经意地将道德的善(bontà)等同于德性(virtù,《兵法》卷一,页350)。但科西莫诱导他(《兵法》卷一,页353-356)承认了这一点:通过轮换这种民主式而非贵族式的要求,使一支大军的首领对君主忠诚,或至少必须对君主无害。法布里齐奥的选择受必然性引导,但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太相信法律有维持一个民族统一的力量(《兵法》卷一,页356)。

是科西莫而非法布里齐奥,提出了依靠某人自己的武装的必要性,《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的这个重大主题,在此处只有一种狭窄的、严格军事意义上的解释。科西莫问法布里齐奥,是否想要一份与“我们国家里”的条令类似的条令——“我们国家里”的条令明显指马基雅维利本人为佛罗伦萨的军事条令起草的1506年提案。参马基雅维利在《条令的起因》(La cagione dell’ordinanza)中的解释,见Jean-Jacques Marchand,《马基雅维利早期政治作品》(Machiiavelli;i primi scritti politici),Padua, 1975,页120-143、432-437。另参Sergio Bertelli,《新介绍》(Nota introducttiva),载于Machiavelli,《兵法》,前揭,页79-89;Piero Pieri,《文艺复兴和意大利军事危机》(Il Rinascimento e la crisi militari italiana),Turin, 1952,页436-443;Gennaro Sasso,《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前揭,页157-180。法布里齐奥表示赞同,然后,再次由于科西莫的鼓励,他进而为“某人自己的武装”辩护,如我们所见,他并未在一种自私的意义上理解“某人自己的武装”。某人自己的武装比熟练、专业的武装在战斗精神方面有优势,这在步兵对骑兵的优越性上已体现出来。但兵法能唤起并利用这种精神吗?或者说这是一种独立于那一技艺的热情,但那一技艺依赖于这种热情?法布里齐奥一方面宣称,这种精神(animo,《兵法》卷一,页347)能通过好的制度引入生活,另一方面又说,只能在那些被选为步兵的人当中,才能找到这种精神(spirito,《兵法》卷一,页354),他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问题仍然与兵法的独立性和综合性相关:这种技艺是依赖于得到某种特定的人才(具备战斗精神的人)呢,还是说它能创造这样的人才?

这一问题引向兵法的道德可疑性问题。法布里齐奥说过,现代人尽管在军事上很弱,却反常地全身心投入到兵法的实践中。因此,现代人在和平时期制造战争,既对抗敌人,也对抗朋友,他们需要把战争的技艺转换成受雇的技艺——使士兵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的技艺。士兵的技艺迫使他们只忠于自己,而不像苏格拉底口中的工匠那样为自己的主顾服务,因而必然导致这一技艺的不道德。与之相对,法布里齐奥描述的古人是半心半意的军事专家,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回家从事和平时期的技艺。古人这么做,似乎是因为他们是好人,尽管法布里齐奥没有说为何他们的善靠得住。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善由共同对敌中的战斗精神所维系,这种对他人的忠诚既能利用又能限制兵法。

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兵法就可以停留在道德界限内,而不必为雇佣兵的放肆所辖制。但这一技艺在激发慷慨的战斗精神时也会软弱无力,因为后者似乎独立于前者;且当代军队的软弱仍将继续,或者它需要某些兵法之外的补救措施。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说:“那些为自己荣耀而战的是优秀而忠诚的士兵。”(《李维史论》卷一,第43章)这里否认战斗精神真的是如此慷慨(generous),并暗示好的政策可能产生(generated)战斗精神。马基雅维利在这部作品的献词中说,他写作兵法,是为了表明过去德性的某种形式在他的时代并非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卷一中非常密集地使用技艺(arte)一词(44次),在此书其余部分一共只用了14次。而卷二和卷三中则根本没有出现这个词。

在卷一中,马基雅维利坚持了这一承诺:这种支配一切的技艺会将专业献身精神以及随之产生的自我提升,跟步兵的业余精神以及与之伴随的善结合起来。举例来说,这种技艺不会仅仅等待别人为其提供适合军队的英勇的志愿兵,而是会通过为他们找一个皈依军队(conversion to the military)的动机,积极地想办法征募他们。以这种方式,战争技艺就可以克服那些令克劳塞维茨不愿使用“战争技艺这一术语”的困难。我们将在下文的概要说明中看到,《兵法》的卷二至卷七提出了这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