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
风义平生师友间
——清华四大导师的交谊
清华四大导师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学术话题。
如今，有关清华四大导师的关系，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梁启超极力举荐陈寅恪的那段“学坛佳话”。
1925年春，刚应聘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的吴宓和甫任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先生，分别向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竭力推荐陈寅恪（其时，陈氏虽然被留德的中国学生誉为“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但在国内识其姓名者却极为有限；毕竟，以资格或者文凭品衡人才在当时已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于是便出现了下面的戏剧性对话：
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答道：“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启超应曰：“也没有什么著作。”
曹云祥摇了摇头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一听这话，顿呈不悦之色，他情动于衷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这就是著名的“梁曹对”。事隔八十余年，我们仍能透过文字想见梁氏当年那种不容置辩、声色俱厉之态。
不过，气头归气头，人才还须力荐。本着推毂的初衷，梁启超和吴宓还是耐下心来，详细地向曹云祥介绍陈氏其人其学，以及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氏的一致性推重。与此同时，王国维、赵元任亦对陈氏大力举荐。曹云祥听罢，没再表示异议，最终破格同意聘请。
“最终破格”四字，是笔者进行“历史陈述”时的一种省笔，其具体的落实过程绝非如此简捷。这一点仅从具体操作此事的吴宓当时日记中的“费尽气力”、“难哉”二语足可揣度。如今，学术圈子中经常有人将此作为重实学轻文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今典”甚至“熟典”挂在嘴边，那可就真有点过于“想当然”了。
那么，陈氏受聘清华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隐情呢？
这仍要先从清华国学院的其他几位导师谈起。在“四大”中，除赵元任一人持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外，王、梁皆无博士、硕士甚至学士头衔，可谓“披褐怀玉”之士，但他们著述惊人，飙名四海，是当时学界公认的大师。至于陈氏，情况则大为不同。他在国外留学近二十年，该学的东西皆已到手，可就是缺少一顶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加之他当时尚无王、梁那样的赫赫名声，故尔给吴宓带来了诸多具体操作上的难度。若无王、梁、赵等人的鼎力相荐，仅凭吴宓一人之力，纵令“费尽气力”，能否获得“最终破格”的结果，亦未可知。
那么，清华三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何如此看重陈氏呢？这似乎要从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说起。
梁启超与义宁陈家曾为旧识，且与义宁陈家三代（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私谊笃厚，殊非一般。至于赵元任与陈氏之关系，也颇有渊源。由于这样一些特殊关系，梁启超、赵元任如此力荐陈氏也就理有固至势所必然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华四大导师中，王国维一向潜心治学，不擅交际，却惟独对陈氏入清华园一事热心有加，极尽推毂之能事。这显然亦非空谷来风，兹缕述如下。
王国维与陈氏又皆沐受过晚清大儒沈曾植的光霁，陈氏后来所从事的一些“特色专业”如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等，皆受沈曾植影响所致。正是由于沈曾植的引荐，王国维得与陈家父子相识，关系日益契密。在王国维的晚年，陈氏可以说是他的最后一位知己。他们二人的“交往史”，大概可追溯到1915年。在这一年，经罗振玉介绍，王国维结识了心仪已久的沈曾植，而陈氏与王国维的相识相交，大致即在此时。几年后，陈氏去巴黎拜访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时，身上即带有王国维写给伯希和的介绍信。1922年，王国维被北京大学聘为通讯导师。次年，由于蒙古贵族升允的举荐，深居紫禁城的废帝溥仪征召他为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禄。就在这一年，他的代表作《观堂集林》问世，士林腾誉。1925年7月8日9时许，刚到清华园报到的陈氏在吴宓的陪同下拜望了王国维。这两位久别重逢的旷世奇才，在清华园又开始了亲密的交往。
以年齿论，王国维比陈氏大十三岁；以著述论，王国维此时已是著作等身、名满天下。
而陈氏刚从海外归来，尚无著作发表。但王国维丝毫不以此自居，他以一个学者的睿智目光，认定陈氏是一颗必将在学坛上大放光华的巨星，所以，平时对他关怀备至。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氏是幸运的，他刚到清华园就结上这个学富德醇的良师益友。
对于王国维，陈氏更是敬重有加。明人袁中道有诗云：“人生贵知心，定交无暮早。”（《德山别杨西来》）他们在清华园共事虽不到一年，却肝胆相照，情逾骨肉。个中缘因，固非止一端。但学术理念与文化精神的趋同与共鸣，无疑是一大要因。
