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王推行分封制和设置“三监”

（一）武王分封的异姓诸侯

《书序》说：“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史记·周本纪》也说：“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邦诸侯”即是“封诸侯”。古“邦”、“封”一字。武王所封诸侯有两种，一种是先代和功臣之后，另一种是亲属。

武王所封的先代之后，有所谓“三恪”。“恪”是“敬”意，“三恪”无非表示对先代君王的尊敬。“三恪”之一，是虞舜的后代，古书上有明确记载。武王时，虞的阏父担任周的陶正（掌制作陶器的官）。武王嘉奖他制作器物对人有利，并且是“神明”（指虞舜）的后代，把元女（长女）大姬配给他的儿子满，称为胡公，封于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子产语）。陈在今河南淮阳。《史记·陈杞世家》也说陈的始祖胡公满，是虞舜之后，为武王克殷后所封。

“三恪”中的另外二恪，说法不一。《左传》杜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这是主张以虞、夏、殷三代之后为“三恪”。而《古春秋左氏说》（《礼记·郊特牲》正义引）又说：“周封黄帝、尧、舜之后为三恪。”这一说法是依据《礼记·乐记》的。《乐记》说：“武王克殷及商（“及”原误作“反”，从郑注改正），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后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吕氏春秋·慎大览》有类似的叙述，只是把黄帝和帝尧的封邑对调，作“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蓟”和“黎”声相近，“铸”和“祝”是一声之转。《乐记》郑注：“祝或为铸。”当以《吕氏春秋》之说为是。铸国到春秋时尚存。铸公簠载：“铸公作孟妊车母媵簠。”孟妊车母是铸公之女，孟车母是她的“字”，妊是她的姓，即是任姓。而《世本》（《左传·隐公十一年》正义引）、《潜夫论·志氏姓》都说：“祝，任姓。”任姓为黄帝之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宣叔娶于铸。”杜注：“铸国，济北蛇丘县所治。”在今山东肥城南。“尧后”所封的黎，在何处不详。杞的始祖为东楼公，是夏禹之后，确也是武王克殷后所封，见《史记·陈杞世家》。建都于雍丘，《汉书·地理志》：陈留郡雍丘，“故杞国也，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在今河南杞县（春秋前东迁）。《周本纪》有和《乐记》相同的记载，但是多出“褒封神农之后于焦”之说，集解以《汉书·地理志》弘农陕县的焦城来解释，不确。这个焦国是姬姓，并非神农之后。《通典》以为在亳州焦县，焦在春秋时为陈邑，即汉代沛郡谯县，在今安徽亳县。如此说来，武王所封先代之后不止三个。

武王这样分封先代之后为诸侯，称为“三恪”，用来表示对先代君王的尊敬，用来团结有势力的异姓贵族，从而巩固周朝的统治基础。其政治目的，就是《论语·尧曰》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同时武王还分封了一批有功的异姓贵族，使他们能够进一步为巩固周朝的统治而出力。《左传·成公十一年》记载刘康公、单襄公说：“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金文作“稣”，己姓，金文作“妃”。《国语·郑语》：“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苏忿生在武王时担任司寇，到成王时继续任此职，掌管刑狱大权。《尚书·立政》的结尾，记载周公说：

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这是周公要担任太史、司寇的苏公，郑重使用刑狱，使得王朝的统治能够延长；要谨慎使用，要用中平的刑罚。苏忿生掌握着刑罚大权，对周朝的统治关系重大。因此他得到封国，正当黄河中游的北岸，有所谓“苏忿生之田”十三个邑（《左传·隐公十一年》），在今河南济源、孟县、温县、沁阳、武陟、修武、获嘉一带，正当原商代王畿的西南部分，是从盟津通往原商都的必经之地，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檀伯的封邑也该在这个地区，靠近黄河。

