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事

“山药蛋派”今日谈

陈为人

一

提起赵树理、马烽等山西作家群，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山药蛋派”。

1979年11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评论家李国涛发表文章《且说“山药蛋派”》，这是山西作家群作为一个流派第一次公开见诸文字。自此，“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山药蛋派”横空出世，亮出了晋军的大纛。

三十年后，李国涛回忆说：“本来，只要有文学，就会有文学风格文学流派，但当年正处于那样一个非常时期，由于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政治生活中某些不正常因素的影响，人们有点谈‘派’色变，不愿触及‘派’这个字眼。宗派、右派、反动派、走资派，只要跟‘派’沾上，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文学流派也沾上‘派’字，就忌讳让人与宗派小圈圈挂起钩来。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理论文章虽然也常把文学风格与文学流派相提并论，但具体分析某位作家的文学风格有之，而具体谈一个文学流派的却非常罕见。也正是借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春风，才敢把流派名正言顺地提出，这也正是百花争艳的一个体现。”从另一层意义上说，“山药蛋派”也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

据西戎夫人李英介绍，“山药蛋派”这一名号由来已久：“早在‘反右’的时候，范彪、张晓禹、陈仁友（山西文学界的几位‘右派’文人），几个人在一起议论的时候说，他们都是一些土里土气的土豹子，能写出什么大气洋气的东西？也就是一些土得掉渣渣的‘山药蛋’。‘山药蛋派’是个贬词。”

在山西文学圈还有这样一种贬低的说法：在“山药蛋派”的笔下，土豆丝、土豆块，在锅里炒来炒去，还不是“一盘土豆土豆一盘”，再变，连碗土豆烧牛肉也端不出来，更别说土豆沙拉了。是李国涛“化腐朽为神奇”，赋予了“山药蛋派”全新的含义。

李国涛在《且说“山药蛋派”》一文中说：

他们的文学创作在一开始就带有民间说讲文学的特点。在他们的作品中，大段的风景描写大段的心理分析是见不到的；玄虚的字眼和华而不实的难以捉摸的词藻是少见的。他们的作品是写给农民读和听，他们描写的对象也是农民。这是“山药蛋派”小说最重要的特点。

“山药蛋派”的形成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如再向前推到四十年代中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流派的渊源。一九四二年以后，赵树理首先发表了一批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地方色彩的作品，晋东南农村风貌宛然如画，人物跃然欲出。当时在晋绥地区的马烽等人也沿着这条路进行创作。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西戎的《谁害的》、束为的《红契》都具有这种特色。这是学习赵树理的艺术风格，不过这也是当时解放区大批作家自觉地按照毛主席《讲话》的精神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

作家周宗奇在评价到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时，说了一段颇有深意的话：

在一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派别、一股政治势力）能够清醒地、竭尽全力地、不惜代价地搜求、吸引、培育、训练一批文学英才，以规范化的写作信条和方法，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而奋斗不息。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它以一部《讲话》为指南，在延安及其各个抗日根据地那样一种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居然造就出一大批才华各异而忠心不二的新型作家、艺术家，那么步调一致，那么自觉自愿，那么胜任愉快，那么毫不怀疑地认定搞文艺创作就只能这样搞，当作家艺术家就只能这样当，最后终于建立起无愧于自己的党、无愧于自己所处时代的煌煌业绩，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始终占据着中国大陆主流文学的地位。这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坛奇迹！且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永远无法划掉、无法替代的篇章。

马烽先生等“五战友”，就是创造这种文坛奇迹的人物之一。

真要以流派学的观点论事的话，倒不如叫“《讲话》派”更为准确一些。不管将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比起历史上那些由几个人、十几个人、顶多几十个人所兴起的什么“花间派”啦、“公安派”啦、“桐城派”啦等等，中国共产党所兴起的这个“《讲话》派”，不论人数之多，独特性之强，影响之大，都是无与伦比的“巨无霸”。

