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每次跟人谈起刚读完的一本书并有感而发时，总会有人说：“应该把你想的写下来。”而我往往会说：“他/她已经把我想说的都说了，所以我无话可说了。”阿兰·德波顿在他作品的中文翻译版总序中准确无误地说了我的这种想法，他说：“最好的书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却从来没办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情境，这种情境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就连为什么要读书这一点他也替我说了，而且几乎是丝毫不差。他说，他是“抱定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目的去读书的……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我也这样，“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是的，这些年的读书生活的确让我的内心强大了许多，哲学方面的书所起的作用尤其大。仔细想想，在这方面我多少还是有话可说的。作为本书的译者，我就先从叔本华和他的这本《人生的智慧》说起吧。

年轻时曾囫囵吞枣地读了叔本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而除了悲情主义之外，这部大作几乎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现在，特别是在译完这本《人生的智慧》后，当初的模糊印象变成了真实的感受。当然了，这种感受并不是完完全全、真真对切切的感同身受。可即便是还没“识尽愁滋味”，自己至少也有了一些人生经历和体会，因而对叔本华的“人生智慧”还是颇有感触的。有一件事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一点，在审阅译稿的同时，我也用红色字体标注了自己眼中的真知灼见，以供日后品读和引用。他清晰的思维，缜密的逻辑，准确、凝练的语言和敏锐的洞察力让我赞叹不已，以至于很多地方几乎是整页标注。我认定，他对人性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不可能凭空而来，一定源于他的生活、源于他的人生。根据自己的体会，我多少想象得出他的性格和成长环境。可想象毕竟不是事实，所以我很想知道，历史上的叔本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让他生出了这样的《人生的智慧》？

为此，我翻阅了一些有关叔本华的书。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觉得《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时代》一书很值得参考。该书所依据的资料丰富而翔实，仅参考文献目录就有11页之多。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大量引用了叔本华的个人独白以及与他接触过的人的亲笔信，如叔本华为申请柏林大学教职而写的个人《简历》、他秘不示人的随笔《写给自己》以及母亲约翰娜写给他的大量信件。这让我有一种真实感，也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借此看清叔本华，因为我深信，一个人的一切一定与他的性格、家庭、学习、工作和生活有关，而在我看来，这些资料的确真实地记录了叔本华在这些方面的表现。现在我就把它们摘录出来，一来可以帮助自己理清思绪，二来能为愿意了解叔本华和这本《人生的智慧》的人提供些许参考。

先说说他的性格。母亲在一封信中曾告诫他说：“由于生硬的个性，我也未见得就讨人喜欢，虽然自己如此，我还是无法忍受那些只图自己满意而不顾他人的家伙和他们的行为……你并非天生就有如此不好的个性。”父亲在最后一封信中也忠告过儿子：“我希望你能学会让人感到舒服。”姨妈也曾用同样的口吻对他说：“你应该接受身边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待人不要过于苛刻，只有这样，你才能赢得别人多一点的好感，于你自己而言，这也一定会愉快得多。”叔本华晚年在吃饭时结识的一位作家却是这样描述他的：“他体态匀称，始终衣冠楚楚（只是剪裁有些过时），中等身材，头上留着银白色的短发，两腮的胡子像军人那样向两边翘，而面部其他地方则刮得很干净，面色红润，两只深蓝色的眼睛熠熠生辉，大多数时候自足地低垂着，看着眼前的东西，充满了睿智。他的面孔并不帅气，但却充满智慧，常常做出某种带着讽刺的微笑表情。他通常给人一种内敛的印象，可当他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便显得古怪特别。大家用餐时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内涵素养参差不齐，有一部分平时规矩本分的人也会变得目空一切，表现古怪的叔本华便为他们提供了谈资，成为他们讽刺的对象。他虽然常常显得有些滑稽，脾气不好，但其实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恶意的、善良的、只是有些不太客气的人。他的这种性格让他成了那些讲究吃喝玩乐的有钱人经常嘲弄（当然并没什么恶意）的对象，而这些人自己倒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

再说说他的家庭。父亲弗洛里斯·叔本华是一位有名的商人，对英国的生活方式赞叹不已，以至于想让妻子在英国生产，以便让孩子获得英国国籍。他崇尚市民自治的共和主义，读了不少卢梭和伏尔泰的书，还订阅了《泰晤士报》。即使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不无赏识地要求他在普鲁士定居，他也毫不领情，因为他独立，与普鲁士势不两立，从来不会对强权感恩戴德。然而崇尚自由、独立的父亲却有一种恐惧感，以至于让妻子在临近分娩时踏上了危险的返乡之路。他害怕自己年轻的妻子在伦敦所受到的众人的关切会让自己失去原有的中心地位，因为妻子曾说：“……我在这里无处不受到众人的深切关心，这使得他产生了某种担忧，以为我待在伦敦于他而言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最终促使他放弃了为未出世的孩子所做的一切谋划。”

母亲约翰娜·叔本华比丈夫小20岁，出身于普通市民家庭，丈夫死后，她因继承到的遗产而在魏玛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她在魏玛社交界颇具声望，与歌德交往甚密，后来还成了作家。她写过传记、游记，还有小说，德国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在19世纪20年代末出版了她20卷本的作品集。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她是全德国最著名的女作家。

