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公摄政称王和“三监”、武庚、东夷叛乱

（一）周公辅佐武王

周公旦，又称周文公（《国语·周语上》及《鲁语上》），是武王、管叔之弟，在武王诸弟中是最有才能的。武王时，周公已掌大权。《左传·定公四年》载卫大夫祝佗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史记·周本纪》又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所谓“为辅”，该即指太宰之职。《鲁世家》也说：“及武王即位，旦（指周公）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还说武王第一次出师到盟津，“周公辅行”；后二年伐纣到牧野，“周公佐武王”。据《荀子·儒效》说：进军牧野时，到汜而水有泛滥，到怀而城有崩坏，到共头而山有崩倒，霍叔为此恐惧，发出“无乃不可乎”的疑问，周公说：“（殷王纣）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知政谓当政），夫又恶有不可焉”，于是继续前进。可知牧野之战，周公确曾参与其谋。武王设置三监，周公也曾参谋。齐大夫陈贾问孟子：“（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叛）也，有诸？”孟子答道：“然。”陈贾又问：“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孟子又答：“不知也。”（《孟子·公孙丑下》）可知使管叔为监，周公也曾参与决策。

据《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克殷以后，回到周都，睡不着觉，周公就去慰问，武王以“未定天保”为忧。武王希望“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保”、“堡”古通用。“天保”即是天都之意，“定天保”是说确定顺从天意的国都。“天室”是指祭祀天神的明堂。“依”与“殷”通。“依天室”是说在新都建筑明堂举行殷祭。武王要把这个重任付托周公办理，于是有传位于周公的意思。《度邑解》载：

王□□传于后（“王”下缺二字，朱右曾补“欲旦”二字，孙诒让补“命旦”二字）。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汝维幼子大有知（陈逢衡谓“大有知”言多才多艺）。……维天不嘉，于降来省（“省”通作“眚”，谓疾病），汝其可瘳于兹（瘳谓医好）。乃今我兄弟相后（“相后”犹言“相及”，谓兄终弟及），我筮龟其何所即（谓已作决定，不必用筮龟占卜），今用建庶建（孙诒让谓“用建”疑当作“用逮”，朱右曾谓“不传子而传弟，故曰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

这里，武王认为周公既勤于政务（不遑暇食），又多才多艺（大有知），因而要依兄终弟及的继承法，传位于周公。但周公惶恐而不敢接受。《度邑解》又载：

王曰：呜呼！旦，我图（图谋）夷（平定）兹殷。其惟依天室（谓在明堂举行殷礼），其有宪命（“宪命”谓“法令”），求兹无远（谓宣布法令，可以在此不远离天意）；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谓如果天有什么寻求，在此也不难得到天对我的帮助）。自雒（洛）汭延于伊汭（洛汭谓洛水入河之处，在今河南巩县北；伊汭谓伊水入洛之处，在今偃师县西南），居易（平坦）无固（无险固），其有夏之居（周自称为“有夏”）。我南望过于三涂（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南），我北望过于岳鄙（岳指太行山，鄙指近岳都邑），瞻过于有河宛（河指黄河，宛谓弯曲处），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其名兹曰度邑。

武王这样选定洛汭、伊汭之间建设新都，目的在于加强对东方地区的统治，平定殷贵族的动乱。这时武王已有把殷贵族迁移到这一带的计划，“居易无固”是为了便于对殷贵族监督控制，“依天室”是为了在此宣布法令，用法令来加强对殷贵族的管理统治。后来武王去世，周公的摄政称王以及兴建洛邑、迁移殷贵族，可以说，执行了武王的遗志。《史记·周本纪》采用《度邑解》这段话，结尾说：“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营”是规划的意思，说明武王已有在洛邑建设都城的规划。《周本纪》没有引用我们上面所引《度邑解》所讲武王要传位于周公的话，可能因为兄终弟及不符合宗法制度，为司马迁所不取。其实当殷、周之际，周的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而殷的兄弟相及之制早有成法，当时成王幼弱，还不足以应付刚克殷之后政治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的局面，采用兄终弟及之制，在政治上对于新建立的周朝是比较合适的。