中国作家协会前党组书记、著名文学评论家唐达成在讲到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时曾说：“人们总喜欢把文学的‘这一个’，合并同类项，归纳成某某流派。殊不知，形成流派本身就是一种模仿的产物。一个人闯出一条路子，周围的人群起而仿效之，也许，这样可以不断丰富了某一种创作形式，但毕竟离个性的表现和发表对生活的独到见解相去已远。更何况如果整整一代人都蜂拥至同一条路上，在轰轰烈烈的表象下，掩盖着的是这一代人的悲哀。”

从一个流派的演进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时代社会内容。

二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恒在2002年第3期的《山西文学》上发表文章《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文中专门有一章节“别贬低了文学大家赵树理”，做了如是阐述：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作家最为不同的一点是，面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错误倾向，赵树理表现出了强烈的抗争精神和批判意识。1958年，赵树理在山西晋东南蹲点时，就因反对“盲目冒进”与地方领导多次激烈论战，对所谓文艺放“卫星”的荒唐运动，也公开撰文坚决予以抨击。1959年，他又写了一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大胆揭露了“大跃进”中的种种问题，并毅然上书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结果被转回他工作的中国文联。赵树理因此遭到严厉“批判”，被斥之为和彭德怀“反党意见书是一个腔调”，“大肆攻击三面红旗”。而赵树理却表示，“我最厌恶的是放空炮、不实的坏作风，因为它一坑国家，二坑人民。”并不认错。六十年代初，赵树理对当时所谓的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以及稍后的“大写英雄人物”的说法均提出过质疑。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在这几年中，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而仅仅留下的几部作品如《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与剧本《十里店》中，都秉承着作家的良知，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阴暗面，而成为抵制极左路线的难得的“顶风”之作。正因为赵树理的不合时宜，后来他又多次在整风会上挨整。1964年又被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并被调离北京“下放”山西监管。而到了“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山西作为“黑帮分子”、“反动作家”第一个“揪”了出来，并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被迫害致死，为自己的正直与真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粉碎“四人帮”后，当地又迟迟未给赵树理平反。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某些“山药蛋派”理论家为了证明“山药蛋派”的显赫，才把这位含冤屈死于自己故乡的作家生拉硬扯了进来。“文革”前，在“山药蛋派”作家中，有所谓西、李、马、胡、孙一说。即西（西戎）、李（李束为）、马（马烽）、胡（胡正）、孙（孙谦），这时是没有赵树理的。“文革”后，有些人巧妙地置换了内容，将西、李、马、胡、孙解释为西、理、马、胡、孙。于是此李（李束为）变成了彼理（赵树理），赵树理也就成了“山药蛋派”作家。其实以赵树理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和地位而言，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家级”作家。最近，中国现代文学馆又为其铸了铜像，与鲁迅、郭沫若、老舍、曹禺、叶圣陶等文学大家并列在一起。所以将赵树理强行裹挟进“山药蛋派”这个日落西山的地方作家队伍，乃是对这位文学大师的最大贬低。

其他几位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山药蛋派”的作家，与赵树理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面对当时的错误思潮，他们也许感到过一些不解，产生过一些迷茫，但却未必能保持多少清醒。对于许多自上而下贯彻下来的精神，他们更多的不是怀疑，而是对自己是否理解，是否跟得上的检点。他们也希望能够适应形势，歌颂时代，能够以当时倡导的所谓革命化甚至“三突出”的原则创作……

张恒文章发表后，在“山药蛋派”作家的大本营南华门东四条，自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作为马烽的秘书兼司机的吴孝仁，在回忆马烽的文章中有一节叫《当“山药蛋派”受到质疑时》，写了马烽对张恒文章的反应：

2002年的《山西文学》第3期，刊登出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恒先生的一篇长文，叫做《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文章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我不是搞文学研究的，但由于多年为马烽、西戎、胡正等“山药蛋派”作家服务，也多少了解到一些他们所走的文学道路，他们的一些主要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观念。因此，也认真看了张恒先生的这篇大作。越看越觉得这大教授的文章跟自己的了解不一样，尤其是有些话，说得很过分，甚至于是凭空想象，核心意思是要贬低马烽、西戎、胡正他们这些作家的成就和影响，还把赵树理与这几位作家对立起来，认为马烽他们是要拉赵树理来抬高自己。根据我的了解，马烽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担心马老看了这篇文章后，情绪会受到打击。那时，他的身体已经衰弱，特别是因为哮喘开始影响到了心脏，如果情绪激动，肯定要加重病情。那几天，我总是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情绪，尽量不提这事。