陈氏一向赞同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所谓“中西体用资循诱”。他屡屡批评学人以外来文化系统附会本位文化，如致刘文典信中，直言《马氏文通》以西洋文法格义中国语文，“文通，文通，何其有通如是耶？”又如在为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所作的审查报告中，虽未指名道姓，却显然是在讥讽曾著中国哲学史、喜谈墨学又大力从事整理国故的胡适。理由无非都是本位文化尚多未解决疑问，而遽以西洋哲学观念系统之。
而王国维的看法亦与陈氏趋同，他认为西学固然有胜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中国文化也必须接受西学才有生气与活力；但是，中国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一定要经过改变，才能适应中国的环境而产生作用，才能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而影响世道人心，故曰外来文化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在王国维看来，印度佛教在六朝时的输入，是中国文化思想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第一个时期。佛教东来，使“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打破了“自汉以后儒家惟此抱残守缺”和“吾国思想凋敝”的僵滞状态，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促成六朝思想文化出现繁荣的景象。而晚清西学的输入，则是中国文化思想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第二个时期。陈氏则借佛学阐析外来文化“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的道理，显然亦与王国维同一机杼。此二人可谓尽挹清代乾嘉学派治学的真髓，又得益于西方近世学术思潮；尤其是，此二人又皆从德国近、现代学术思潮中吸取营养，其治学取径如此一致者，并世乏俦。
在治学态度上，他们都坚持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人文精神。王国维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他并不反对谈政治，“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但反对将学术变成政治的仆从，变为一种驭人之“术”。同时，王氏又鄙薄功名利禄，尤为鄙弃统治者所谓“以官奖励学问”，因为这势必导致学者官僚化，最终将“剿灭学问”。基于此，他极力主张值此“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学术研究当以探求真理为唯一目的而独立发展。王氏的治学态度充分体现了学人的良知，是他不断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消说，王氏的这种治学态度，对甫执教鞭、正准备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陈氏来说，影响綦巨。他后来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对此作了系统而又深入的阐发。
王国维和陈氏从不囿于已谙之学，对尚未掌握的、或者虽已掌握但还薄弱的知识更是孜孜以求。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水平，堪称一绝。所以他的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运用殷墟文字资料来探求、论证上古历史文化的真相，创获极大。他在研究辽、金、元史及佛教史和西北边地史时，“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于蒙古史著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关于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国原有资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学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而陈氏虽通晓多种文字，但当时尚未掌握甲骨文，不能像王国维那样阅读用甲骨文等古文字写成的上古史文献，故云“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
基于大致相同的学术渊源、治学态度、治学途径、治学方向，二人时与切磋，互相启发，自属常理之中。俞大维谈到此二人在语言文字方面互相影响的情况时曾言：“王氏对寅格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事实确亦如此，正是由于王氏虚心向陈氏请教，才弥补了自己对梵文及西北兄弟民族文字知识的不足；而陈氏亦有赖王氏指点，才多掌握了一门研究中国历史的工具：甲骨文。公正地说，陈氏进清华园以前还处在求知识的阶段，任清华教授后，才真正进入研究学术的阶段。1934年，陈氏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高度评价王国维的学问，“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并把王氏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高度赞扬王氏的学术成就“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氏的著作“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以上所言，虽系针对王氏之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而发，却亦大可移评于陈氏本人。