（二）周公摄政称王

武王克殷后二年便去世。《尚书·金縢》说：“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既克商二年”是克商之后二年。《史记·周本纪》把“武王病”及“崩”也都记在克殷后二年。《封禅书》也说：“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逸周书·明堂解》说：“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是武王总共在位六年之误。《礼记·文王世子》谓“武王九十三而终”。不确，当如《古本竹书纪年》为“年五十四”。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深恐诸侯因此叛周，就自己“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鲁世家》），就是摄政称王。《礼记·明堂位》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文王世子》也说：“周公相，践阼而治。”周公于摄政七年，将归政于成王，所作《洛诰》，记载成王曾当面称赞周公“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还说：“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说明此时周公制礼，尚未完全成功，因而要请周公继续留守成周，担任“四辅”（四方辅佐）的职司。《洛诰》结尾载：“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这是说周公正努力完成文王和武王所给予的使命，当第七年。

《荀子·儒效》说：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背）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通作“蔑”）主之义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

所谓“及武王而属天下”，“及”是指兄终弟及，《公羊传·昭公三十二年》说：“兄死弟继曰及”，是说继承兄的王位而继续治天下。“籍”，刘师培以为是“阼”的通假，并且举《淮南子·氾论训》及其注为证（《左盦外集》卷七《释籍》）。《淮南子·氾论训》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高注：“籍或作阼。”《史记·鲁世家》又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襁）葆（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所说“成王少在襁褓之中”，不确。当时成王的年龄，古书上无确切记载，有六岁、十岁、十三岁三种说法，都不可靠。多数人信从十三岁之说，其实十三岁之说也是出于后人推测。因为后人相信成王二十岁行冠礼而周公归政之说，以此推定为十三岁。我们认为，周公归政成王不必在二十岁。《荀子·大略》说：“古者天子诸侯十九而冠，冠而听治，其教至也。”这是后来礼制的规定。周公摄政三年成王亲自参与伐奄的战争，这时成王必然已经成年，那么当周公摄政之初，成王虽未成年，也应有十七八岁。

周公的摄政，确是周朝的紧急措施。因为当时周克殷才两年，殷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同时东方有许多夷族的方国还不属于周的统治范围，很容易出现“闻武王崩而畔”的局面。年幼的成王难以控制这个局面。这时周公出来摄政，而且称王，是十分必要的。不称王，不足以号令诸侯以及周的所有贵族。从《尚书·大诰》、《尚书·康诰》来看，周公因三监及武庚叛乱而东征，东征胜利之后分封诸侯，周公都是称“王”而用“王命”的。《大诰》是周公东征的动员令，开头就是“王若曰”。郑玄说：“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尚书·大诰》正义引）。实际上，周公不仅是“权代王”，当时周公“践天子之位”，就是掌握着天子的权力。《大诰》的王，无疑是周公。《大诰》说“不可不成乃文考图功”（按《大诰》中“文”字都误作“宁”，古“文”、“宁”形近而误），这样称文王为“文考”，显然是周公的话。《康诰》的王，也无疑是周公。《康诰》既说：“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接着就是“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又说：“乃寡兄勖，肆女（汝）小子封在兹东土。”这样把康叔封称为“弟”，把武王称为“寡兄”，只能出于周公之口。关于这点，清代研究《尚书》的经学家早已看到，但仍固守郑玄之说，以为只是“命大事则权代王”。例如钱塘说：“凡公摄政七年，称王者三而已，皆系天下之安危，征武庚，命微子，封康叔是也。三者皆殷遗，称王亦殷法也，殷弟继兄，则遂为王。公假以靖殷遗之变，殷遗靖，天下莫敢动矣”（《溉亭述古录》）。的确，周公称王，不仅由于摄政，也还沿用殷法，所谓兄终弟及，《荀子》就说“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属天下。”王国维说：“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从《大诰》、《康诰》、《酒诰》等文来看，周公摄政称“王”，以“王命”东征，以“王命”分封诸侯，是无疑的。然而，春秋时人不见有称周公摄政称王的，只说周公“相王室”。例如《左传·定公四年》记祝佗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其实，明明是周公“定之”，而要说“成王定之”；明明是周公称王“以尹天下”，而要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这是他们为周公讳言，因为这样摄政称王而用“王命”，是不符合当时的宗法制和周礼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崔述《论语余说》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一句，伐奄三年讨其君一句，伐奄乃成王事，不得上承相武王言之。”其实，伐奄乃周公本人事，孟子这样混通来说，也不免为周公讳言。直到战国末年荀子出来，用他“一天下”的政治主张，认为周公摄政称王是以天下为重，讲出了“以枝代主而非越”的大道理，断言这样的事“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荀子·儒效》）。于是周公摄政称王，成为“大儒之效”，就名正言顺，秦汉之际就有不少著作也这样说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书序》对《大诰》、《康诰》、《君奭》等篇的解释。明明《大诰》是周公称王下令东征，而《书序》说：“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明明《康诰》是周公称王分封康叔而告诫，而《书序》说：“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史记·燕世家》说：“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而《书序》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悦），周公作《君奭》。”《书序》全部隐讳周公摄政称王的事，把周公摄政期间所办的事，一律归于成王，或者说“周公相成王”，说明《书序》作者存在着浓厚的宗法礼制思想。