几天后，马老平静地对我说：“《山西文学》上登的张恒教授的文章我看了，对他的观点我不发表意见，因为评论文章，人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只是想澄清个事实。你来看这一段话……”（即“此李非彼理”的那段话）

……马老接下去对我说：“你去问问发表这篇文章的《山西文学》编辑部的同志，文章中提到的‘西、理、马、胡、孙’这个说法，是谁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或者是在哪篇文章中说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也没看到过。”

我拿上刊物马上去找到《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先生，把马老的意思转达给他。韩石山又认真看了那段话，也感觉到有问题，需要搞清楚。于是，他当着我的面立刻给张恒大教授打去电话，问道：“你文章中提到的‘西、理、马、胡、孙’这个说法，就是赵树理的‘理’，有没有根据？是谁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或者是在哪篇文章中说的？你查过资料没有？”张恒在电话那头随口说：“我也是听别人讲的。”跟着还反问韩石山：“你怎么把这句话也发表出去了？”韩石山没有再说什么，很无奈地把电话挂了，对我说：“你遇上这么不严谨做文章的人，还能再说什么！”我当时特别气愤，说：“一个堂堂大学中文系教授，写文章怎么能这样不认真、不负责、不严谨呢？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就敢写进去，还要指责别人发表出来！真是岂有此理！”

我从韩石山办公室出来，直接就到了马老家，把刚才那个过程说给他。马老听完，仍然是平静地说：“写评论文章最讲究的是要尊重事实，特别是下结论时一定要有根据，不能道听途说，如果要是那样做，肯定不能让人服气，更不能叫人接受。”

作为“山药蛋派”代表作家之一的胡正,在谈到张恒的这篇文章时这样对我说：“我和马烽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赵树理并不是我们要拉来做大旗，装璜门面。那是评论家根据作家的情况给予归类的。这里不是大作家小作家之分。人们把孙犁和刘绍棠、从维熙等人归为‘白洋淀派”，就是评价他们的创作成就都一样了？”

我并无意在此对“山药蛋派”做出是非功过判定，张恒的文章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印象：人们感受到同为“山药蛋派”营垒的代表人物，赵树理与马烽的不同点。

当年的山西省委书记王谦曾说过这样一番一针见血的话：“马烽和赵树理不一样。马烽是为党而写农民；赵树理是为农民而写农民。所以当党和农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俩人似乎没什么差别。而当党和农民的利益不一致时，马烽是站在党的一边，而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一边。”

马烽夫人段杏绵说过这样一番话：“王谦评价马烽的话最准确了。他一生就是不说不利于党的话，不办不利于党的事，即便当时想不通，也得服从党，无条件做党的工具。”

马烽夫人段杏绵还说：“马烽这个人有个特点，不管他自己再不愿意的事情，只要一说，组织上已经做出决定，他就没辙了，他就是自己受天大的委曲，也要服从组织纪律。”

相知莫如夫妻。段杏绵的话准确说出了马烽的特点。

当年的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维庆在评价到“马西李孙胡”五老作家时，说过一番这样的话：“他们永远忘不了自己是人民的作家，首先是党员作家，因此，他们总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

也是作为“山药蛋派”作家的韩文洲在我对他的访谈中，也十分明确地说：“马烽和赵树理不是一回事。马烽从来是站在党的立场，是党领导文艺的干部；赵树理是从来都站在农民的立场，是个农民的代言人。”

有一个小细节也颇能看出其中的不同。

撰写马烽传记的作家周宗奇，在他的“诠释”中，这样评议马烽的“党性”：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做中国共产党员比当中国作家的历史要长许多。在他们还远远没有懂得“作家良心”为何物时，“党性”却早已成为他们的最高精神追求。

