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混乱：可控性的理论非人性化

1911年，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著作《科学管理原理》出版面世。该书一经出版，其中某种类型的管理系统就被美国大型的企业集团所吸纳，并在整个商界中迅速传播。泰勒曾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后转行为商业思想家。作为一名经过培训的工程师，泰勒把齿轮装置、原子论、钟摆模式等科学原理在商界中广泛传播。依照他的观点，把甲从A点放进去，乙就会自动从B点出来。

泰勒的这本书是写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即将推翻牛顿的“苹果车”的时期，即便我们忽略这一点，这种管理的信条也依然像洗衣粉广告中所说的污渍一样顽固。

泰勒基于自己在生铁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种管理理论，并试图将该理论从机器车间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类世界。该理论几乎是以救世主的地位自居，并取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甚至还赢得了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列宁的认可。

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还原论效率为主导的工厂性管理，该管理体系能够满足管理者的3大需求：可预测性、一致性和可控性。泰勒主义（Taylorism）起源于福特主义（Fordism）（福特主义以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名字命名：“普通工人只想要一份不需要思考的工作”）。很多管理方面的实践都是从福特主义开始，在美国形成，然后出口世界。

在这个方案中，管理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操纵着工作者的科学家。这些“科学的”管理者把工作者看作是“神奇的猩猩”。

许多管理者都接受过训练，能够以科学的心态进行运作（无论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导致了管理者所拥有的科学模式、通过分析得出的秩序、可预测性以及确定性，与其公司所处世界的运作系统之间产生冲突，因此导致公司的系统越来越混乱、不可预测且充满不确定性。

事实上，泰勒的许多所谓的“神圣法则”只是体现了后合理化的便利性，并不能维持“科学”的定义。科学管理更像是一种精英管理，是实施暴政的一个正当理由，计数是一种压迫被计数者的方法。有人在谈到还原论(Reductionism)时说过：“如果你不是被还原的人，那么还原论绝对是一个好方法。”

卡迪夫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菲利普·布朗（Philip Brown）认为，这种态度的新版本，即“数字泰勒主义”甚至可能出现在我们身上。这种来自21世纪的新型压力，将知识工作者的产出转化为编码和规则，再转化为可以外包给更便宜（通常是非碳基“non-carbon-based”）的替代品——软件包或模板，转移了泰勒机械论视野中的非人性化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