（三）三监、武庚及东夷的叛乱

这场叛乱，主要是由管叔、蔡叔发动的。《尚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是带头煽动叛乱的。《左传·定公四年》又说：“管、蔡启商，惎间王室。”杜注：“惎，毒也。管叔、蔡叔开道纣子禄父，以毒乱王室。”王引之认为：“，谋也；间，犯也。谓谋犯王室也”（《经义述闻》卷十九）。武庚的叛乱是出于管叔、蔡叔的开导启发。同时东夷的叛乱也是出于管叔、蔡叔的招诱。《后汉书·东夷传》说：“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也还有东夷族的奄君、蒲姑君煽动武庚叛乱的传说。《尚书大传》说：“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一时也（“一”字原脱，今补正），请举事。”

管叔主谋发动叛乱，具有争夺王位的性质。因为他是武王之弟，周公之兄，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按殷兄终弟及的继承法，该由他继承王位的。《逸周书·作雒解》载：

（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周公立相天子（“相”疑“阼”字之误），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略”是起兵进犯之意）。……二年又作师旅，……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

三叔，指三监、殷和东，指原来商代王畿的两部分。徐和奄，是东夷族嬴姓的两个方国。《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正义：“《世本》文也。”《史记·秦本纪》称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运奄氏等。运奄氏即是奄氏。熊盈族，前人解释多有错误。朱右曾以为徐国盈姓，奄国熊姓，“熊盈谓徐奄之同姓国”（《逸周书集训校释》）。奄国，古书上无熊姓之说，和徐同为嬴姓，亦即盈姓。雷学淇又解“熊盈”说：“《吕览》亦谓公之践商，至于江南。熊即楚人之氏，则周公尝伐楚可知。”陈梦家解释令簋“惟王于伐楚白（伯）”，也引《逸周书》这段话，说：“熊族之国，楚是其一”（《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我们认为，把“熊盈”之“熊”解释为楚国，是错误的。楚国是芈姓。芈，金文作“嬭”。熊是楚君的氏。古代姓和氏有区别。如果要指两族的话，应该说“芈盈”，不该说“熊盈”。“熊”“盈”两字原为一声之转。“熊盈”当即指嬴姓之族，长言之，称为“熊盈”，短言之，只称为“盈”。刘师培说得对：“熊者，盈字之转音也，如《左传·宣公八年》夫人嬴氏，《公》（《公羊传》）、《穀》（《穀梁传》）作熊氏，则熊盈均与嬴同。《作雒解》所言熊盈族十有七国，即《世本》、《潜夫论》所载嬴姓诸国也”（《左盦集》卷五《偃姓即嬴姓说》）。唐兰也有相同见解，认为“熊盈应当是一个氏族的名称，徐、奄等民族方音如此，正像吴的称为攻、勾吴之类”（《古文字研究》第二册《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所谓熊盈族就是指嬴姓的东夷和淮夷。淮夷嬴姓，见于《世本》（《路史·国名纪乙》少昊后嬴姓国“淮夷”条引）。

据《书序》，当时和三监一起叛乱的是淮夷。前面已经引用，它解释《大诰》著作的原因是：“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奄就是淮夷中主要的方国。它又说：“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刬）奄，作《成王政（征）》。”淮夷也或称为东夷。它又说：“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史记》和《书序》同样认为和三监、武庚一起反叛的是淮夷。例如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周本纪》）。“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齐世家》）。“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鲁世家》）。

所谓东夷或淮夷，其所有的部族或方国确是不少的。《逸周书》说熊盈族十七国，而《吕氏春秋》又说东夷八国。《吕氏春秋·察微》说：

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高注：“东夷八国，附从二叔，不听王命，周公居摄三年伐奄，八国之中最大”）。

而孟子又说武王、周公一共灭国五十。《孟子·滕文公下》说：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所谓“灭国者五十”，当是包括武王、周公所灭之国在内。林春溥在《武王克殷日纪》之后，附有《灭国五十考》（收入《竹柏山房丛书》），出于勉强凑合。当时参与叛乱而被周公讨伐的东夷之国，可考的，有奄、薄姑、丰、徐等国。