有关她的个性，在回忆丈夫死后的那段日子时她曾说：“我没有选择返回故乡、回到亲戚朋友那里（每个女人在我当下的处境时都会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魏玛。”“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感谢上帝，我还算聪明，得以从一切类似的亲戚关系中脱身出来。我可以从远处近观这些是是非非，我愈发感到，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只会破坏我那原本良好的生活。”她还很受欢迎，前面提到过，她在伦敦受到众人的关切竟让丈夫有了恐惧感，她在魏玛的家也常常是宾客云集，连歌德都会经常到访。根据同时代人的一致记述，歌德在约翰娜家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轻松、亲切、没有架子。

父母的感情和婚姻如何呢？母亲曾不无幽怨地回忆起怀孕到生产这段经历：“没有人帮助我，我必须独自承受并消解自己的痛苦……终于在无奈之下，我乖乖地顺从了丈夫的意愿。”她还说过：“我从不虚情假意地表明我对他的爱是多么的炽热，而他对此也没有什么要求……每个人在年轻时经历了初次苦痛之后都会轻易而心甘情愿地为这种迷惘所左右……对于年轻的被娇宠惯了的天真烂漫的女孩子来说，光耀、地位、头衔是那么充满诱惑力，这足以诱使涉世不深的人缔结婚约，今天仍有如此之多的人这么做。这是失策之举，人们要终生为此忍受最严酷的惩罚，即使是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幸免于此……出于对自己的关爱，我的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在指导着我的一言一行，我准备终生都遵循它的教诲。”

说到家庭，就一定要说父母对他的影响。父亲想让他“成为一名勤奋的商人，做一个有世界胸襟和良好教养的人”。为此，九岁时父亲就把他送到法国学习法语和社交规范。两年之后，又送他进了汉堡一家专门培养未来商人的私立学校。可他并不想成为商人，总跟父亲念叨着，想转到教授人文知识的中学念书。他想成为一名学者，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文学和哲学。他还遍阅了父亲的藏书，其如饥似渴的程度从母亲给他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我所希望的是，你暂时将那些作家搁在一边……你现在才15岁，却已经读过并钻研了德国、法国以及部分英国最杰出作家的作品。”父亲根本不同意，他把两条路放到儿子面前让他选，要么转到教授拉丁语的人文中学读书，日后上大学；要么可以和父母一起游历欧洲各国，但回来后必须进商号当学徒，然后子承父业。他选择了后者。

旅行结束后，他前往但泽学习自己不愿学的商业知识。父亲对他很严厉，日后他承认道：“由于父亲的严厉，在教育过程中，我吃了不少苦头。”父亲还写信警告他：“关于行走和坐姿端正这件事，如果你不把这件大事放在心上，我将请求任何一个与你交往的人给你一下子。那些公侯子弟就领教过，为了避免一辈子当混球，一时之痛就不可免。”“经商的人无法靠跳舞和骑马过活。商人的信函要写得漂亮，要让人读得下去，有时我在你的信中发现大写字母写得简直不像样子。”1805年4月20日，人们在他家仓库后的运河内发现了他父亲的尸体，许多迹象表明这是自杀。然而父亲的性格和威仪始终影响着他，在日后的书信中他曾写道：“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可以自己做主了，母亲也无法阻止我做什么，可我还是继续在商家学徒，一方面是因为巨大的悲恸阻碍了我的心智，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便放弃他的决定因而受到良心的谴责……由于这种痛苦，我的悲伤与日俱增，简直与实实在在的抑郁相去不远了。”他在秘不示人的随笔《写给自己》中曾说：“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他的恐惧感，这正是我所诅咒的……并施展全部的意志与之抗争。”

与父亲对他的影响相比，母亲对他的影响也许更大。通过父亲死后母亲写给他的一封封信，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他有一位怎样的母亲，她对他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你对自己的处境一点儿也不满意，这一点我早就知晓，可是对此我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你知道我将你的不快乐归结于什么原因。此外，我十分清楚，你青年时代的那种活泼的个性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你又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了可悲的遗产——愁苦冥想的习惯。我经常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可是对此我无法改变，因此我不得不宽慰自己，只希望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或许时间也愿意在这方面使你改变。

……

我知道，过一种内心里不情愿的生活将意味着什么，我想让你免去这种痛苦……要么生活在大城市里，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富人，或许还可以受人尊敬；要么过一种平凡而充满劳作的生活，生活在寂寞之中，没有荣耀可言，或许还默默无闻，只有通过追求和获取更高层次的东西来让自己快乐……你下了决心就告诉我，可是你必须独自做出决定，我不愿也不会提供什么建议。

正是在母亲和她一位朋友的建议下，他告别了自己不喜欢的商旅生涯，走上了自己情有独钟的哲学之路。她帮他结束了学徒生活，在魏玛附近的哥达找了住处，办理了一所出色的人文中学的入学手续，还为他请了家庭教师。

