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德性

一旦根据卷一中的方法挑选了士兵，就必须武装他们。法布里齐奥立马推荐了罗马人的武装，由此“他们占领了整个世界”（《兵法》卷二，页361）。但是，在科西莫的刺激下，法布里齐奥被迫从坚持古人优越性的立场上撤退。当代步兵拥有用以抵御骑兵的长矛，法布里齐奥在夸耀罗马人更好之后，还是接受了一种折中方案：半像罗马人半像日耳曼人的武装。他不得不承认，配备了马镫和改良马鞍的当代骑兵，要优于古代骑兵。法布里齐奥承认，甚至在古代，帕提亚骑兵也曾打败罗马人；接着他随口补充道，他只谈论欧洲而非亚洲的战争事务（但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一决定）。步兵的“自然德性”只在狭窄的、骑兵的机动性无用武之地的战场有效。因此，罗马人的成功取决于找到一个狭窄的地方去战斗；它受限于特殊的环境。如果当代军队事实上优于古代军队，那么，什么导致了当代军队的软弱？

法布里齐奥明显松了一口气，转入卷二的第二个话题：军事训练的必要性。这里我们想起，战争技艺不像其他技艺，其他技艺在作为知识被获取之后就是完整的，而战争不仅需要理性计算，还需要练习和习惯，练习使一个人符合军队对秩序的需要。“规矩驱逐恐惧；混乱消减威猛。”（《兵法》卷二，页375）因此，法布里齐奥在组建他的军队时断言，英勇的军队是一支秩序良好的军队，而不是仅仅由英勇之人组成的部队。当科西莫问他，当代那么多污秽、那么多混乱以及对训练的那么多忽视源自何处时，他以一位“乐意”传达其政治思想的将军的自信回答了这一问题（《兵法》卷二，页392-395）。似乎问题并不在于对兵法的误解。

法布里齐奥说，欧洲有许多著名的征战高手，非洲很少，亚洲更少——在提到其中某些名字时，法布里齐奥因其亲罗马的偏见没有提到来自非洲的汉尼拔。理由是，欧洲有很多共和国而非王国，因为在共和国，大多数时候德性得到尊崇，而在王国，德性招引恐惧。法布里齐奥像在其他地方的马基雅维利一样，没有谈到“共和德性”，而只谈到共和国尊崇其首领或君主的德性。在早些时候，他无疑同时抛弃了对共和国和王国的赞美（《兵法》卷一，页334），当时他说，不管哪种政制，只要制度良好，就能掌控军事专家。但是，他接着说，罗马帝国毁灭了很多古代共和国和王国的德性，之后随着帝国的腐败，所有地方的德性都被扼杀。德性未在原处重生，因为“秩序”一旦被破坏，恢复就需要时间。还有一个原因是基督教。法布里齐奥说，这个宗教并不强调自卫的必然性，以前存在这种必然性，因为以前的战败者会遭受“每一种极端苦难”（《兵法》卷二，页395）。而现在，战败者几乎无须担心遭受损失，因此人们不再战斗。

法布里齐奥的讲辞14次提到德性，而根本没有提到技艺。似乎战争技艺将自己的效能让位给了德性和恐惧。德性与恐惧处于某种法布里齐奥没有解释的关系之中，且它们受制于基督教的观点，阻止人们去拼死奋战。在法布里齐奥看来，基督教与共和国相敌对，后者是德性的竞技场；他看到的正在法兰西和西班牙崛起的君主政体，是当代软弱的迹象，而非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开端。古时战败者面临的“最大毁灭”，不是失去共和政体，而是失去他们在此世的家园和财产。相信这些东西根本无关紧要，这属于马基雅维利在献词中提到的、导致军人被厌恶的“恶劣看法”之一。但法布里齐奥没说，为了跟这种观点斗争应做些什么，后者无疑阻碍在兵法上模仿古人。他只从一种狭窄的军事视角考察基督教，这仅仅暗示了马基雅维利在其他地方更大胆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