他们的“党性”形成于可塑性最强的少年时代，又在一个远离家庭、远离社会的相对封闭的特殊环境中，不断得到革命思想的灌输并真心真意接受了它，其纯洁性和坚定性是终生再难更易的。比如马烽先生，自从“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老唐之后，好像把心也交给他了”。也就是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从此感到生活更有意义了，也感到无尚光荣。”我按时“缴纳党费，汇报思想情况”；“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且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在自我表现”！

马烽先生确实不是一个善于自我表现的人。可他一生由于党性太强，经常有着不同一般的特殊表现，并为此承载着相应的赞誉与贬毁、欣喜与痛苦、成功与尴尬、走红与落寞……

诗人张承信给我讲了赵树理这样一个细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有骨气的是赵树理，从不认错。我给你说一个尚没有见诸文字的细节：比如说赵树理在填写入党申请书时，上面不是有一栏，能否服从分配？赵树理填的是‘不能’。谁在入党申请书上这样填？赵树理的入党介绍人是王春，给他把‘不’字涂掉了。可是，从纸背面透过光线还能隐隐约约看见。‘文化大革命’中批斗他，说他和党二心。赵树理说，原来我还觉得我是觉悟不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感到我对了，而且我早就对了，不是批判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吗？”

三

“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极善于把生活中的悲剧情节做出喜剧化的处理。

谢泳在《胡正小说创作的当代意义》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读者很少看到过‘山药蛋派’作家笔下出现悲剧。过于贴近生活，对时代充满了浪漫的幻想，使我们的作家在真诚地歌颂一个时代的某一侧面。”

赵树理被认为是“山药蛋派”的一面旗帜。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无疑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之作。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的《山西文学史》，记载了赵树理创作《小二黑结婚》时的一个史实：

《小二黑结婚》的题材主要来源于赵树理下乡时了解到的一个案件。1943年赵树理曾两次到辽县下乡调查，听到这样一个案情：一个村里的民兵小队长叫岳冬至，与本村的一个漂亮姑娘智英祥谈恋爱。女方的母亲不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富商，收了许多聘礼。智英祥坚决反对并说：“谁拿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男方的父亲也不同意儿子的婚事，但岳冬至根本不承认他父亲给他收养的童养媳。与此同时，村里的坏人也从中破坏，已婚的村长是个富农，经常调戏智英祥，因屡遭拒绝而迁怒于岳冬至，并把岳冬至活活打死。

这是赵树理亲眼目睹的当年农村现实。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发生的地点辽县，是共产党八路军最早的老根据地。后为了纪念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

赵树理对生活中的“悲剧原型”，进行了“艺术典型化”的创作，写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小二黑结婚》。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已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也不同于30年代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它删除了“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而“升华”“提炼”或曰“改造”为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

作为一代理论权威的周扬，在几十年前写成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对赵树理改造后的“大团圆”结局做出这样的论断：“作者是在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朗、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

这么多的“胜利”只是出自于笔下的虚幻。墨写的谎言毕竟掩饰不了血写的历史。这种观念对现实的“升华”和“改造”，仅仅成为创作方法上“虚饰”和“图解”的败笔。几千年在这块黄土地上的封建文化积淀，是绝不会因政权的骤然更迭而一朝改变。于是回顾这段史实，把周扬的理论剖析和严酷的生活真实对照着读，倒真让人读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

几十年后，被称之为“山药蛋派”后继者的潘保安先生，写出的《小二黑结婚》的续篇《老二黑离婚》，之所以能在当时引起广泛的轰动效应，大概正是一种对历史现象的当代反思，对历史史实的“拨乱反正”。