1930年，国学研究院停办。陈氏任中文与历史系合聘教授。在这一时期，陈氏是将自己在国外求学二十多年，掌握的十多种语言，特别是少人问津的古代东方语言直接运用于自已的学术研究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言看似对王国维治学方法的总结，却也道出了陈氏自己的学术路径。
气质相似、个性相近，亦为王国维与陈氏相知甚深的一大要因。一种内向、执著、敏感而又伤感的诗人气质，使他们心志相近，灵犀相通。此外，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皆存一种特殊的深挚感情，常将自己视为传统文化的“托命者”,故格外恪守伦理纲常，且都带有不合时宜的“遗老情结”。
在相熟的朋友眼中，王国维“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见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说话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实不然，他对于熟人很爱谈天，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他对于质疑问难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偶尔遇到辩难的时候，他也不坚持他的主观的见解，有时也可以抛弃他的主张，真不失真正学者的态度”。那么，陈氏呢？冯友兰说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在同事、朋友和学生的记忆中，陈氏确系一介纯儒，清介自持、鄙薄名利、甘于淡泊、笃守信义、待友诚恳，对学生热情并带有几分幽默感。在陈氏进清华园之前，王国维虽名满天下，但知己寥寥；加上晚年与罗振玉的龃龉，感情上又经历了一番大折腾，心境殊为落寞，而此时与陈氏相识，且声应气求，共为唇齿，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陈氏无疑是王国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真正能够倾诉衷肠、肝胆相照的知交。“十年学问十年浅，一日交情一日深。”随着交往的深入，一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共同认知，使他们真正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彼此的坦诚、信赖、关切，实堪谓“肝胆相照”）；尽管在后来的学术交流中，他们个人之间也曾进行过激烈争论，如陈氏认为，在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像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陈氏皆一本至诚，据实指出，王氏对此则谦怀虚受，心中绝无芥蒂——这种善意的锋芒相对，加深着他们之间心灵上的交往。
王国维的自沉，对陈氏来说，不啻是一个相当残酷而又必须面对的悲惨事实——因为他不仅是死者的挚友，而且还受死者之托处理善后事宜。据吴宓当天日记载，陈氏不但亲自送殡，而且在祭奠时，“宓随同陈寅恪行跪拜礼，学生等亦踵效之”。陈氏恪守传统礼节，居然行如此大礼，足见王国维在其心目中的特殊分量。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氏甚至写下“更期韩偓符天意”之句，借以委婉地宣达希望王氏不死的作意。
王国维自沉后，社会上对他的死因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以论关系，陈氏与王国维可谓“平生风义兼师友”，岂能缄口不言？况且，对王国维自沉前的心理活动，陈氏亦远比其他人更为了解。从相关文本看，陈氏坚持认为，王国维的自沉，与“殉清”不无干系，故在《挽王静安先生》诗中有“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之句，且在挽联中申足此意：“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但“殉清”决非王国维自沉的唯一原因。对此，陈氏显然看到了王国维处在新旧嬗替之际，为中国传统文化守节的大悲苦——“渺渺香魂安所止，拼将玉骨委黄沙”，这是一个终生用生命呵护文化的先哲带有强烈悲剧色彩的“生命形式”，一种对文化主体“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忧叹，一种对文化客体“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恸。有鉴乎此，陈氏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进一步痛切陈词——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F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因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显然，陈氏是从王国维身上发现了“我”，又把“我”的气质、意念灌注到王国维身上。设若没有这种灵犀相通的内心默契，精神气质的微妙遘合，是绝难产生这种生命的共感现象的。在这里，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将“三纲六纪”之说视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以为其大似柏拉图的理念，是“抽象理想之通性”；二是认为此纲纪理想乃以传统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为依托，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綦巨，故原有的“理念”、“范型”因失去了固有经济制度的支撑，不论“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如何“苦痛”，皆无可避免地归于销沉沦丧；三是认定王国维既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从这里，我们不难寻绎出陈氏对王国维自沉深层原因的阐发。此言一出，顿奠群哗。