母亲并没有为他出色的学习成绩喝彩，她曾在信中说：“你在学习方面的良好状态并没有超出我的期待。”还对他在来信中的炫耀之词予以告诫：“我不喜欢你和这些伯爵家的千金小姐和男爵们纠缠在一起。在我们这个阶层中难道就没有一个让你感兴趣的人吗？那些人和你不一样，他们生下来就不用去争取什么，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的观点和前途与我们不同，与他们交往会导致更大的支出，而且还会搅乱我们的视线。你属于市民阶层，你也最好待在这个世界里。好好想想，你曾向我保证，你愿意放弃一切荣耀。与追逐浮华和表象相比，如果你能够献身科学，这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誉。”

母亲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子的：

你人不坏，也不是没有思想和修养。你拥有一切必需的素质，这可以让你为人类社会增添光彩。我了解你的性情，我知道没有几个人能够比上你。尽管如此，你还是令人十分厌烦，让人难以忍受，我觉得和你生活在一起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你的绝顶聪明让你所有的优良品质暗淡无光，对这个世界而言，这些品质毫无用处。这仅仅是由于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想处处高人一筹，到处找别人的错处而将自己排除在外，想事事改进，样样精通。于是你激怒了身边的人，没有人愿意用如此激烈的方式完善自己，使自己顿悟，至少没有人愿意接受像你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点拨，没人能接受这一点。何况你自己还有那么多缺陷可以让人挑剔，他们尤其不能忍受你那种轻蔑的态度，你以一种近乎占卜的口吻说，某事就是这么回事儿，自己却预料不到会遭到他人的指责。如果你没那么聪明，你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料，可你现在的样子却十分招人恨。如果你能默默地走你自己的路，也让别人安心地走他们自己的路，原本还是可以在哥达平静地生活和学习的。在一般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也能拥有所有的个人自由。可你不愿这么做，于是你被赶了出去。

母亲不想和自己的儿子住在一起，她让他转到周边一座城市的人文中学继续读书。

母亲还挑明了母子关系：

我觉得最好不要拐弯抹角，我现在就把我的愿望和心里的想法告诉你，为的是我们能明白彼此的想法。我真的喜欢你，对此你不会怀疑，我也向你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我还活着，今后还会继续证明给你看。我的幸福就是知道你生活得幸福，这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可是我不必成为你幸福生活的见证人。我对你说过多次，和你生活在一起会很困难……我不想对你隐瞒，只要你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就得牺牲我的全部，但我很难做这个决定。我不隐讳你的优点，而让我感到害怕、使我退缩的不是你的内心，而是你的个性、你的言论、你的观点、你的评判、你的习惯，总而言之，在事关外部世界的问题上，我与你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成一致。另外，你的闷闷不乐不但让我感到压抑，还败坏了我欢快的幽默情绪，而这对你也没有一点好处。瞧，亲爱的阿图尔，你来这儿看我也就那么几天，可每次都有激烈的场面出现，而且都只是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儿。只有在你走后，我才能自由地呼吸。你在的时候总是对那些不可避免的事不停地抱怨，你那阴沉的表情，你那荒诞不经的判断，而且就像卜辞那样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不容他人对此提出异议，这一切让我感到压抑。其实我多么想对此提出异议，而每次我都必须强按内心的抗争，只是为了不引起新的争吵。我现在生活得很平静，一年中从没经历过如此不愉快的时刻，这还得感谢你。为了自己，我保持沉默，没有人反对我，我也不反驳任何人，在我的家中听不到大声喧哗。一切都在周而复始地运转，我也走着自己的路。无论在哪里，人们都不会发现有人在发号施令，有人在俯首帖耳，每个人都安心地做着自己的事儿。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可我并不知道它的轨迹，这就是我真实的存在。如果你还愿意让我在余生继续拥有这份安宁和幸福的话，那就让它继续下去吧。亲爱的阿图尔，如果你再长几岁，对某些事情再看得透一些，我们彼此之间就会更和谐的。

……

你好好听着我想如何跟你相处：在你自己家里你是主人，在我这里你是客人，就像结婚以后我在自己父母家也是客人一样。一位受欢迎的可爱客人总能受到亲切的款待，可他不应干涉主人的家事。你也不要管我的家事，迄今为止没有你我也料理得很好，今后也会如此。我绝不容忍别人反驳，因为这只能让我不快而且也于事无补。你每天中午一点来，待到三点，我不想在其他时间看见你，我主办聚会的那两天除外，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来，那两天你可以留下用晚餐，前提是你能忍住不挑起让人讨厌的辩论，这总让我心烦意乱。此外也收起你对愚蠢世界和人类痛苦的那些抱怨，因为每每听了这些，接下来便是一个糟糕的夜晚，我总是做噩梦，而我多想好好地睡一觉啊。关于你的事情，如果我必须知道，你可以在中午对我说，其他时间你必须自己安排。我不会为了哄你开心而让自己受罪，我早已习惯独处，再也改不了这个习惯了。我请你不要反驳，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这个打算，你的晚餐我会让厨娘每天晚上给你送过去，你家里应该有茶，必要的餐具我会给你一些，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一个茶叶罐子……每周有三场戏剧演出、两次聚会，你在这里有足够的机会消除疲劳，而且不久就会认识一些年轻朋友。你现在知道我的心愿了，我希望你能够严格按照我的心愿行事。母亲不但关心和爱护你，并且很快随了你的心愿，我不希望你用抗命来让我伤心，这不仅对你毫无帮助，而且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母子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在日记中这样提醒自己：“亲爱的，从今往后要记住这一点，放聪明点儿。所有的人都是主观的，不仅不客观，而且彻头彻尾地主观……探究一下你的恋情、友情，仔细观察一下，对于一个不喜欢你的人，你是否能够不失偏颇地承认他的优点呢？如此种种。这时候你就该宽容大度，这是一种该死的义务。”后来母子俩就只通过书信交流。多年以后，他对一位熟人说起了母子决裂之前的一次谈话。母亲一边读他的博士论文一边说：“这本书给药剂师看好像更合适。”他说：“当你的那些作品在废物间里都找不到一本的时候，我这本书还会有人看。”母亲说：“到那时候，你的这批书还在库房里堆着呢。”尽管如此，一位曾和他交谈过的人说：“我想我感受到了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剧痛，一回忆起他生命中那段可怕的岁月，这种痛苦似乎便随之袭来。尽管他的陈述很隐晦，但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对母亲的敬意（甚至是一种爱慕）随处可见。”