评论家傅书华在《论山西作家群流变中的精神演化》一文中说：“当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将生活中岳冬至的惨死改为与小芹的皆大欢喜时，他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笔恰如中华民族一个时代精神的形象化巨幅标帜，上面赫然印染着自信与梦幻：人自以为清醒地认识了自身，把握着自身的命运。……但这种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又是基于一种改造现实的理想的意愿。”傅书华还说：“梦幻的色彩浓重而又鲜亮。……‘山药蛋派’作品的字里行间，溢满了哗啦啦的笑声。”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良而又有些懦弱的民族。这种大团圆的喜剧化处理，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折光反射。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与“大团圆心理”，本质上讲是中国人“寰道状”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其中有着历史文化和现实心理多方面的深层原因。

忘记苦难的民族注定是无可救药的民族。那种“大团圆”的结局是对苦难的歪曲表述。

朱学勤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

人们很快从当初巨大的喜悦中惊醒过来，生活变了一张面孔，向人们露出了它严酷的一面。

喜剧把人生无价值的撕开给人看；悲剧把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喜剧意识向悲剧意识转化。悲剧比喜剧有着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

马烽亲历了那场“暴风骤雨”的土改，马烽这样介绍这个历史事件：“1947年春末夏初，根据地大规模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我被分配到六专署工作团。团长是公安局长谭政文、副团长是报社社长郝德青。首先是集中学习了几天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然后就确定去崞县（今原平县）十八村水地各村进行试点。工作团混合编成十几个队，分别进驻各村。我被分配到了大牛堡工作队。队长是总工会的老吴，副队长是六地委宣传部长老范。我和李玉明同一个单门独户的老光棍挤在一盘炕上。大牛堡是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可贫富悬殊很大。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邸、彭、任三大户手里。一般人家都依靠当长工，打短工，租种地过活。租子重，捐税多，不少人家是搅糠拌菜度时光。工作队进村后，首先是进行社会调查，整天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然后就是组织贫农团，讲解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召开大大小小的诉苦会，和地主们清算剥削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就是分配胜利果实。”

这是一场剥夺和再分配的运动，其激烈惨烈程度不言而喻可想而知。

马烽讲述过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的“斗牛大会”：

马烽说：“当年晋绥边区有一个著名的开明绅士，叫牛友兰。他一直热衷于兴办教育，先是在本县北坡村办了一个小学，后来又在县城办了一个兴县中学。在学校里聘请思想进步人士担任教员，宣传抗日思想，开展同国民党投降派和卖国汉奸的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挺进晋西北，当时已是隆冬季节，但八路军战士还穿不上棉衣，牛友兰就把自己家复庆永店铺里库存布匹、棉花拿出来，一次就装备了八路军的一个团。后来，牛友兰又积极响应晋西北行署提出的为抗日‘献粮、献金、做军鞋、扩兵’的号召，他自筹资金一万元，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他还动员复庆永股东集资两万三千元，办起了兴县农民银行，为我们的抗日部队筹款。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后，牛友兰再次带头出面，捐献白洋八千元，粮食一百多石，甚至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正是根据牛友兰的这些事迹，我们的剧团创作了话剧《一万元》，歌颂牛友兰为抗日做出的贡献。这个戏还在边区的调演中得了一等奖。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功臣，在土改时，根据康生在临县郝家坡搞土改时创造的经验（康生说，地主的底财是个大问题，一定要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底财拿出来。康生还说，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但死也不怕。）于是，又开始向牛友兰追开底财了。所谓的‘斗牛大会’，就是为追底财，召开了批斗牛友兰的大会。在批斗会上，残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鼻子，还让他的儿子拉上游街……‘斗牛大会’后不久，牛友兰就含冤死去了。”

这个说来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在马烽的作品里。

马烽在某次创作谈中，关于一个作家能不能只要是现实中曾发生过的真实事，就可以不加选择地写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有的题材要自觉地不去写，因为写出来没有好处，没有用。除了使人们看到社会上一片黑暗之外，没有其他作用。有些题材不能写，如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就不能写。也有些题材当时不能写，现在能写。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不能写，一写就暴露给敌人，但现在能写。所以不是什么题材都可以写的，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马烽大概正是从这一创作原则出发，描述了他所亲历的土改：