至于对待敌对的殷贵族，虽然也有给封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时原商朝王畿以内，殷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特别是殷贵族的基层“士”一级的人数众多，很难统治。武王对此采用了一面加以安抚笼络，一面加强监督控制的方法。加强监督控制的方法，就是设置“三监”。关于这点留待下面细谈。安抚笼络的方法，也有多种。首先把原来商代王畿分割成几个部分，西南部分（即黄河北岸太行山东南的“河内”地区）作为司寇苏忿生的封国；中部和东南部分作为“三监”的封国；只留下北部继续作为殷王纣之子武庚（即禄父）的封国，“俾守商祀”，用作安抚笼络殷贵族的手段。同时对殷的高级贵族中比较有诚意投降的人，就采取宽容优待的措施，使保持原有的封邑，武王对待微子启就是采用这一措施。当时微子启“面缚衔璧（杜注：“缚手于后，唯见其面，以璧为贽，手缚故衔之”），大夫衰绖（穿丧服），士舆榇（抬棺材）”，向武王投降，“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除凶之礼），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左传·僖公六年》）。“使复其所”，就是使回归原来的封邑微。《路史·国名纪丁》引京相璠曰：“微子国，东平寿张西北三十里有微乡。”在今山东梁山西北。

《乐记》说武王在分封黄帝、尧、舜、夏后氏之后的同时，“投殷之后于宋”。郑注：“投，举徙之辞也。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吕氏春秋·慎大览》和《乐记》相同，也说：武王“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吕氏春秋·诚廉》又说：武王“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即微子启）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按桑林在宋都商丘附近。宋有桑林之门，见《左传·昭公二十一年》。《韩诗外传》卷三第十三章也有和《乐记》相同的记载，说武王“封殷之后于宋”。《荀子·成相》说：“纣卒易乡启（启指微子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潜夫论·志氏姓》也说：“微子开，武王封之宋。”可知微子启在投降周以后，武王先命他复位，再徙封到宋国。武王这样把投降的重要的殷贵族微子徙封到宋，使帮助统治商在黄河以南的旧都周围地区，这也是安抚笼络殷贵族的重要措施。《书序》说：“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这是说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为了安抚殷贵族，改命微子启代为殷之后，奉其先祀。并不是说成王才封微子启于宋。《史记》于本纪、世家多处说封宋在成王时，乃出于对《书序》的误解。

（二）武王分封的同姓亲属

武王分封同姓亲属，主要是为了对新占有的原来殷的王畿以及方国加强统治，控制战略要地，防止殷贵族的叛乱和四周夷戎的侵扰。

武王首先分封给重要封国的，就是同母所生的几个弟弟。据《史记·管蔡世家》，武王有同母兄弟十人，除了长兄伯邑考早死以外，其余八人都是武王之弟，行辈次序是：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其中只有“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其余六人都有封国。前人对上述武王的同母弟八人，有怀疑曹叔振铎不应在内的，有认为毛叔郑应在内的，都证据不足，不可信从注16。武王另有异母弟八人，分封在毛、郜、雍、滕、毕、原、酆、郇，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注16《左传·定公四年》记祝佗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曹为伯甸，非尚年也。”杜注：“五叔，管叔鲜、蔡叔度、成叔武、霍叔处、毛叔聃（“聃”当作“郑”）。”杜注又于“曹，文之昭也”说：“文王子，与周公异母。”据此，杜预以为曹叔振铎不是武王同母弟而为异母弟，毛叔郑为同母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说：“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这以“毛”列入文王子的前八名，“曹”列入后八名，可能就是杜预的依据。日本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就有前八名为武王母弟，后八名为文王庶子之说。日本林泰辅《周公与其时代》一书即采用杜预之说（钱穆译其第一编《周公事迹》，题为《周公》，作为《国学小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左传·定公四年》记述康叔受封时，“聃季授士，陶叔授民”。杜注：“陶叔，司徒。”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于“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如果雷说确实，陶叔即是曹叔，则曹叔确实不在“五叔无官”之内。杜注于“聃季授土”下注云：“聃季，周公弟，司空”，而在“陶叔授民”下只注：“陶叔，司徒”，亦未指明其为周公异母弟，可知杜预亦不以为陶叔即曹叔。事实上杜预之说并无依据，不可信从。《史记·管蔡世家》也说：“余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索隐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与杜预之说又不同。