王国维的“自沉”，使陈氏深深地领受到生命本身的惨酷与悲壮，亦使他深感将此文化使命终身以任的艰巨。如果说，王国维对此是以身殉，那么，陈氏则是以道殉。以身殉固难，须有重死轻生的血气之勇；而以道殉尤难，须恪守一生而不移。此后，以“独立自由之意志”自期，把学问当作存亡继绝的神圣事业罄力以求，遂成为陈氏那极其复杂的性格中的一种主导情志。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氏曾讽刺梁启超：“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论及三纲时，则云：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应当指出，作为心娴群籍的大学者，陈氏固知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已因制度的剧烈变迁而呈混乱状态，但他最痛恨的便是知识分子利用双重道德标准而左右逢源。早在1919年，陈氏便明示过一段为吴宓所称引并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话：“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时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岂若今之插标卖首者，盛服目炫，‘ADVERTISEMENT’。事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入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陈氏还强调，可经商、从教，以为谋生，“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本乎此，陈氏始终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以此作为维系精神的人生信仰；正是这一信仰，实实在在地支撑起陈氏的全部生活。
1929年6月2日，为纪念王国维去世二周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由梁思成设计，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建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研究院二期学员刘节等约请陈氏撰写碑文，陈氏慨然应允。碑文的主体部分如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氏在着重强调的，是王国维之死所体现的“哲人之奇节”，是与天地同光的传统文化精神——“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对于“士”而言，尽管献身于真理的具体方式因历史条件的限定而各有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均体现出了一种永恒而普遍的精神价值——也就是所谓摆脱俗谛，阐扬真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在陈氏的语境里，这正是王国维学术品格的灵魂，也是他本人不断诉求的不朽精神之意涵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氏所撰碑铭既是挽人，亦是自勖。从陈氏的平生践履看，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他都保持着这种卓然独立的学人人格。他在碑铭中虽云“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但因他所阐扬的治学品格、人文追求，不仅切合于王国维，亦融涵进自己的崇尚所在，充分体现出他本人对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故可断言，此时陈氏的人文精神已然成熟；尤其可贵的是，陈氏不但知行合一，在生活和治学中身体力行，而且深冀在他的弟子身上。
说到四大导师的交谊，不能不顺带论及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关系。
在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梁氏以学识广博，著述丰赡且口若悬河、慧辨无碍见长，非深知者或以为他必倨傲自负，其实不然。例如当时学界在品衡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时，对梁氏与王国维究竟谁居首席，轩轾不一。而梁氏本人在与学生的一次公开谈话中声称：“……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1926年3月，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准备招收第二期学生之前，办公室主任吴宓便请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三位导师拟定相关考题。按说，无论是论年龄、地位还是资望及领导能力，能言善辩的梁启超都当之无愧地应该名列首位，而梁启超却对三十年前就仰慕自己大名而到《时务报》“谋生”的王国维谦让有加，并竭力向校方举荐王国维为研究所的首席导师，自己则自愿退居于王国维之后，即此一端，足征梁氏对王国维其人其学的服膺之忱。
不惟如此，梁启超在教学过程中，凡遇到学生执经问难时，总爱说上一句“可问王先生”。作为具有国际声望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学生面前一再表示：“尤以诸君（按：指与谈之学生）向学亲师（指王国维——引者），勿失此机会也。”王国维自沉后，梁氏泣撰一幅挽联，内云：“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可谓知音之言。与此同时，梁氏又为《王静安先生纪念号》撰写序言，缅怀和扬励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在给自己的女儿梁令娴的信中，梁氏曾盛赞王国维的学术成就道：“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中，梁启超情动于衷地言道：“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功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