接下来说说他的学习。他的学习经历可以被分为学商和学文两部分。9岁时在法国学了两年的法语和社交规范，之后在汉堡的一所私立学校学习与商业和商人有关的知识和行为规范。16岁跟随但泽商人学习最基本的商业知识。后来又在一个汉堡商人家做了两年学徒。19岁离开汉堡，在母亲的帮助下弃商从文，进入哥达的“卓越人文中学”学习。不久就因为给老师写讽刺诗受到责罚而前往魏玛，准备通过自学考取大学。21岁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从第三个学期开始改学哲学。两年后为听费希特讲课去柏林大学求学。25岁时因为拿破仑的军队就要兵临城下而离开柏林，在魏玛附近的一家乡间旅店里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写完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并就近在耶拿“缺席”申请博士学位，后被缺席授予了博士学位。

至于工作，可以说，他一生从未正式工作过，因为父亲的遗产可以让他只为哲学而生活，不必为生计奔波。不过因为自己的一次财政危机，也为了和黑格尔“叫板”，他曾申请去柏林大学任教，并请求系主任在授课时间方面“最好与黑格尔先生的重点讲座安排在同一时间段”。结果显而易见，1820年的夏季学期一开始，一边是两百多个学生捅进黑格尔的课堂，另一边却只有区区5个学生聆听他的教诲。在冬季学期开始前他就不得不打道回府了，因为没几个人对他的课感兴趣，校方无法开课。另一方面，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印了800册，库存150册，也不知道卖出了多少册。出版商曾写信告诉他：“……以后我们彼此之间便不再有书信来往了，而且我也将不再接受您有可能的来信，因为您在信中表现出来的粗鲁和缺乏教养，让人觉得您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更像是一位车夫……我担心您的著作印出来只是一堆废纸，我只希望这个担心不会成为现实。”后来他想翻译出版几本名著，不过都被出版商拒绝了。1828年，40岁的他最后一次争取教席的尝试也失败了。

他也真实地生活过，有过快乐，追过女人，特别喜欢攀登高山，也会出外旅行，生活极有规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很会享受生活，甚至很懂养生。不过他的某些自律要求近乎严苛，也几乎没什么朋友。另外，他也和常人一样，有自己的烦恼，甚至可以说是小灾小难。

在追忆9岁去法国学习的那段经历时，他曾说那两年是他童年岁月中“最快乐的时光”。15岁时他又故地重游，并在旅游日记中写道：

在此期间，我浮想联翩，回忆起城里城外的那些地方，我当时在这里是如此的快乐。可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向他倾诉这些的人，好像所有的一切只是我幻想出的图景。当然，在同样的地方还有着同样的景物，这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真的又来到了勒阿弗尔，那些我离开后再也没有想起过的人和物又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重新回到了我的记忆中。这些景物，这些面孔，我都能一一辨认出来。没过多久我就觉得，自己似乎从来就没离开过。

他去过荷兰、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1822年9月至1823年5月期间，他曾住在佛罗伦萨。1822年10月29日，他用一种少有的欢快笔调写信给友人：

又一次，在静止不动的空气中，深绿色的树冠纹丝不动，它的轮廓与湛蓝天空之间的分界是如此明显，显得既深沉又忧郁；又一次，橄榄树、葡萄树、五针松、柏树组成了一幅风景画，那些不计其数的小别墅仿佛是在这幅画中游动；又一次，我来到了这座城市，它的砾石路面就像某种彩石镶嵌画……又一次，我每天都走在美妙的、到处矗立着雕塑的广场上。