大体说来，武王分封的同姓亲属，身居朝廷要职的，封邑都在王畿以内，而且都在周的祖先早就开发的地区。《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周公的封邑周城，和太王建都的周邑有别。《左传·隐公六年》杜注：“周采邑，扶风雍县东北有周城。”《括地志》（《史记·鲁世家》正义、《诗地理考》引）：“周公城在岐州岐山县北九里。”可知周公封邑在今岐山北，在太王建都周邑之西。召公的封邑就在周公封邑的西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注：“召，采邑，扶风雍县东南。”《春秋释例》：“邵，扶风雍县东南有邵亭。”邵亭见于《水经·渭水注》。《括地志》（《诗地理考》引）：“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南十里。”可知召公封邑在今岐山西南。毕公即毕公高，也是周文王之子，是后来魏国的远祖，在朝廷担任要职（康王时任作册），所以封邑也在畿内。当时有两个地名毕，一在丰邑西三十里，在今西安西南，为文王、武王的葬地。一在今咸阳东北，即毕公封邑，见《元和郡县图志》万年县和咸阳县下。

还有荣伯，文王时已在朝廷任职，《国语·晋语四》谈到文王之臣，以“周、邵、毕、荣”并称，成王时仍担任要职。《书序》说：“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史记·周本纪》同。集解引马融说：“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也。”他的受封也该在武王时。郭沫若根据卯簋所说荣氏之臣卯及其先祖，既“司荣公室”，又“司宫人”，认为其封邑当离国都不远，推定在今陕西户县西（《金文丛考·周公簋释文》）。

另有文王之子毛叔郑，也该受封于此时。武王克殷后，在殷都举行社祭，毛叔郑曾和卫叔封、召公奭、师尚父一起参与（《逸周书·克殷解》）。宋代刘敞得毛伯敦盖于扶风（《路史·国名纪戊》）。清代道光末年毛公鼎出土于岐山（陈介祺《毛公鼎拓本题记》）。毛邑当即在今岐山、扶风间。

武王的几个弟弟都分封在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武王分封三叔，《史记·管蔡世家》所说在武王克殷之后、设置三监的同时，管叔封于管，“管”一作“关”，《墨子·耕柱》和《墨子·公孟》都称管叔为关叔。管在今河南郑州，商代早期就在这里建有大城。金文作“”或“阑”，见于利簋、宰椃角、阑监弘鼎等，是商代的别都所在，设有宗庙和大室。至今大城遗址尚在。这是商在大河以南的重镇，“关”可能因此得名。蔡叔所封的蔡，原来应该在祭，“祭”、“蔡”古音同，通用。祭在今河南荥阳西北（从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之说），正在管的西北，在敖山以南，靠近大河，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后来周公之子就封在这里。如果武王不在此建立前进的桥头堡，盟津（在管、祭之西）就不可能成为大会诸侯的地方。武王把管叔、蔡叔分封于管、祭，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步骤。等到灭商以后，武王还常到管坐镇，对管叔、蔡叔有所指示。《逸周书·大匡解》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逸周书·文政解》又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霍叔所封的霍可能也离管、祭不远。《左传·哀公四年》：楚人“袭梁及霍”。杜注“梁南有霍阳山”。《续汉书·郡国志》说梁县有霍阳山。在今河南临汝西南，可能霍叔封于此地，后来蔡叔后裔封于蔡，在今河南上蔡西；霍叔后裔封于霍，在今山西霍县西南；当是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之后，徙往较远之地所致。武王弟曹叔振铎所封的曹，在今山东定陶。《汉书·地理志》济阴郡定陶，“故曹国，周武王弟叔振铎所封”。地在济水之南，是个很重要的交通要地。成叔武所封的成，在今山东菏泽东北。《元和郡县图志》谓濮州雷泽县本汉成阳县，古伯国，即在曹国东北。这里也是东方重要的战略要地。据说商汤灭夏的决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吕氏春秋·简选》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商夏戊子之战，如同周殷甲子牧野之战同样重要。即是成叔武所封的成。霍叔处原来的封邑不详。霍国在今山西霍县西南，霍太山以西地区，是西周时代在今山西地区最北的封国，当是周公平定武庚和“三监”叛乱后迁封过去的，如同蔡叔度之子胡封于上蔡（在今河南上蔡西南）一样。