在四大导师中，陈氏与赵元任均属“后学”，特别是陈氏，一向将梁、王二巨子视同长辈，谦恭有加。以故，当吴宓向几位导师请教拟定考试题目时，陈氏总是坚请梁、王二位定夺。而居住在城内的梁启超又总是函请王国维出题，然后两人再讨论商定。于是，以王国维素有的认真负责的行事态度，当他接到梁启超的信件后，不仅迅疾拟就考题，并主动寄给梁启超与其协商。请看梁启超的复函：
尤惧者有天才至美而与考题前所发问者漏缺注意，则交臂失之深为可惜。鄙意研究院之设，在网罗善学之人，质言之，则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者，最为上乘。今在浩如烟海之群籍中出题考试则所能校验者，终不外一名物，一制度之记忆。幸获于遗珠，两皆难矣。鄙意于采一变通方法，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每科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闻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若虑范围太窄，则两场中一场采用此法，其他一场仍泛出诸题，以觇其常识，亦未始不可。
惜乎王国维那些关乎拟定考题的原信，今已散佚；我们只能透过梁启超的复信略窥个中内情。
考察四大导师的关系，我们还会发现，由于政治态度与学术旨趣的不同，他们之间也会有疏远与合离的趋向，这具体反映在赵元任与王国维的关系上。据载，王国维自沉后，清华国学院师生曾为其集资修建纪念碑，但赵元任拒绝出钱。究其因，主要是政治态度使然。在赵元任看来，王国维不仅政治上保守（民国以后一直蓄辫），在学术上也很难使人悦服。作为受过西方严格的学院教育与学术训练的赵元任，一直从事着现代语言学研究。以他的学术眼光衡之，显然难以服膺王国维学问的价值。同样受过西方严格的专业训练的哈佛博士、国学院讲师李济亦持有同感，他尝谓：“他对近代考古学虽能了解它的重要，却感觉得与他自己研究的范围仍有些距离；所以他虽以利用新材料而对古文字学有若干极新颖的见解，对于古器物的处理，他以为这一类的著作仍应该奉《博古图》及《考古图》为准则。”
显而易见，在李济（包括赵元任）这类哈佛博士眼中，惟有语言学、考古学、哲学这样的符合现代学术体制的东西，才是“真正之学问”。以故，他们对国学研究院的前景并不乐观。当钱端升主张取消国学研究院，改办大学研究院；教务长张彭春等人提出研究院应办成与大学相衔接的多学科研究院的主张时，立即得到赵元任、李济等人的积极赞同。在他们看来，只有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大学体制，包括设立语言、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社会学等科系，才是学术发展的正途。如果我们立足于这一学术背景，再来揆诸赵元任与王国维的关系，便足可断言，他们之间的疏离，实非出于个人恩怨，而主要是不同的学术旨趣使然。
至于陈氏与赵元任的关系，早已广为人知。兹略举其荦荦大端而言之。
早在1923年底，毛子水抵达德国柏林，傅斯年从英国前来与其聚晤，他不胜倾慕地对阔契已久的好友言道：“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其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之中，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字仲述）于1925年上半年驰函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教书的赵元任，拟请他回清华国学研究院作教授。赵先生向他所在系的系主任表明了离开哈佛到清华教书的意愿。系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国，必须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闻罢此言，赵元任在脑海中的第一闪念便是陈氏。在赵元任看来，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只有陈氏的水平能代替他。于是，迅疾驰函在柏林大学的陈氏，征求意见。讵意陈氏在回信中却幽了赵元任一默，并婉辞道：“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此虽戏言，但隽简有致，言下还颇有轻视美国学术之意。
上个世纪20年代，留学欧洲的学生大多涉足声色犬马，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由于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停寄，陈氏生计维艰，生活窘迫，惟以干面包果腹，身体日渐羸弱，犹自手不释卷。一次，陈氏与俞大维请赵元任夫妇观看德国歌剧，他们买好票将客人送至剧院门口便欲回转，杨步伟甚感蹊跷，待启口发问，陈氏才如实答道：“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此事给了赵元任夫妇以至深的铭感，逮至晚年，犹不能去怀。
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赵元任与陈氏先后出任导师。赵元任夫妇在生活上给予陈氏以无微不至的照拂，这在前面已经言及，兹不赘述。
