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兰心大戏院是一扇窗，演剧的欧风从这里吹入上海。
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国人在黄浦江畔荒凉的泥滩里设立了租界。最初的房子都是造型简单的两层方形建筑，洋行、仓库，住宅，几乎都混杂在一起。1850年，整个英租界的外国人仅有210人，大部分是洋行大班与雇员，还有少数记者、医生、建筑师和传教士。这些外国人数量与上海近50万华人相比，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就在这年寒冷的冬天，他们自发组织业余剧社，以洋行的仓库为舞台，自娱自乐地上演了几个节目，开启了上海演剧活动的序幕，也是作为剧场的“兰心”之雏形。此后，看戏成为他们在上海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当然，可以将外国人的这些活动看成是他们在陌生土地上消解寂寞的思乡欲望，但是不能否认这也是西洋民族崇尚文化娱乐的气质特征。
1866年，一个名为上海西人爱美剧社的组织在英租界圆明园路与诺门路（今圆明园路、香港路）转角处建造一所木结构的剧场。1867年3月1日，举行第一次公开演出，上演两个轻喜剧，分别是《格林威治的银鱼》和《浮士德与玛格利特》。由于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市惠灵顿大街上有一座皇家讲演厅兼大剧院叫“Lyceum Theatre”，所以上海的这所剧场也运用了这一名称。可惜4年后，春天里的一场大火，将这座木结构剧场全部烧毁。1872年5月20日，上海租界纳税人举行会议，决定建造一所能够避火的砖结构剧场。1874年1月27日，位于博物院路（今虎丘路）临近英国领事馆的新戏院落成，“院内整设甚为精致，楼座两层，坐椅方便，戏台之后，地位广大，台脚之下，坐乐工处也”。
据说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王韬将“Lyceum”翻译成“兰心”的，以此来比喻艺术如兰花般高雅纯洁。19世纪80年代，王韬还担任过一个上海诗社的社长，社名也称“玉兰吟社”，不过这个诗社的发起人是日本文化商人岸田吟香。看来玉兰花后来成为上海的市花，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王韬在上海居住多年，其撰写的《瀛壖杂志》（1875年）详尽地介绍了上海开埠后西洋文明和各种新事物进入上海的情况，其中也有对西人戏院演出活动的生动描绘：“西人工为戏剧，如纵跃飞舞，皆以女子为之。短裙窄袖，袒胸及肩，衣裾四周，悉缀宝珠，雪肤花貌，掩映于明灯之下，与烛光相激射。台下奏乐者十余人，抑扬嘹亮，皆西国乐器也。”“演剧时，山河宫阙，系以图画，遥望之几于逼真。凡此戏术，皆从海外来。”杭州人葛元熙来上海租界居住15年后，于1876年撰写《沪游杂记》，对兰心大戏院也有细致的描写：“园式顶圆如球，上列煤气灯如菊花式，火光四射，朗澈如昼。台三面环以看楼，演时先有十数人排坐台上，面深黑，眼眶及唇抹以丹砂，或说白或清唱数次，然后扮演各种故事。以跳踯合拍为长技，与中国迥别。”由此可见，无论是木结构，还是砖结构，初期的兰心大戏院具有灯光布景、乐队伴奏等近代演剧的基本功能，舞台与观众席的设置也别具风格。兰心大戏院不仅为上海的业余、专业西人剧社提供舞台，也为海外的西洋剧社提供了巡回演出的机会，这对于西风东渐的上海来说，都是令人新奇的“西洋镜”。
半个世纪的岁月匆匆而逝，上海租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兰心大戏院所在的虎丘路一带融入外滩的国际金融商务中心圈，而法租界所在的上海西区不仅成为高级住宅区，也是新兴的时尚文化娱乐中心。1929年1月，兰心大戏院的业主出售戏院，在西区蒲石路与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长乐路）转角地建造新剧场。1931年2月5日，英国驻沪总领事白利南用一把特殊的钥匙开启了新兰心大戏院的大门。
新兰心大戏院外貌和结构都模仿美国近代式，主要的大门处于两条马路的转角上，剧场和舞台长而宽阔，座位宽敞舒适，较普通戏院的椅子容积为大，每个座位的视线都适中于舞台，全院是幽静、清爽和现代化的。当时，著名报人胡道静先生为上海通志馆撰写《兰心60年》一文时说：“是可怜也是应欣喜的事，我们在上海要找最完善的现代式的剧场，仅能举出兰心大戏院来，可是虽则只有这一家，然而以其规型之美备言，在远东是罕有伦匹的；何况它有着长长的历史。”
新兰心大戏院的典雅和摩登，成为上海西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然而，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其带来的不仅是现代剧院的先进设施与观摩环境，更是西洋文明所赋予的团体生活与娱乐的规制。当时的一般中国戏院，普遍的情况是一班衣冠不整的乐队在台上演奏，连续演戏时间长，座位不对号，场内有高举货物篮的小贩在叫卖，还有观众吃东西和高声说话，等等。为此，郑振铎先生大声疾呼：上海舞台要彻底地改革，至少要实行九方面的规制，其中包括乐队移至台下、演剧时间至多以三小时为限、对号入座、不准在剧场内叫卖食物、迟到者幕间入场等。这方面，兰心大戏院已经为上海树立了榜样，剧场是一个特殊的公共场所，是艺术表演的殿堂，为了让自己和他人得到完美的艺术享受，大家应自觉遵守剧场规制。郑振铎的感叹正是从兰心那样的新戏院的文明规制中比较而来的。
上海史是海外中国学界公认的热门话题，有显学之称。但是，对于兰心大戏院这座最初以上演话剧为主的戏院，进入20世纪后成为歌剧、交响乐、室内乐、戏剧、芭蕾以及中国民族音乐等的主要演出场所，无论国内与海外都没有专门的研究，这是令人遗憾的。所幸三年前，兰心大戏院作为上海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已经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以关西学院大学文学系教授大桥毅彦为代表的兰心大戏院研究会，集结由文学、音乐、历史等各个领域的日本学者（包括中国旅日学者），承担起研究重任，他们的足迹涉及中、日、英、法多国，通过对中、日、英、法、俄、德等多国语言的第一手资料进行调查研究。仅在上海，他们就在上海档案馆、徐家汇藏书楼、犹太人纪念馆、上海交响乐团资料室等多处收集中、日、英、法、俄文报刊、图片、画册、节目单等一手资料，从文学、戏剧、舞蹈、音乐等多视角展开全面、深入的挖掘。本书汇集的论文，是各位学者精心调查后，从历史、文学、音乐、话剧、舞剧等各个艺术领域全方位多视角地分析再现兰心大戏院历史面貌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资料价值。
日本兰心大戏院研究会许多成员是我结识多年的友人。研究会代表大桥毅彦教授是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著名学者，15年前，我就读过他编写的《言语都市——上海》。中央大学榎本泰子教授是研究上海租界音乐史的著名学者，在上海出版过《乐人之都——上海》和《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等著作。赵怡女士毕业于南大外文系法文专业，后赴东京大学留学，近年来在研究金子光晴等方面成绩斐然，是一位非常耐得住寂寞的学者。德岛大学邵迎建教授是研究中国话剧的著名学者，也是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的核心成员，近年来有《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和《抗日战争时期上海话剧人访谈录》等问世。
本书诸多史实鲜为人知，并附有详尽的《兰心大戏院上演剧目一览表（1941—1945）》和诸多历史图片，史料翔实，可读性强，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