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的话，文王之子还有分封于郜、雍、滕、原、酆、郇的。郜在今山东武成东南。《左传·桓公二年》杜注：“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郜城。”其地在曹国东南。也该是武王时所封。雍在今河南焦作西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注：“雍国在河内山阳县西。”《水经·清水注》引京相璠之说相同。在今焦作西南十五里府城村西北二百米处，山区的平原中发现一个正方形古城，始建于商周之际（《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焦作市发现一座古城》），当即雍城。这里正当过去殷王的狩猎区内，为殷王狩猎时经常路过的城邑。其地正当武王封给苏忿生的苏国之北。也该封于武王时。滕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当是周公东征胜利后所封。原在今河南济源西北。《括地志》（《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故原城在怀州济源西北二里。”杨守敬《水经注疏》：“在今县（济源）西北四里，俗呼为原村，遗迹犹存。”其地亦在苏国之北。也该是武王时所封。酆，《杜注》：“酆国在始平鄠县东。”不确。文王之子所封的酆，不可能就是文王所建都的丰以及附近地区。《路史·国名纪己》解释《韩非子》所说文王所举酆国，有一说，以为即楚国之丰邑，即《左传·哀公四年》“司马起丰、析与狄戎”的丰，其说可从。即《续汉书·郡国志》南阳郡析县丰乡城。在今陕西山阳。郇，原为郇瑕氏之地。《左传·成公六年》杜注：“郇瑕，古国名。河东解县西北有郇城。”服虔之说同。《括地志》谓故郇城在猗氏县西南四里（以上见《诗地理考》卷二引）。《清嘉庆一统志》谓：“《县志》：城高二丈许，四垣八门，遗址宛然”（见《蒲州府·古迹·郇城》）。在今山西临猗南。郇瑕氏之地有盐池，是盐的重要产地，很是富饶。《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盬”就是盐池。周朝所以要把郇瑕氏之地作为文王之子的封国，也该是由于这里“沃饶而近盬”的缘故。

（三）三监的设置

前面已经谈到，武王克殷以后，殷贵族在原来王畿的势力还很强大，为了加以安抚笼络，从王畿分割出一部分地区作为王子禄父（即武庚）的封国，同时设置“三监”加以监督控制。这种安抚和监督兼施的方法，到春秋战国时还有采用的。例如春秋初期郑庄公攻克许国，许庄公奔卫。“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杜注：许叔，许庄公之弟）”，对百里说：“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指公孙获）也佐吾子。”“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左传·隐公十一年》）。又如战国中期秦惠王灭亡蜀国，杀死蜀王，因为“戎伯尚强”（《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一方面分封蜀王后裔，“贬蜀王更号为侯”，作为秦的属国；另一方面又“使陈庄相蜀”，并“以张若为蜀守”，运用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从旁加以监督，防止发生叛乱。

关于武王设置三监的事，因为缺乏原始史料，出于后世传说，就不免有分歧的说法。但是经过我们的比较和分析，还能够看出个眉目来。

关于武王设置三监的传说，有下列四种：

第一种说法，把商代王畿分为“殷”和“东”两部，在继续分封王子禄父（即武庚）“俾守商祀”的同时，封管叔于东，封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见于《逸周书·作雒解》。

第二种说法，把商代王畿分为邶、鄘、卫三部，封武庚于邶，管叔于鄘，蔡叔于卫，“以监殷民，谓之三监”。见于《汉书·地理志》。

第三种说法，在继续分封武庚于殷的京师的同时，分商代王畿为邶、鄘、卫三部，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自纣城以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见郑玄《诗谱》。

第四种说法，认为“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谓三监”。见皇甫谧《帝王世纪》（《史记·周本纪》正义引）。