陈氏与赵元任音问固勤，形骸固密，但在学术旨趣上却各不相侔。陈氏对庚款留美学人的评价一直较差，屡屡批评他们以外来文化系统傅会本位文化。如他在写给刘文典的信中，直言《马氏文通》以西洋文法格义中国语文，所谓“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又间接批评了胡适所写的《尔汝篇》、《吾我篇》。他私心推崇的，还是治学均求通解而力戒傅会格义的王国维。尽管如此，但学问归学问，交情归交情，治学理念的不同并不妨碍他们彼此的密切交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氏乘兴赋诗一首，题为《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内云：“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战后，陈氏夫妇应英国皇家学会之约，赴英治疗目疾。初由成都搭航机去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但英医对其目疾并无良术，终告束手。1946年4月，陈氏双目完全失明，遂辞去牛津首席汉学教授一职。旋又赴美就医，于船上接到医学报告，即知美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当时赵元任夫妇在岸上等候已久，得知此讯，迅疾上船探视。暌违多年，一朝晤对，似幻似真，形同梦寐，万般感慨竟无从说起。据相关资料显示，陈氏初闻赵元任夫妇之呼声，顿然悲梗，过了良久才开始谈话。
时隔三十五年，赵氏再次归国；这位年轻时就写过“去国不久的人，不懂得思恋故土的深情”的“语条儿”的老人，几乎将全部的日程都用来寻访故园、故乡、故校和故知。1981年6月中旬，大概是他归国后的第四天，赵氏来到清华，由刘达校长陪同畅游故园。几天后，老人却支开亲属和陪同人员，孤身来到清华园，在当年的故居照澜院（旧南院）一、二两号久久徘徊。回忆之潮，一时自心底涌起。至于这位感情丰富、饱经沧桑的老人究竟想了些什么：凭吊？留恋？发思古之幽情？落叶归根？如今都已无从揣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回忆起那些发生在清华园的云水万千的往事，回忆起与他朝夕相处、夜雨联床的陈寅恪以及他所尊敬的梁启超、王国维……想着想着，不禁老泪纵横！
这一刻，正是赵氏与当年清华二璧（梁启超、陈寅恪）之间坚逾金石的深厚友谊的最好诠释。
最后，有必要简述一下陈氏与吴宓的关系。
陈氏初入清华园，新雨新知，相与甚得。但若论交谊，当以吴宓最为笃深。一向自负的陈氏，之所以将吴宓视为平生唯一的知己，恐怕并不在于他们之间的聚晤之勤(从经历上看，二人哈佛同窗、清华共事、联大流亡、燕京授业，交往长达五十年之久，形同管鲍)，而在于他们有着相近的人生体验，和共同的文化理想追求。吴宓曾慨乎言道：“至道终难求众解，横流只合问吾身。”窃以为陈氏如果读到这两句诗，想必会“相视一笑，莫逆于心”吧。至于吴宓，则始终将陈氏视为“虽系吾友，而实吾师”，而陈氏对吴宓亦亲逾骨肉兄弟，并在诸多方面竭尽所能给予吴宓以切实的助益。
主编《学衡》杂志，是吴宓留美归国后的重要事业。该杂志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坚持整理国故，“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平心而论，《学衡》的办刊宗旨，不失为一种研究学术的切实可行的主张。
该杂志自1922年1月创刊，至1933年因经费问题而终刊，吴宓一直担任主编；即使受到鲁迅等人的严厉批评，亦未改变其办刊方针。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后，吴宓仍未忘情于这个刊物。在他的惨淡经营下，《学衡》在海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欧洲一些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和汉学家，如庄士敦（英国）、伯希和（法国）等就是该刊的长期订户。陈氏的学术主张与吴宓基本一致，故对吴宓情所独钟的这一学术刊物，罄力以助。《学衡》于1923年第20期上刊载的《与妹书》，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陈氏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学文字。陈氏到清华后，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学衡》，曾将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等重要诗文送交《学衡》发表。1928年3月，正当《学衡》经济困难之际，陈氏又雪中送炭，将汪愚祖汇还的五十元钱，悉数捐出，以作办刊之用。
课余之时，陈、吴二人或一道散步清华园，或相携访友；或纵谈国事，议评校事，或谈诗论文，穷究事理。吴宓常将自己所作诗文呈请陈氏批正，陈氏遂坦直地指出诗中瑕疵，所言皆切中肯
，吴宓无不折服。兹仅拈举一例：1928年6月初，陈氏读罢吴宓的新作《落花诗八首》，直言这八首诗的缺点大抵有二：“一、中有数句，不甚切落花之题。二、间有词句，因习见之故，转似不甚雅”，并建议吴宓“大约作诗能免滑字最难。若欲矫此病，宋人诗不可不留意。因宋人学唐，与吾人学昔人诗，均同一经验，故有可取之处。尊意如何……大约用原意而将词句再修饰一番，即可称完善之作”。不惟如此，陈氏还屡劝吴宓摆脱俗务冗事之纠缠，潜心读书治学。陈氏结婚后，他们仍时相聚首，相与论学，这种讨论一直坚持到1940年代。
时光转轮而去，逮至今天，我们对这些古风犹存的大师，虽只能作“今之视昔”般的“遥想”，但他们那种险夷不变的交谊，脱略名利的慕道向学，纯净无瑕的至性深情，仍使我们不胜神往。他们的学问，“或有时而可商”；他们的治学取径，“或因人而不同”；他们的性格，“或秉气寡所谐”，但他们之间却有着诸多“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宗尚”，有着神圣高远的人文追求，虽时殊世异，苍黄翻覆，然引领风骚，独开新面，其致一也。由大师们所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其本身就足以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宗尚与学术走向。正是他们的卓绝努力，完成了从古代向近代的艰难学术转型。而他们彼此之间那种足堪矜式的圣洁情谊，亦足以启导我们对当今大学中日趋浇薄的人际关系作出深刻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