奄，金文作“”，读作“盖”。“奄”、“盖”声同通用，亦称“商奄”或“商盖”，是东夷中的大国。《左传·昭公九年》记周大夫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商奄即指原来奄国所在地。《左传·定公四年》所说分封鲁公“因商奄之民”，商奄之民亦指原来奄国之民。《韩非子·说林上》载：“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即太史辛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乃服。”商盖即商奄，亦指奄国。《墨子·耕柱》载周公旦“东处于商盖”。孙诒让说：“商奄即奄，单言之曰奄，累言之曰商奄”（《墨子间诂》卷十一）。这是正确的。奄的国都即汉代曲阜的奄里，在今山东曲阜东注19。

注19汪中《周公居东证》（《述学·内篇二》）：“按《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鲁淹中’，苏林曰：‘里名也。’《楚元王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邱伯’，服虔曰：‘白生，鲁国奄里人。’《续汉书》注引《皇览》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内祥舍中，民传言鲁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也。’《说文》：‘，周公所诛，国在鲁。’《括地志》：‘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淹、、奄，古今字尔。”《说文》段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都定奄在今曲阜东二里。

薄姑，一作蒲姑，金文作“古”。《汉书·地理志》说：“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薄姑亦是东夷中的大国，其地在晋代乐安国博昌西北，亦即临淄西北五十里，靠近济水。在今山东博兴东南。

丰，见于金文。方鼎：“惟周公于伐东尸（夷），丰白（伯）、古（薄姑），咸（终于平天下）。”丰伯当与薄姑相近。谭戒甫以为即商代的逢公（《国语·周语下》），亦称有逢伯陵（《左传·昭公二十年》）。“丰”、“逢”声韵相同（《西周鼎铭研究》，《考古》一九六三年第十二期）。其说可从。在今山东益都西北。

徐也是东夷中的大国。西周、春秋间在今江苏泗洪县南。《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徐县，“故国，盈姓”。《括地志》谓“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史记·周本纪》正义引）。但是殷周之际，徐国应与奄国靠近，不该远在淮水流域。《说文》：“，邾下邑地。从邑，余声。鲁东有城”（段玉裁注：“城当为戎，许书之例未有言城者”）。戎即是徐戎。《说文》谓徐戎在鲁东，这是有根据的。《书序》说：“鲁侯伯禽宅曲阜，徐戎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段玉裁说：“经言徐戎，谓戎之在徐者，在鲁东切近，击柝相闻，故曰东郊不开”（《古文尚书撰异》）。其地即战国时代的徐州，在今山东滕县东南注20。当是西周初期，在周的不断征讨中，徐戎被迫南迁，才迁到今江苏泗洪县南的。

注20《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引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索隐：“《说文》：‘，邾之下邑，在鲁东。’又《郡国志》曰：‘鲁国薛县，六国时曰徐州。’又《纪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故名曰徐州。’则徐与，并音舒也。”《说文》段注：“玉裁谓楚所取之徐州即地，疑非薛。齐湣王三年已封田婴于薛，不能至鲁顷公十九年鲁尚有薛也。”今按段说不确。战国时薛又称徐州，确实在齐湣王三年已成为靖郭君的封邑，但是到五国联合攻齐时，徐州（即薛）被鲁乘机占有。《吕氏春秋·首时》说：“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所以到鲁顷公十九年楚又取鲁的徐州。《说文》的，与徐州，薛，都是一地，在今山东滕县南，微山县西北。

《诗经·豳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毛传》：“四国，管、蔡、商奄也。皇，匡也。”《诗经》所说“四国”常常是指多数国家，《毛传》实指为管、蔡、商奄三国，不确切。王先谦说：“诗言四国，犹《鸠》篇‘正是四国’之比，非有实指”（《诗三家义集疏》），是合理的。

（四）东夷族的强大

东夷族会参与三监、武庚的叛乱，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在殷代后期已很强大，并逐渐从沿海地区进据中原。