这四种说法各不相同。《逸周书》只把商代王畿分成殷、东二部，其余三说都分成邶、鄘、卫三部；《汉书》认为武庚是三监之一，三监是武庚、管叔、蔡叔而没有霍叔，而其余二说都说三监是三叔而没有武庚。《汉书》说武庚封于邶，而《帝王世纪》又说霍叔封于邶；《汉书》说管叔封于鄘，而《帝王世纪》又说蔡叔封于鄘；《汉书》说蔡叔封于卫，而《帝王世纪》又说管叔封于卫。《逸周书》又说管叔封于东，蔡叔、霍叔封于殷。《诗谱》又没有明确标明三叔封国所在。《诗谱》和《帝王世纪》都说邶在北方，卫在东方，但是《诗谱》定鄘在南方，《帝王世纪》又说在西方。王肃、服虔也说鄘在“纣都之西”（《诗谱》正义引）。

为了便于分明起见，我们把武庚和三叔封国不同之说，列表如下：

清代有不少学者对此作过探索，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王引之从《汉书》之说，肯定三监是武庚、管叔、蔡叔而没有霍叔。他认为先秦古书如《左传·定公四年》、《吕氏春秋·开春论》等，都只谈到管、蔡叛乱，《史记》的本纪、世家也都这样；《逸周书》有霍叔而称为“三叔”，是出于后人依据伪《古文尚书》增改（《经义述闻》卷三“三监”条）。崔述《丰镐考信录》也有同样的主张，只是没有谈到《逸周书》。

我们认为，王氏此说不足以作为定论。《逸周书·作雒解》既说：“建管叔于东，蔡叔、霍叔于殷”，又在叙述叛乱发生和平定的过程中两次提到“三叔”。而且先秦古书也有提到霍叔的，如《商君书·赏刑》说：“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而且把武庚连同管叔、蔡叔一起作为“三监”，“以监殷民”，显然和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不合。当时武王之所以要设置三监，应该如《逸周书》所说“俾监殷臣”，和封武庚而“俾守商祀”，性质根本不同。《尚书·多方》记载成王告诫殷和方国的“多士”，还说：“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明白指出这些殷贵族曾经臣服于周朝的“监”有五年。武庚应该包括在被监督的“殷臣”之内，是被监督的对象，怎么可能列为三监之一而“以监殷民”呢？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又有不同看法，他赞同《帝王世纪》霍叔为邶监之说和《逸周书》孔晁注的解释。孔晁说王子禄父“封以郑，祭成汤”（“郑”字当是“鄁”字之误，或者是“鄁鄘”二字的脱误）；又解释“东”和“殷”说：“东谓卫，殷，鄁、鄘。霍叔相禄父也。”陈氏根据孔氏之说，认为“盖二叔监之于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监之于内，以定其腹心。当日制殷方略，想应如此。厥后周公诛三监，霍叔罪独轻者，良以谋叛之事武庚主之”。这一说法曾为清代多数学者赞同。孙诒让《邶鄘卫考》（收入《周书斠补》和《籀庼述林》）也采用此说，认为管叔、蔡叔为正监，霍叔相武庚别为副监，史料上三监说法的分歧，是由于“诸儒各以意为去取”。

近人刘师培《周书补正》又反对孔晁的解释而另立新说。认为“殷卫本即一字”，引用《吕氏春秋》中多次讲到的“郼”即是“殷”为证，并且指出《逸周书·作雒解》所说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就是说封康叔于卫；《逸周书·作雒解》讲到周公出师，“临卫政（征）殷”，殷卫并言，足证其为一地。刘氏还把《汉书》和《逸周书》三监之说作比较，认为武庚别封于邶，蔡叔封于卫，管叔所封的鄘即是《逸周书》所说的东，而《逸周书》所说的殷应包括邶和卫。

近人王国维更另创新说，他有《北伯鼎跋》一文（《观堂集林》卷十八），认为西周铜器有“北伯”和“北子”的器，即邶国制作；北伯器数种光绪庚寅（一八九〇年）出土于河北涞水张家洼，可以证明“邶”即是“燕”；而“鄘”与“奄”声相近，“鄘”即是“奄”。“北伯”和“北子”的铜器确是邶国制作，清代学者许印林（《捃古录金文》引）、方濬益（著《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早有此说，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因为北伯之器出土于河北涞水，就武断说“邶”即是“燕”。因为光绪年间河北涞水出土“北伯”之器，并非出于科学发掘，不能证明这些铜器即出土于北伯墓中，铜器可以因种种原因远迁。一九六一年湖北江陵万城曾出土“北子”三器，为江陵文化馆征集所得，也该由于特殊原因而远迁到楚的。武王设置三监的目的在于加强控制商代原来王畿，当时周的势力，北既不可能远到燕地，东也不可能远到奄地。奄在今山东曲阜，曾一度为商的国都（盘庚迁殷以前的国都），这时为嬴姓的奄国所在，在周公平定武庚、三监和徐、奄等国的叛乱之前，周朝还不可能在那里建立新的封国。但是王氏把鄘定在东方，这和刘师培主张“鄘”即是“东”之说相合。