马烽说：“……我觉得我们土改队的两位队长，在掌握政策上都比较稳妥。斗争虽然十分激烈，但从始至终没死伤一个人。对多年压榨贫雇农的地主，都是按照中央精神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同样给他们留下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促使他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

马烽还讲述了一段土改工作总结会上的笑话：“分配完胜利果实，全村贫下中农开了个庆祝会。团部副团长龙政委来讲了话。他讲话一开始就闹了个大笑话。他说：‘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刚说了这么一句，全场子的人都哄堂大笑了。原来那时候这村群众忌讳说‘高兴’二字，平素人们只说‘欢喜’或‘喜欢’。不知为什么他们竟把‘高兴’二字，当成了男女发生性生活的代名词。故而一听这话忍不住就笑了。当时工作队员、本区张区长，忙写了个纸条递给龙政委。条子上写的是：‘请勿说高兴。’龙政委看了，把条子往桌上一拍，大声说：‘我们打倒封建剥削，土地回了老家，今天正好又是中秋节，为什么不能说高兴？不但贫下中农说高兴，我们工作团也要和老乡们一块高兴！’这等于说：工作团要和老乡们一块过性生活。全场群众笑得更厉害了。有人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跌；有人笑出了眼泪，出岔了气。龙政委觉得莫名其妙，忙转身问道：‘这是怎搞的？！’张区长忙低声给他解释了一番。龙政委笑着低声骂了一句：‘他娘的，这么好的两个字，怎么在这村变味了！’”

这一细节，大概颇能反映出现实生活在一种流派笔下的创作演变。

四

张恒的《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一文，还对“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做了世纪末的回顾和总结：

山西“山药蛋派”的作家，……他们之中除赵树理外，创作活动均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革命老区，基本上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共和国成立后，旧的思想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荡涤，刚刚获得解放的国人，包括各界各阶层，对中国传统社会留下来的一切，差不多都充满着发自内心的鄙夷轻蔑之情以及与之断然决裂的真挚愿望；而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昔日老区带进来的一切，从扭秧歌到打腰鼓，从《白毛女》到《王贵与李香香》，则无不充满着一种由衷的拥戴和热切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自感风光难再的旧作家、旧文人遂纷纷改弦更张，而过去的相当多数的文学作品，也无不面临着被逐出历史舞台的可悲命运。如此，就在特定的时期形成一个特有的也是巨大的艺术真空，亟需为广大百姓提供的文化食粮却突然面临着青黄不接之虞。一方面是巨大的艺术真空应该填补，一方面是国人对革命老区的新型文学的热爱。这，不正是给后来的“山药蛋派”作家创造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吗？

1949年，赵树理创作小说《传家宝》、《田寡妇看瓜》；1950年，他的小说《登记》以及1955年写的小说《三里湾》均轰动全国。此间马烽创作的《一架弹花机》、《饲养员赵大叔》、《孙老大单干》、《韩梅梅》等；西戎创作的《麦收》、《宋老大进城》等，都引起了一定反响。而孙谦则以电影文学剧本《农家乐》、《光荣人家》、《葡萄熟了的时候》、《陕北牧歌》、《夏天的故事》等令世人瞩目。胡正、束为也频频出手，正是在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峥嵘岁月，被时代巨变所赋予的难得的机遇所“照亮”，他们才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成熟和辉煌。

纵观他们的早期创作，其艺术旨趣、审美观念、创作心态、风格取向以及功利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们对革命事业充满了由衷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充满了运用文学武器讴歌革命、抨击反动、配合形势、服务中心的强烈而坚定的自觉意识。其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传统的人文思想观念积淀不深，接受中华主体文化与舶来文化的系统教肓均有限，却长时间地为俗文化所熏陶濡染，具有与普通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同甘苦、共命运的深切体验，民间艺术的吸纳至为丰富，美学思想相对单纯而不复杂多元，理论的滋润则显得阙如；而在早年的革命岁月，彼此又建立起较牢固的战斗友谊。正是这一切，为以后“山药蛋派”的形成打下了理论的、实践的乃至人情方面的基础。