他观看戏剧、歌剧演出，参观博物馆，还说“很久以来都没有感到过如此幸福”，“这是一段美好时光，日后和朋友在一起时我肯定会时常回想起这些日子”。

说到爱情，21岁时他曾对魏玛的一位戏剧和歌剧明星痴迷不已，并写下自己的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情诗：“我的痛苦成为我的欢乐/你向窗外望去……帷幔掩住了太阳/我的命运被乌云遮挡。”他还说过这样的话：“至于说到女人，我对她们保持友好的态度，可如果她们想要我就好了。”他晚年在法兰克福的一位谈友曾记述说：“在佛罗伦萨期间，他与一位家境良好的女子定过婚，可当他听说那位女子有肺病之后便解除了婚约。”很多资料显示，这件事有点儿子虚乌有。不过的确有件实实在在的事，那就是他在德累斯顿期间曾和一位婢女有过一个女儿，可孩子刚出生不久就死了。

他还曾热恋过一位女演员，可她却和别人生了个儿子，胸部还时时阵痛。他既害怕情人可能身患某种疾病，又爱嫉妒；既害怕建立家庭之后失去自主，又怀疑她不是一个适合家庭的女人。他想同她一起离开柏林，可因为她想带孩子一起走，最终他还是一个人迁居法兰克福。可他直到生命的终结仍对她念念不忘，甚至在遗嘱中也提到了她。

43岁时，他曾向一个17岁的女孩儿求婚。在一次乘船外出郊游时，他送给女孩儿一串葡萄。女孩儿自述道：“可我不想要，因为叔本华这个讨厌的老家伙用手摸过了，于是我悄悄地把葡萄放在身后，顺手让葡萄滑落到水中。”

不过，在他成名之际，女人们也开始喜欢他了。一位西里西亚的姑娘写了一首诗给他；在英吉利饭店里，他与几位女士畅谈过数小时。他对女士的看法也由此转变了，在一次谈话中他说：“对于女性，我还没有下最后的定论。我认为，如果一位女性能做到避开大众，或者能使自身升华，那么她就能不断地成长，并超过男性。”一位年轻的女雕塑家为了给他制作半身雕像，在他家住了四个星期。他对一位访客说：“她整天都在我这儿工作，我吃完饭回来后，便在一起喝咖啡。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结了婚的人。”

他喜欢登山，因为在高山之巅可以“心平气静、超然物外地注视”，“此时我们身上属于躯体世界的那部分会受到巨大的震撼”。在15岁跟随父母游历欧洲各地期间，他就有三次登山经历。他还在某次山间漫步时写下了这样的感受：

哲学就是阿尔卑斯山脉中一条高俊的山路，只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径能够通向这条路，可是中间必须经过尖利的山石和刺人的荆棘才能抵达。这条小径孤孤单单，越往上走越显得荒凉。走这条路的人不应该有恐惧，他必须将一切都抛在身后，在冰雪中放心地开辟自己的道路。他常常突然面临深渊，向下望去是绿色的山谷，眩晕感一个劲儿地把人往下拽。此时他必须稳住自己，要将自己的血抹在脚底，让脚粘在岩石上。这样他就能看到脚下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沙漠和沼泽消失了，不平坦的地方变得平坦了，不和谐的声音无法渗透上来，世界展现出圆润的轮廓。而他本人则一直站在阿尔卑斯山上呼吸着纯净、凉爽的空气，此时他已经看到了太阳，而脚下的世界仍沉睡在黑夜之中。

他的生活习惯的确值得一提。他曾在哥廷根大学上过两年大学，期间也形成了一直保持到晚年的作息规律：清早的时光用来从事高要求的脑力劳动，之后吹笛子让自己放松，然后就是午餐时间，接着去散步，晚上去剧院看戏，用晚餐。从1833年到1860年去世的27年里，他一直住在法兰克福。这期间他一直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从来都没改变过。早上的三小时用于写作，之后吹一小时笛子，晚年几乎只吹罗西尼的曲子。之后出外用午餐，起先是“天鹅饭店”和“俄罗斯饭店”，后来固定在“英吉利饭店”。午餐时间拖得很长，饭后去俱乐部的阅览室读报，之后便是固定的散步时间，距离通常较长。他的步幅很快，风雨无阻，不时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对身边的行人看也不看，身边总跟着他的鬃毛狗。走到城边可以眺望远景的地方，他会驻足很久。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常在晚上出去看戏剧、歌剧演出和听音乐会，后来就待在家里读书，避免参加聚会，也不在这个时候接待来访者。

其他一些习惯还有：他要求银行在上门送利息时始终派同一个业务员；鞋匠必须严格按照他的规定和要求制作鞋子；写字台上的东西要摆放整齐，严苛程度无以复加，如果女管家斗胆打破这种局面，就一定要她好看；在墨水瓶下藏几个金币，以备不时之需；所有藏书都按高8开本的规格装订；为某些重要文件找个藏身之所，比如把息票藏在旧书信和旧乐谱中；在私人笔记本上故意写上错误标题，以误导那些好奇的目光；通常会将没有事先预约的拜访者拒之门外；喝酒适量，从不让自己喝得走路摇晃。此外，对于他而言，去理发就像是在超越自我，因为说不定理发师会切断他的喉咙。还有，他爱护一尊佛像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球一样，一次他差点儿把女管家扫地出门，就因为她竟敢擅自为佛像除尘。