在卫、邶、鄘三国中，卫的地望是明确的。后来康叔就封于卫。刘师培以为卫即是郼，沿用旧称，是毫无疑问的。“卫”和“郼”，都是从“韦”得声，都和“殷”声同通用。周人把商代国都“殷”的周围地区的封国称“卫”，确是沿用原来名称。

“北”或“邶”的得名，因在殷旧都之北，也是没有疑问的。《说文》说：“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诗谱》说：“自纣城以北谓之邶。”《续汉书·郡国志》说：河内郡朝歌，“北有邶国”。商代在国都殷以北，确实有一块较大的直属统治区。《史记·殷本纪》说商王祖乙建都于邢，《世本》和《书序》都作耿，“耿”与“邢”音同通用，就在今河北邢台。这一带有规模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址。我们认为，这时邶的封域虽然不能像王国维所说到达燕地，至少应该包括邢一带在内。这时把武庚别封于邶，而派霍叔相禄父，是可能的，目的就在于把武庚排挤到较远的北方去，免得威胁中原地区。《逸周书》说周公“降辟三叔”之后，“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武庚的“北奔”，也可以作为他封国在邶的旁证。

卫、邶、鄘三国中，地望有争论的，只有鄘国。前面已经谈到，鄘有东、西、南三说。看来不外乎在殷的东南地区或西南地区。因为殷的东南和西南，原来商代都有一大块直属统治地区。在殷的东南，有河亶甲建都的相，在今河南内黄东南。在相的东南，更有祖乙从邢迁去的国都庇，当即春秋时鲁西的毗或比，在今山东范县、郓城县境。在殷的西南有商王广大的狩猎地区，有雍、盂、召、向、鄂（噩）、宁、凡等城，也是个商代直属的重要地区。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引吴庆恩说，认为《逸周书》所说“东”，指鲁、卫间地，地在大河以东，秦汉的东郡便是沿用旧称。如果此说确实，按照刘师培“东”即“鄘”之说，鄘就应在殷的东南地区。但是，如果以王肃、服虔、皇甫谧所说鄘在西方和郑玄所说鄘在南方结合起来看，鄘就应在殷的西南方向。关于这个问题，古文献上没有明确资料可以论定。今本《诗经》所分的邶、鄘、卫三风，原本都是卫诗，“皆卫国之事，而山川土风亦无不同”（惠周惕《诗说》），可能出于《毛诗》的划分，不足以用来分辨三国的地望。最近日本学者白川静著《诗经研究·通论篇》，根据殷墟卜辞所讲的“鄘”这个地名，和郑、雀、有关系，推定鄘在殷王畿的西南地区（见原著第一〇〇至一〇一页）。关于鄘的地望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索。

从目前所有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还不可能把这个问题全部分辨清楚。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武王所推行的以三监为主的分封制，目的在于把新征服的商朝王畿分割开来，以便对原来有统治势力的殷贵族加以安抚和监督，从而消除他们的顽强反抗，巩固对这个重要地区的统治。事实上这个办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等到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掌握政权，周朝贵族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管叔和蔡叔就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军事力量，转而联合武庚和东方的方国部族发动叛乱，而武庚和徐、奄等国以及淮夷的许多部落又图谋推翻周朝而恢复商朝的统治。周公通过艰苦的努力，经过三年的东征，才把这场大叛乱平定。周公这次东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商朝统治的基层势力，特别是各地贵族基层“士”的一级的社会势力还顽固地存在着。原来周武王推行的设置三监的分封制，既没有取得预期的镇服“殷臣”的成效，相反地，到一定时机，可以成为发动大叛乱的根源。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控制原来商代王畿以及许多强有力的方国，如何消除殷和方国“士”一级社会势力的顽强反抗，还是周公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武王设置“三监”，对于监督原来殷贵族曾经起一定的作用。《尚书·多方》说：“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罔不克臬。”“胥伯”是指殷贵族中原有的官长，“小大多正”也是指殷贵族中的大小官吏。这是说，殷贵族曾经服从我的三监的监督五年，所有官长和大小官吏无不遵守周的法纪。

