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医生、良心和豁免权

有时，在某些国家，男女纷纷应征入伍，为国家和国王而战，为独裁者或民主而战。然而，在另一些国家，在某些时候，某些人是可以免除服役的，理由是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仰。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人会真诚地认为：“从良心上讲”，他们应该免除兵役。

至少在英国，天主教医生、护士和外科医生可以直接拒绝参与堕胎手术。他们深信堕胎等同于杀人，至少是杀了潜在的人，因此他们有理由拒绝需要医疗救助的女性。在理想情况下，天主教的福利机构只可能接受已婚的、异性的夫妇来领养孩子。天主教徒深信同性恋夫妻无法提供合适的家庭环境。而在现实中，英国的此类机构没有排除同性恋人群作为收养父母。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差异会不会令人困惑？

至于锡克教徒，由于他们敬奉包头巾，可以有权不戴安全帽。雇主们会按照一定需求修改企业的着装规范，以便让信徒可以选择穿戴亚莫克、尼卡布、罩袍、十字架上班。但是绝地教（Jediism）的创始人被禁止穿戴连帽斗篷，尽管他说这身打扮对他创立宗教至关重要；在伦敦市议会开会时，男人通常不能穿裙子，女人也不能穿比基尼。这都不难理解：人们当然会怀疑绝地武士信仰的真实性，也会怀疑男人穿裙子和女人穿比基尼在讨论公共议题时的必要性。

令人费解的是，为了推动就业和生活方式的平等，有时也需要少量的不平等。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现实中，之所以会有这些例外和豁免，一般都是为了照顾某些教徒。那么，允许某些特定的豁免，不允许其他豁免，其中存在哪些道德上的标准呢？如果医生可以拒绝堕胎，那收养机构为何不能拒绝同性恋夫妻当收养人呢？如果某些女教徒在工作中可以穿戴罩袍和面纱，那么爱开玩笑的无神论者为何不能穿印着先知头像的T恤呢？

我想从法律规定、工作职责、社会职责和义务中寻找一些合理解释，但这些通常是我们无法免除的，这就让我转向寻求道德。

人们常常认为，深刻的观念都源于某些宗教基础。这个观点颇值得怀疑。宗教确实给人以深刻的观念，但主要的非宗教运动也一样可以（例如，生态保护运动）。当然，后者有时也会带来坏处，就像某些不靠谱的政治运动口号。

怀着深刻信仰的人会发自内心地说：如果做了某些事，我就无法原谅我自己。他们可能会面对良心的审判，可谁知道良心在挣扎什么呢？如果良心或深刻的信仰能够证明那些豁免是合理的，那么坚定的种族主义者就可以用这些豁免来抵制反种族主义的法律；而不喜欢女性的雇主，则会给女员工较低的工资。我们必须考虑得更多，最起码深刻的信仰、良心的挣扎，这些在道德上绝不该受到谴责。某些东西即使是错的，也应予理解，因为这些对教徒们来说至关重要。有时的确是如此。

即使是狂热崇拜战争的人，也可能会尊重那些在道义上对战争进行评判的人。即使是最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会认识到，堕胎会造成真正的道德困境。关于战争和堕胎的豁免理由，对我们如何尊重他人的生命提出了明确的道德呼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应该接受豁免的可能性。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显然是“关乎他人的”，最初是为了保护他人。当然，这不能解决关于豁免的难题，无论是关于他人的，还是仅仅关于个人的，它们都应该得到允许。

例如，遇到现实的极端的情况—士兵不够，医生太少，无法给他们相应的豁免权。然而，考虑现实情况，确实可以促进一些豁免的实现。和平主义运动的成员不太可能是好的士兵，但他们可能会给予战争伤员很好的救助。无可避免的是，人们必须权衡这种矛盾和现实的因素。当然，假如没有豁免，某些信徒可能仍会拒绝做他们反对的事情—比如通过辞职—但是，事实上，现实中的不利条件往往会导致“根深蒂固的信仰”变得不再坚定。他们往往会妥协，继而随心所欲地篡改原则。

在讨论不同信仰的人如何和平相处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灰色地带—当权者和大众都需要慢慢适应和调整。

我们再谈谈收养机构。天主教会的担心确实考虑到了他人：他们想要的是他们觉得对孩子最好的收养条件，而同性恋夫妇可能只看到了他们的同性恋恐慌症。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假设有足够多的非宗教收养机构，假如有一个允许孩子受到宗教熏陶和教育（颇有争议的教育）的社会，教导孩子某种性行为是不道德的，那么行为整体性的原则，就要求我们体谅天主教会的那种担忧。

最后，豁免取决于一些现实的、混杂的因素。这可能会让某些读者感到失望，但如果谁认为有一种标准能快速准确地判断在什么场合应该做什么，这种观点通常也有问题。

有时，战争狂人也会站在法庭上争辩说“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假如法律都这么糟糕了，那么能否获得对某一义务、职责的豁免也都无所谓了—这时候需要的就是不服从，要站起来公开表明立场，或者像“核裁军运动”成员那样，坐下来表明立场。但是请记住：那些古老、神圣的经典，不能仅仅因为带有“神圣”的光环，就能成为我们“站起来”或“坐下来”的可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