友情方面，9岁去法国学习的那两年，他和主人的儿子成了好朋友，但从那以后，他们的来往并不多。在40年后的最后一次会面中，叔本华当着其他人的面，将这位曾帮他拥有最快乐时光的童年伙伴称作是“一位令人难以忍受的老人”。在汉堡的私立学校学习商业知识的四年里，他也没交什么朋友，只和两位同学有泛泛之交。在哥达和哥廷根学习期间倒是和一些人交往过，不过都谈不上是知心朋友。在母亲家中结识了歌德，可最初歌德并不喜欢他，也没有应母亲之邀为他写大学推荐信，后来才对他有所关注，但多少有些敬而远之。在德累斯顿完成《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四年间，他只和一两个人有过近乎朋友的交往，多数时间都“……几乎是离群索居，生活相当单调”。有人曾对他经常光顾一家意大利饭馆的情景做过这样的描述：

他往往会凭借自己那种不加掩饰的直来直去扮演着一个让人讨厌的角色，他那尖刻无比的讽刺挖苦就像是在咖啡里撒了一把盐。他毫无忌惮、没遮没拦地抛出带刺的幽默，引用莎士比亚或歌德作品中那些最恶毒的语句羞臊人家，说话时总跷着二郎腿坐在牌桌旁，于是对手们免不了会接二连三地出臭牌……大家对他都心存畏惧，但始终没有哪个人敢还以颜色。

对于缺乏朋友这一点，他是这么说的：

我没有朋友，因为没人配得上我的友谊……人们往往以某个人朋友数量的多少作为衡量他贡献和价值大小的佐证，这是一种最不了解人的做法，仿佛一个人是按照其自身贡献和价值的大小来分送自己的友谊似的！好像他们与小狗根本没什么区别，因为狗儿们只爱那些抚摸或给予它们吃食的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烦！——那个善于抚摸它们（哪怕它们是最令人生厌的动物）的人一定会有很多朋友。

他也有烦恼。有的书把叔本华家族的财富说成是富可敌国，这里要说的却是，但泽的一家银行曾于1819年5月停止向他们一家支付款项，那里存着母亲和妹妹的全部财产，还有他1/3的财产，他们一家面临彻底破产的危险。为此，母亲辞掉了佣人和厨子，还借了钱，妹妹甚至想去俄国当老师。后来凭借自己的智慧，他保住了自己那部分财产，但母亲和妹妹的财产却损失了3/4。

1821年8月12日，33岁的他在家中等待情人的光临，偏偏邻居女裁缝占据了应归他使用的前厅。在劝说她离开期间，他与这位女裁缝发生了肢体冲突。鉴于“轻微的，没有造成明显伤害的殴打行为”，最高法院判定他支付20塔勒罚金，可女裁缝并不满意，她要求他每年都要支付赡养费，还要承担康复疗养费。官司经过5年的诉讼才得到了终审判决。

1823年前后，他在秘不示人的随笔《写给自己》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曾经感到不幸福，那么原因多半在于谬误，在于自己的糊涂。这人是一个当不成教授、没有听众、没有薪水的讲师，或者不是遭到这个市侩的诋毁就是被咖啡馆的女招待飞短流长，或者深陷伤害赔偿官司，又或者作为一往情深的情人遭到女孩的拒绝，或者疾病缠身不得不待在家中……一个病接着一个病地向我袭来，将我困在这里整整一个冬天无法脱身。瘘痔、痛风、伤寒接踵而来。整整一个冬天我都是在房间里度过的，受尽了苦。

这段话总结了叔本华多年来所遭受的挫折：申请大学教职无果；因与邻居女裁缝冲突而被起诉人身伤害罪；与合唱兼舞蹈演员生出了风流韵事并不欢而散；深受病痛折磨。另外，他之所以会申请柏林大学教职，主要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次家庭财政危机让他担心自己的生活来源。

这就是叔本华的性格、家庭、学习、工作和生活。在他一文不名的寻常人生即将结束之际，他终于出名了。人们要求拜访他，去英吉利饭店一睹他的风采；瓦格纳邀请他做客苏黎世，还将《尼伯龙根指环》的文本寄给他并题写了献词；有人四处搜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首版，还有人买了三套；有人在他曾住过的房间的玻璃上搜索到了他当年刻在上面的文字；有人每天都用新的花冠装饰他的画像；法兰克福人开始仿效他，纷纷购买鬃毛犬。而他却将自己的成名说成是一出喜剧：

在如今的盛名之下，连我都觉得自己很奇怪。您一定看过这样的场景，就像在演出之前，剧场里的灯暗下来，幕布徐徐拉起，可那位点灯人还站在舞台前忙着，于是他急忙跑向后台，就在这时，大幕拉开了。我觉得自己就这样登场了，一个迟到者，一个剩下的人，可我的成名喜剧才刚刚开幕。

1860年9月21日，72岁的他起得比平时稍晚。女管家打开窗户，随后离开。没过多久，医生来了。他靠在沙发角上，已经死了，面容安详，没有任何挣扎过的迹象。

关于他，特别是他的内心世界，还可以通过以下几段自述来了解，尤其是有关他心事的那一段。

他在1832年的手稿中写道：

17岁那年……此时的我尚未经过系统正规的教育……人生的苦难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恰如释迦牟尼在青年时代洞见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时所感到的震撼。从这个世界中传达出来的真理如此响亮明了，它随即战胜了同样对我影响颇深的犹太教学说，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绝不可能是某个仁慈的主所创造的，或许它是魔鬼所造。这个魔鬼把自己所创造的生灵带到人世，为的就是欣赏他们所受的苦难，并以此为乐。