（四）对四方部族或方国采用安抚兼征服的政策

《书序》所记武王时代篇目中有《旅巢命》，说：“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旅”通“鲁”，有嘉勉之意注17。巢伯是南方的方国，原为群舒之一。《水经·沔水注》说：“巢，群舒国也。”郑玄说：“巢伯，殷之诸侯，闻武王克商，慕义而来朝”（《周礼·象胥》序官正义、《礼记·王制》正义引）。周原甲骨又有“征巢”的记载。此后巢国有时臣服于周，有时周出兵讨伐。其地当在今安徽寿县东南注18。

注17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广雅·释诂》：“旅，客也”，《晋语》：“礼宾旅远国”，谓“以客礼待之，故称曰旅”。按《书序》云：“周公既得命禾，旅灭子之命，作《嘉禾》。”《周本纪》作“鲁天子之命”，《鲁世家》作“嘉天子命”。“鲁”与“旅”古音近通用。《说文》：“，古文旅，古文以为鲁卫之鲁。”“鲁”、“旅”与“嘉”意义相同，有嘉勉之意。

注18班簋载：“王令（命）毛白（伯）更（赓）虢城公服，王立（位），作四方望，秉（繁）、蜀、巢。”贮簋载：“惟巢来，王令（命）东宫追以六之年。”春秋时巢国尚在。春秋时有两个地名巢或居巢，一个在今安徽桐城以南，为春秋时期巢国所在，先为楚灭，后又为吴所取。另一个是楚的边邑，原为蔡邑，在今安徽寿县以南，原为西周巢国的旧都，又称为郹或郹阳。《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吴而启之。”《史记·楚世家》作“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史记·吴世家》又说：王僚八年伐楚，“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可知郹或郹阳又称居巢。当在今安徽寿县南。寿县三义集曾发现东汉居巢刘君墓，出土有窆石及石羊题字。

《书序》所记武王时代篇目中还有《旅獒》，说：“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伪《孔传》解释为“西戎远国贡大犬”，当然不确。“獒”，马融作“豪”，郑玄读“獒”作“豪”，都解释为酋豪（马说见《经典释文》、郑说见正义引）。但是郑玄解释“献獒”为“国人遣其酋豪之长来献见于周”，还不免牵强。“獒”即是“敖”，当时有一些方国称君长为敖的。乖伯簋有“王命益公征眉敖”以及“眉敖至见”的记载。春秋时楚也还称早夭的国君为敖。章炳麟读“旅”为“卢”，以为西旅即西卢，即《尚书·牧誓》所说八国之一，獒谓君上，“西旅献獒”是说“西卢之獒不共王命，而其民缚之以献”，犹《吕氏春秋·用民》所谓“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膏兰室札记》卷三《西旅献獒》，收入《章太炎全集》第一册）。按“西旅”这个名称，见于小盂鼎。小盂鼎记述盂在周庙向康王献俘典礼，讲到“令盂，以厥馘入门，献西旅”。陈梦家以为西旅是宗庙的南门以内大廷西侧的通道，旅是行道之意。并引用《礼记·郊特牲》“台门而旅树”，注：“旅，道也，树所以蔽行道”，作为证据。而且认为《书序》所说“西旅献獒”的“西旅”，即是小盂鼎所说献馘的西旅（《西周铜器断代》（四），《考古学报》一九六五年第二期）。我们认为，当以陈氏之说为是。所谓西旅献獒，就是战胜南方某个方国以后在周庙举行献俘礼，把所俘的君长在西旅进献。如同克殷以后举行献俘礼一样，用来夸耀征服某个方国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