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数字统治”：真正重要的东西无法被衡量
“量大为王。”（1983年起采用单一模式）
我用“数字统治”这个词来描述这个体系。我发现“数字统治”越来越有害，但却越来越普遍，而且这一体系还不只是存在于商业领域。
“数字统治”有以下两种变体：
a）政府的体制。在政府体制下，追求数值解决方案会导致计量失控，并会牺牲想象力，失去创造力，降低实现能力。
b）统治阶级（无论是追求民主的统治阶级，还是信奉独裁的统治阶级），其权力不是通过智力或价值获得，而是通过获取数字和控制数字获得。
不可否认，近几十年来，大数据的爆发以及数据生成潜力的激增确实为健康（解码基因组）、商业等领域带来了好处。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近发表的一份声明显示，分析大型数据集将成为转型经济体的核心，并带来新一波的生产力增长和消费者剩余。
社交媒体的指数级爆炸和多媒体通信、物联网（或普适计算）以及计算的普遍性使挖掘数据变得更为苛刻，也对挖掘数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正如任何技术的进步一样，对于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结果，我们并不完全清楚。
如今问责制在制定市场营销活动以及评估市场营销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让我们很难不怀念问责制还没有称王称霸的日子。
也有一些警告的声音出现，警告我们现如今的社会统计数字过多。这些声音反对统计数字带来的毫无生机的消沉效应。
然而，在做出衡量方面，似乎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能与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抗衡。但这种数字化的趋势到底能否告诉我们关于当前市场营销运行环境的信息，我很想检验一下。
事实上，我所说的这句委婉语不过是想做一个简单的陈述：即通常情况下，真正重要的东西无法被衡量。只有能被衡量的东西才可以被衡量。计算的洪流正引导我们远离真正重要的东西。审计师、会计师、采购部门甚至（说句不中听的话）民意测验专家和研究人员的蓬勃发展，创造了一种数据主义者的寡头统治，助长了“失控的测量”这一趋势。
问题的平方根
说起对数字的兴趣，我们必须提到希腊人——主要是萨摩斯（Samos）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为我们叩开了数字兴趣的大门。
从前，希腊人一直是“缪斯式”（mousike）的伟大追随者。从字面上来讲，“缪斯式”的伟大追随者，就是追随任何由缪斯统治的东西的人。他们认为音乐如同灵魂，必不可少，亘古永恒。
而毕达哥拉斯是一位反对分类的伟大思想家，他创造了“哲学家”一词（希腊语中“哲学”一词是“爱智慧”之意），并基于万物的相互联系宣扬福音。尤为特别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抽象世界与同样抽象的数字域之间的对应关系。毕达哥拉斯明确指出了宇宙中自然和谐的联系来自于数字之美，来自于音乐的作用以及神圣的宇宙（这就是希腊语中的“秩序”）。
但对数字产生兴趣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危险的思想，即数字比文字或思想更为重要。在当今很多公共环境中（以政治为例），如果没有某些无可争议的数据统计，就无法说明某些事。但我们也不必因为对数字（仿佛神一样的存在）的过度依赖而感到恐慌，有时我们只需要学会依赖文字，而不是一味依赖令人觉得简单的数字，尽管数字这种单一的标准很有诱惑力。
但这种对数字的痴迷并不局限于品牌世界。家长们或许也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的社会中，就连学校也陷入了一个衡量和评估的深坑中，这一势头来势汹汹，似乎要压倒一切。寻找“质量”的完美代理人，使很多家长、教师和管理者正在努力地评估“各种决定”是否正确。最近又增加了很多标准，如基于影响学生成绩的其他特征的情境增值。
事实上，目前这种体系的变更是否真的使衡量标准得到了全面改进还不得而知。
或许这种系统能让读者想起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艰难时期》中的人物托马斯·格雷德林（Thomas Gradgrind），他实在是太愿意讲述教育理论了：
“现在我只想讲事实，只教这些学生们事实，不讲别的，把别的都剔除掉。”
或许你会认为格雷德林一定会欣赏我们的孩子们所享受的，或者说所忍受的这种不懈的测试强度。这一系统的人力成本是多少？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的数据统计：一所学校的普通学生在4岁到18岁必须要参加100多场正式考试。想知道所有这些考试的财务成本是多少吗？运行和管理所有考试大概要花费2.5亿英镑。
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对测试驱动的结果进行了权衡，他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众所周知，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持有的态度：
“在伊利诺伊州的很多农村，我常听猪农们说一句话：‘只是给猪过磅，并不能使它变胖。’”
事实也是这样，数酒瓶当然要比描述葡萄酒更容易。
还有另一种说法，一个平均值并不能给你带来多大意义。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所呈现出的数字化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也同样“归功”于制定目标和问责制的政治需求。
和教育一样，与日俱增的问责制与衡量标准导致了英国全民医疗服务被施加各种目标。虽然从表面上看，设定的这些目标是为了加快服务速度，提高服务质量等。
为了缓解这些目标所带来的压力，很多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信托机构想方设法让病人从候诊名单上消失。举个例子，某家信托公司的工作人员曾给病人写信，询问患者什么时候度假。然后他们会选择在病人度假的那几周内为病人提供手术——当病人被迫拒绝手术时，信托基金会就可以将他们从候诊名单上除名。
警察机关也被设定了各种考核目标，诸如出警速度、清网行动的完成率等等。但实际情况却是，警方抱怨他们花费了太多时间忙于行政工作，以至于损失许多帮助公众抓捕罪犯的时间。
我们正把学生变成应付考试的机器，把警察变成堆纸工人，把医生变成经理。纸（通常是电子表格的形式）正迅速成为我们许多社会基础机构最突出和最有价值的产出，而在这个系统中最成功的则是那些最能满足文书工作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