他曾在父亲去世25年后这样评价过母亲：

我知道女人是什么，她们把婚姻当作为自己提供吃穿的补给站。我的父亲久病不愈，十分可怜，整日坐在病椅上无法起身，他被独自撇在家中，身边连一个能格尽职守地照顾他的老仆人都没有。当母亲举办沙龙时，父亲却沉浸在孤独中；当母亲欢娱享乐之时，父亲却痛苦不堪，这就是女人的爱。

他还在一封信中公开指责母亲对父亲的自杀负有罪责。

他的处世哲学恐怕也与母亲的影响有关：

即使是在社交场合也必须学会保持沉默，不要把自己的全部想法都告诉别人；对于别人说的话不要太认真，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智识方面，都不要对别人有太多指望；对于别人的观点要无动于衷，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虽然身处其中，也不要完全归属其中。只有这样，才不会对他人要求过多……采取折中方式，绝不与他人有什么实质性接触，始终采取某种‘保持距离的姿态’（母亲的教导）。这样既不会受到别人的伤害，也不会遭人羞辱，同时还能够容忍别人。由此看来，社交就好比是火，聪明人在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可以从中获得温暖，而傻瓜却会伸手去抓，在烧伤自己之后只能逃遁到寂寞寒冷之中，而且还会埋怨或伤人。

在秘不示人的随笔《写给自己》中，他袒露了心事：

大自然做了一件多余的事，那就是将我的心灵隔离了出来。他同时赋予了我的心灵以猜疑、敏感、暴躁、自尊，这种高度的混合与哲学家的气质几乎无法协调一致。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他的恐惧感，这正是我所诅咒的……并施展全部的意志与之抗争。这种恐惧不时向我汹涌袭来，哪怕是些非常小的事儿。有些不可想象的不幸仅仅是可能发生而已，对我而言却是历历在目。可怕的幻想更加剧了这种恐惧，进而发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我6岁那年，一天晚上，散步回来的父母发现我陷入极度绝望之中，因为我固执地认为他们永远地将我抛弃了。青少年时代，我经常臆想自己得了什么病或与人发生了争斗，这种情形折磨着我。柏林求学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身体孱弱。1813年战争爆发时，怕被强征入伍的恐惧一直纠缠着我。对天花的恐惧迫使我离开那不勒斯，而离开柏林是因为霍乱。在维罗纳期间，我固执地认为自己吸入了有毒的鼻烟。准备离开曼海姆时，在并没有什么外在缘由的情况下，我却感到某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柏林那起意外事件导致的官司困扰了我好些年，所以我害怕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还害怕母亲对遗产的分配提出异议。如果夜里听到了什么响声，我就会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去拿剑或拿枪，我总会将枪膛里装满火药。即便是没什么特别刺激我的事，我也总是小心翼翼，这份谨慎总是让我看见或促使我去寻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危险。正是这种恐惧，一点小小的不愉快都会被无限放大，这严重妨碍了我与别人交往。

对于任何事物的看法，中国人会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方人会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以上有关叔本华的一切，读者们自然也有自己的评判。而在我看来，这样的人生自然会生出这样的《人生的智慧》。这本书谈到了性格、健康、精神生活以及人性的弱点，谈到了如何管理好财富，还用最多的篇幅谈了骄傲和虚荣、荣誉和名声以及成名成家。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就是叔本华的自画像，就是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他认为：

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自身有什么，总而言之就是涵盖了一个人的全部的人的个性，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幸福安康的唯一的直接因素，其他的都是中间的、间接的因素，它们的作用可以被抵消和化解，但个性所起的作用却永远不会消失。

主体的福气，如高贵的气质、聪明的头脑、愉悦的性情、愉快的心情以及健康完美的体格，一句话，活在健康身体里的健全头脑是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的首要的、最重要的因素。

人生中的福祸很少取决于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东西，更多取决于我们对待这些东西的方式，就是说，取决于我们总体感受力的类别和强弱程度。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我们还是要从自己身上寻找或获得自己的幸福。

如果他们只拥有自己，他们就不会为失去其他东西而沮丧。

我的哲学从未带给我多少收入，但却让我省下了不少。

心灵的富足才是唯一真正的财富，其他所有财富所带来的灾祸甚至多于财富本身。

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想过要某样东西，他也就永远不会觉得他没有这样东西，没有它他也一样高兴。而另一个可能拥有百倍之多东西的人，却只是因为缺了一样东西就会闷闷不乐。所以，富人的巨额财富并不会搅乱穷人的心，反过来，所有的财富也不能安慰富人的失望。当不幸落到我们头上时，降低自己的要求却恰恰是最痛苦的事。可一旦我们这么做了，痛苦就是越来越少，最后会一点都没有，就像痊愈了的旧伤疤。相反，如果我们交了好运，我们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什么也控制不了它们，这种膨胀感让人欣喜若狂，但却持续不了多久。膨胀结束了，兴奋也就终止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增加要求，因而也就不会去关心可以让我们感到满足的财富数量了。