马烽虽然对张恒的文章提出了质疑甚至还很激烈，然而对“山药蛋派”在文学史上的定位，还是保持着清醒。马烽在1986年1月18日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时说：“我们这批人的特点是：文化程度不太高，文学素养也不太高，书读得也不够多。当时我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文学艺术要为政治服务’，这个观念在我们是比较强烈的，因此，文学创作它当然要考虑社会效果。那时，不考虑经济效益，首先考虑的是社会效果。……我们这些人虽然有我们的缺点、弱点。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好处，这就是对文学的目的性和意义比较明确。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是浸透到血液里了。我们写东西都是为了整个的革命事业，而不是为抒发个人的感情。……我们就是时代造就的一批作家。”

张恒在分析了“山药蛋派”形成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后，对“山药蛋派”的衰落做出了必然的断言：

“山药蛋派”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的产物。功利色彩、宣教目的极其浓重，也极易陷入浅白直露或趋时的境地，很难获得高层次的艺术突破和恒久不衰的文化价值。其审美情趣单一而凝固，接受精英文化的心态偏颇，认识短浅、内容狭窄，手段欠丰，追求思想容量广阔厚重的自觉意识至为薄弱；封闭多于汲取，自足多于开放，跨文化、跨国别的借鉴颇差，更缺乏对世界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客观考量；视野有限，涉猎局促，门户之见甚深，切肤之言、逆耳之谈也很难吸纳。

“文革”过后，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文化事业同样呼唤着生机。熬过劫难的“山药蛋派”作家自然不会甘于寂寞，也纷纷重操旧业，披挂上阵。1978年，马烽以《有准备的发言》、《无准备的行动》二则短篇小说再次亮相；接着，发表了《结婚现场会》、《李顺德和他的女儿》等十几篇小说。此外，和孙谦编写了电影剧本《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等。西戎、胡正、束为等也发表了不少小说，但这时他们的创作却每每显得力不从心，事倍功半。马烽的《结婚现场会》还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的小说却再难叫响。与孙谦合作的那些电影剧本，除了《泪痕》外，其他几部均每况愈下。西戎、胡正、束为的几篇小说也属昙花一现。意欲东山再起实则事与愿违，道理一目了然，“山药蛋派”作家根本没能力超越他们既定的美学体系与创作模式，在新的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面前，他们就必然越来越感到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此一落千丈，贻笑大方，也就成了他们必然的尴尬结局。

马烽说：“张恒在他的文章里，说我们是跟风的，这不是事实。比如对‘大跃进’，我们也有意见。文艺作品要宣传共产主义，但与‘共产风’怎么区别？我们曾认真地将这个问题提交给李雪峰同志。他当时是中共华北局书记，跑到太原召开文艺座谈会。我们几个都去了，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李雪峰同志说，政策非变不行，不对了就要改，文艺作品也不要光写政策。我为什么要写《刘胡兰传》呢？就因为当时要写‘大跃进’这样的现实题材不好写，又不想去说假话，只好去写历史题材。”

马烽在1986年1月28日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三年困难时期，创作上就不大好办了。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政策出了些问题。当时我们也不是没有看法，就是觉得共产风这么一刮，刮得人们没法写。你写什么呢？当然我们的文学创作最终目的是要为共产主义唱颂歌，但是那时刮的共产主义风就是不能歌颂。所以在那个时期，文学创作上是个低潮。全国如此，山西也不例外。因为不好办。你歌颂那些共产风吧，觉得有愧于良心。要真正写些实事求是的作品，又不可能发表。所以后来我们就走了另一条路子，就是写通讯、特写。”

当时首先提出“山药蛋派”的评论家李国涛在三十年后，也对“山药蛋派”进行了世纪末的盘点和历史性的总结。

李国涛说：“你只能把‘山药蛋派’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去探讨它的价值。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批三十年代已经成熟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锺书等人都失去了继续写作的权力；另一批已经成名的作家，如老舍、曹禺等，开始重新审视和改造自己的创作观，也几乎写不出什么新作品；而只有延安等老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共和国培养出来的作家在写。你的分析研究不能离开这一大背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山药蛋派’的作家们，除了马烽凭借自己的灵气，他的作品还有些文学意味外，其他人的作品，现在回头都没什么看头了。”

