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趋势及动因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革新和全球化二次松绑，推进了全球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跨国公司全球化业务运作对投资、服务和贸易一体化的新规则提出了迫切需求，这促进了全球范围内自贸协定的快速发展。

（一）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趋势

1948年签署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多边贸易协定，通过八轮的谈判，货物贸易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从而推动了全球第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WTO的成立。但WTO成立以后，由于成员方众多，各方利益难以得到有效协调，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继续推进方面举步维艰；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迅速发展使世界进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供应链需要有新的贸易、投资制度安排，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图1 全球FTA网络图（截至2017年3月）

注：根据WTO-RTA数据库整理，使用NetDraw软件绘制，其中圆圈面积越大的国家，签署的FTA越多，反之则越少。

根据WTO的统计，1948—1994年间，向GATT通知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共有31个（与货物贸易有关的）。而自1995年WTO成立到2000年6年间就新增了31个FTA;2000年以后，FTA更是迅猛增长。截至2017年3月，通知WTO/GATT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增加到286个；每个国家都至少参加1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当今世界版图的绝大部分已经被各种类型的FTA所覆盖。

FTA不仅在数量上增长迅速，它们在协定内容上也比WTO多边框架有了更多延伸和拓展，FTA中的规则条款可以分为“WTO+”和“WTO-X”两大类（Horn et al.,2010），前者是基于WTO框架下条款义务承诺的深入和拓展，而后者则在条款内容上完全超越了WTO框架，这意味着协定方需要在一些全新的领域做出承诺。

根据WTO秘书处对全球92个代表性FTA涉及WTO+条款和WTO-X条款的分布来看，这些代表性协定中涉及WTO+领域最多的10个条款分别是：工业关税、农业关税、海关管理、反倾销、反补贴、出口税、TBT、GATS、TRIPS、国家援助；涉及WTO-X最多的10个条款分别是：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投资、资本流动、环境法律、农业、研究和技术、区域合作、教育培训、能源等。

从规则深度上看，WTO-X条款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发展趋势，这些条款存在的一个共同点是，几乎都涉及了国内规制（包括国内监管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例如投资、竞争政策等WTO-X条款对协定参与国国内投资监管的公正、透明，甚至投资争端解决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总体而言，WTO-X条款体现了规则重心从关境间转变到关境内的重要趋势（WTO,2011），由于发达国家国内投资贸易规则制度的完善程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与欧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WTO-X条款的总体接受程度和热情不高。这一点可以从条款的法律约束力方面得到佐证，与FTA中涉及的WTO+条款内容几乎都具有法律效力相比，大多数FTA涉及的WTO-X的条款中只有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投资、资本流动等少数几个条款具有法律效力。

（二）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动因

全球化分工的进一步深入和跨国公司全球化的业务运作需求是全球自贸协定发展的根本动因（沈玉良等，2016）。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新推动全球价值链向纵深方向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将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完成，早期必须安排在步行距离范围内的生产环节，由于ICT技术的支撑也可以呈全球化分布。原材料、中间品和最终品在不同国家生产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跨国公司FDI流动，同时由于产品复杂程度的提升，与生产和消费有关的服务及技术人员的跨境移动也变得十分频繁（Baldwin,2011）。确切地说，当前的贸易已经从以前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货物贸易，转变为贸易、投资和服务的交织存在和相互作用，这催生了贸易、投资和服务一体化的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

20世纪80年代以前，简单的最终品跨境贸易只需要简单的国际贸易规则，如GATT早期主要讨论货物关税削减以及反倾销、反补贴等议题；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贸易、投资和服务一体化的背景下，需要更加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这些规则的主题远远超出货物关税的范畴，甚至已经深入到关境内的监管制度等领域。以投资、贸易、服务一体化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深化，使得参与国存在极为强烈的扩大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微观需求和内在动力。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假设是，一国仅从事最终品贸易，从而该国国内生产商希望通过贸易壁垒寻求保护。然而，现实中有许多经济部门越来越依赖于中间品的进口投入，进而希望降低贸易壁垒获取更为廉价的进口中间品，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许多实证分析也表明，当一些国家有大量的企业参与到这种全球化生产网络中时，它们通常有更多的单边贸易自由化的压力（WTO, 2011）。全球分工进一步深入、离岸外包和中间品贸易的盛行需要深度一体化，即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来解决参与国的贸易合作问题，部分学者已通过建立严格的理论模型证明中间品的外包激励了双边贸易协定的产生（Antràs &Foley,2011; Antras &Staiger,2012等）；这些观点也在其后的大量实证分析文献中得到侧面验证（Andreas等，2014; Kohl等，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