如果一个人有一笔足够维持闲居生活的钱，就应该把这笔钱当做抵御可能遇到的灾祸和不幸的屏障，而不应借此纵情欢乐，或认为就应该这么花。

我没有将妻子和孩子算在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里，因为他反倒是她们的所有物。将朋友归在一个人的所有物下要更容易些，但朋友对他的意义并不比他对于朋友的意义多多少。

人性中一个很特别的弱点是，人们通常会对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想得过多，尽管这种看法微乎其微的作用说明，无论它是什么，都不能决定我们的幸福。所以，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听到别人对他的好评或说些让他的虚荣心感到满足的奉承话时，每个人都会乐不可支。

当知道了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多么肤浅和微不足道，思想是多么狭隘，情操是多么卑贱，观点是多么冥顽不化，以及他们中的大多数身上有多少错儿时；当我们亲眼见到一个人在不用害怕周围的人，或认为他所说的一切不会传到对方耳朵里去时是如何贬低他们的，我们就真能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当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人倾尽一生，不惜任何代价，千辛万苦想要得到的东西，归根到底不过就是让别人对自己刮目相看时；当我们看到，不仅职务、头衔和勋章，就连财富，甚至是知识和艺术，都只是用来实现让别人更尊重自己这个最终目标的时候，难道还不能从这种可悲中看到人类有多愚蠢吗？

可以把这种对别人态度的在意看成是一种每个人都会遗传上的、具有普遍性的狂躁症。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几乎都是别人会怎么说，生活中将近一半的烦恼和不安也都是这个引起的焦虑。说到底，这种焦虑就是妄自尊大的情感，而过于病态的敏感常常让它受伤。让我们虚荣、做作、炫耀和吹牛的，正是对别人会说什么的担心和焦虑，没了这种焦虑，奢侈、排场就会荡然无存。任何形式的骄傲和自豪，无论它们的种类或范围是多么不同，归根到底只不过就是这种担心别人会说什么的焦虑，它让人付出了多少东西啊！

幸福的根本要素是健康，其次是不用别人照顾就能让自己独立和自由的能力。作为处在一端的这些根本要素，与作为处在另一端的荣誉、浮华、地位和名声之间，它们没有竞争或互补关系，无论我们会多么看重后者。

如果人们坚持认为荣誉比生命还珍贵，其实就等于在说，与别人的看法相比，自己的存在与安康是不值一提的。

荣誉本身没有真正的直接价值，只有间接价值。如果人们都能改变这种普遍的愚蠢做法，就能得到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内心的平和以及精神的愉悦，就能更坚定、更自信地面对世界，少些难堪与克制。

只有哲学这把长扫帚才能将世间道德和精神领域中的污秽、肮脏扫走。

只有卓尔不群的、特殊的价值所生成的坚实可靠的无法撼动的说服力，才能让一个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骄傲。

真正的过人之处完全来自个人的天性，它们不会像勋章和头衔那样每时每刻都能被人看到或听到。

可以通过这两条路来获得名声：要想走行动这条路，就要有颗伟大的心；要想走作品这条路，就要有个智慧的脑。每条路都有自己特有的优势与劣势，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行动是转瞬即逝的，而作品却可以永存。由于行动绝不会非常高尚，所以其影响都很短暂，而天才的作品却总能影响人们，它会让人终生受益，一生高尚。行动留下的都是记忆，这些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无关紧要，直至最终完全消失，除非历史把它记录下来，并把这块化石传给后人。作品本身就是不朽的，人一旦决定投身于写作，就可能永生。

一个人越是属于整个人类，就越是与他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

一般来说，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最初都是不被人接受的，它们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引起智者的注意。在智者的影响下，它们得到了应有的地位，然后凭借着赋予它们的权威而长存。

带给人幸福的不是名声，而是给他带来名声的东西，是他的功绩，更准确地说，是让他做出了功绩的性情和能力，无论它们是道德方面的还是心智方面的。

即使每个人最终都能见到自己真正的名声，那也很难在他年老之前见到。

……

这其中难免有孤芳自赏的自我辩白和自我激励，甚至还流露着顾影自怜的几丝悲凉、几许惆怅。但更多的还是他因为自尊而隐匿在文中的深刻的自我剖析和感悟，以及由此而来的坚定与自信、清醒与睿智。这就是他，叔本华，有着坚毅、冷峻甚至愤怒的面容，内心却敬畏父亲，渴望母爱；在性格和心智上，甚至还有生活习惯，不仅遗传了父母，而且深受其影响；过着普普通通的平淡生活，也有所有人都有的缺点和烦恼；即使无人喝彩，依旧我行我素，但始终不能泰然处之；一生默默无闻，最终名扬天下，如愿以偿。无论如何，他对真理的执著探究都让我敬佩，他对人性和人生的深刻认识都让我叹服。我相信，他的人生智慧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生活，也希望读者们可以从中受益。

刘勃

英国阿斯顿商学院博士

2012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