从李国涛的《且说“山药蛋派”》提出“山药蛋派”的形成和崛起的理论；到《山西文学》1982年12期的《再说“山药蛋派”》又提出“山药蛋派”的新发展和后继有人，再到晚年对“山药蛋派”历史局限性的“盖棺定论”，可否把它看作是一个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对一个流派的“三段论”？

山西文学院院长张锐锋，在与我谈到对“山药蛋派”的评价时提出一个新概念：“时代的高度”和“历史的高度”。有些作家，只能说是“时势造英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们的崛起是由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由于许多原本出类拔萃的作家被压抑，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力后，他们冒了出来。是一种历史阴错阳差怪异的结果。所以有些作品只有“时代的高度”。而有些作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大师，他们达到的则是“历史的高度”，是文学史上让人仰为观止的一座座高峰。

五

胡正是“山药蛋派”硕果仅存的主要代表作家，我问胡正：“你看过张恒的文章后是什么感受？”

胡正说：“看了以后，我们几个没有在一块议论。是李英反应强烈。为什么反应强烈呢？因为西戎对韩石山一直不错，而这篇文章你在《山西文学》上转载了，还加了个编者按，在编者按里还是非常肯定的口气。她拿给我看，我说不错么，过去我们还算一条风景线呢！你说是不是啊？”胡正说着，发出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

胡正又说：“再说，他也是一家之言，又不是文学史上的定论。另一方面，我的观点，‘山药蛋派’也就是个历史现象，过去了，一个人也好，一种文学现象也好，他有辉煌的时刻，也就有衰落的时候。就是丁果仙，也不能总唱主角。我挺欣赏他的一点，他年龄大了跑龙套，有人说他，你是名家，你怎么能去跑龙套呢？丁果仙说，人还能总当主角，该跑龙套的时候就跑，比站在原地不动强。对一种历史现象有个正确的评价就够了。我没什么恼火的。作家出版社最近出了一套《山药蛋派作家丛书》，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和我六个人的。这就是个历史现象，过去就过去了。过去我们盖了个四合院，不错，现在不照样拆了四合院，盖起了高楼大厦。谁还再去盖四合院？任何事物都是历史时期的产物。”

胡正还说：“我后来写的《重阳风雨》、《明天清明》，离‘山药蛋派’远了一些。我自己也不是就死守着过去的一套。‘山药蛋派’是适合于五十年代的情况。那时候，农村农民的文化不高，所以它需要通俗化、大众化，要土得贴近他们，使他们有阅读兴趣。而现在人们的文化程度都高了，见到的东西也多了，这就要多元化。”

胡正说：“人们对你的认识，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你当年的局限，人们还可以理解、原谅，如果时代都前进了，人们思想都提高了，你还固守陈旧的观念，那人们就不会原谅你了。对自己的作品也一样，在过去那种形势下写出来的作品，你还要说它多么多么了不起，这怎么可能呢？它当然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为什么现在提出‘与时俱进’呢？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胡正在《九十年代的希望》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要承认历史而不是否定它，因为历史是存在过的；然而历史已成过去，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回忆，留给后人的是翻来覆去的评议。历史在延续，在发展，有时竟有惊人的重复和相似。它不可避免地要受过去的影响，更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新的历史现象。

张恒把文章的题目定为《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对此，胡正以作家的语言，说出一段意味深长的经典名言：“风景当然不能长久，这是自然的规律，还能永不消逝了？烟台蓬莱阁上看海市蜃楼，那更短暂，几秒钟的事，一晃，不就没了？风景就不可能永远保留，庐山夕照好看，天黑了，风景就没了。泰山日出壮观，太阳升高了也就没什么看头了。长江三峡，那更是著名风景区了吧？历代文人留下多少诗篇。现在三峡大坝一修，说消逝不也消逝了？消逝了没关系么，我们再给它创造一道新的风景线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