今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北部沿海地区，原来都是东夷族分布的地方。《禹贡》说：冀州有“鸟夷”（今本“鸟”误作“岛”，从《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及孔颖达正义改正），青州有莱夷，徐州有淮夷，扬州又有鸟夷。鸟夷当是崇拜鸟的图腾的氏族部落。淮夷的“淮”，从“隹”，“隹”即鸟类，也该是鸟夷的一支。原来分布不限于淮水流域，直到今山东中部。淮夷，嬴姓，亦即盈姓，亦称熊盈族。在今山东郯城北的郯国，也是嬴姓，相传为少昊氏之后，“以鸟名官”（《左传·昭公十七年》）。在今山东博兴东南的薄姑氏，薄姑就是鸟名。薄姑氏以前，居住在同一地区的爽鸠氏（《左传·昭公二十年》），爽鸠也是鸟名，相传为太昊之后，“实司太昊与有济（指济水之神）之祀”的风姓之族（如后来的任、宿、须句、颛臾等国）。风姓即是凤姓，甲骨卜辞假“凤”为“风”。秦和赵，都是嬴姓，原来也是东夷。嬴姓的祖先，相传是大业，是“玄鸟陨卵，女修吞之”而生。大业之子大费，即伯益（一作伯翳），职司调驯鸟兽。他的儿子大廉又称鸟俗氏。大廉玄孙孟戏、中衍，又是鸟身人言（《史记·秦本纪》）。看来古代东夷，多数是鸟夷的分支。

所有这些东夷，都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禹贡》说：“莱夷作牧。”《史记·夏本纪》作“莱夷为牧”。说明莱夷原以游牧为生。《禹贡》所说扬州“鸟夷卉服”，郑玄解释说：“此州下湿故衣草服”（孔颖达正义引）。《禹贡》所说冀州“鸟夷皮服”，解释者认为东北寒冷故衣皮服。其实，他们穿卉服、皮服，不穿纺织品，主要还是由于他们经济生产落后，以游牧、狩猎为生的缘故。原是东夷的秦和赵二族，本来也以游牧、狩猎为生，长久保持着善于畜牧的传统。赵的祖先造父以善御著称，秦的祖先非子也以善于养马和畜牧著称。《禹贡》说“淮夷珠暨鱼”，以水产为其特产，但也还从事畜牧。直到西周后期也还如此。师簋说：“正（征）淮尸（夷），殴孚（俘）士女牛羊，孚吉金。”虽然他们已开采铜矿，使用铜器，有“吉金”被俘，但也还有大量“牛羊”和“士女”一起被周所俘。

到商代后期，由于商的腐败衰落，东夷就乘机侵入中原，一时声势很大。《后汉书·东夷传》说：“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这段话，是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等书的。这时东夷族确实已经“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东夷中强大的一支叫奄或商奄，建都于今曲阜，这里曾是盘庚迁殷之前的国都奄。《古本竹书纪年》说南庚自庇迁于奄，阳甲居奄，盘庚自奄迁于殷。商朝曾经三代建都于奄，可是到商代后期，奄却成为东夷族中称为奄的一支的主要根据地了。后来分封给吕尚的齐国都临淄周围，原来是商的封国有逢伯陵之地，但是到商代晚期，也已成为东夷族中称为薄姑的一支的主要根据地了。同时东夷族的丰伯也在这个区域。《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婴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指齐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书·地理志》也说：齐地“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逢公伯陵，殷未有蒲姑氏”。从今泰山以东，济水以南，直到淮水流域，尽是东夷分布的区域。

商代从仲丁以后，不断和侵入中原的东夷发生战斗。《古本竹书纪年》：“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传》注、《太平御览》卷七八〇引）；河亶甲又“征蓝夷，再征班方”（《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到帝乙、帝辛（即殷王纣）时期，商和东夷的战争更为激烈。殷墟卜辞有十年和十五年两次大举征伐人方（或释作尸方，即夷方）的占卜记录。十年那一次，在战胜人方的同时，还击溃了林方。郭沫若认为帝乙所征的林方就是蓝夷，古“林”“蓝”音读相同（《驳说儒》，收入《青铜时代》）。这是一个推测。纣也曾大举攻克东夷。《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叔向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商王朝在攻克东夷的过程中曾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商代末年商朝虽然曾经多次攻克东夷，但是并没有把东夷征服。到周灭商而建立新王朝，东夷暂时取观望态度。等到周武王克商后二年去世，管叔、蔡叔起来和周公争夺王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招诱夷狄”，东夷一些首领如奄、薄姑之君就认为这是百世之一时，参与叛乱了。因此，这时周公所处的局势是十分严重的，既有兄弟管叔、蔡叔争夺王位的叛乱，又有殷贵族图谋复国的叛乱，更有东夷侵入中原的叛乱。作为三监的管叔、蔡叔是拥有相当实力的，原来的殷贵族又保持着很大势力，东夷族更是部族、方国众多而力量强大。这三股力量纠合在一起，同时向周公猛扑，对周公及其周围的人的威胁是很大的。这时周公面临着严重的考验，是退避呢，还是反攻呢？所有周公退避、出走之说，都是不足信的。这时周公采用的办法是，把所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来，然后对这三股敌对力量有计划地各个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