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三国故事国人几乎耳熟能详。从前，其传播途径主要是三国戏或饭后茶余的口传叙事。我这一代人读过《三国演义》的已不在少数（包括儿时阅读的小人书），现在读小说之外还有影视作品，还有年轻人喜欢的电玩《三国杀》之类。据说，现在有些年轻读者更热衷于寻踪溯源，从《三国志》和其他史著中去挖掘更多内容。这些形式各异的文本提供了许多自我复制和迭代变异的三国故事，足以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叙事迷宫。
我很早就着迷于此。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它足以笼罩许多人的精神世界，它以令人喜闻乐见的叙事内容，将某种古老的意识形态植入你的心灵。小时候听长辈说，吕布好端端的毁在貂蝉手里，后来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就是要斩去祸根。那时还不大能理解“红颜祸水”的古训，只是在书里找来找去没发现关公跟貂蝉有何牵扯，心想这肯定不是全本。许多年后才知道，三国故事有许多小说之外的文本，每一种讲法都有它背后的话语支撑。
自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之后，人们对中国古典小说逐渐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具体说到《三国演义》，说深说浅都是绕着说，譬如做文学史的不会忘记告诉你“尊刘抑曹”如何违背历史真实。历史不怎么强调人格与情感因素，如果说历史就是陈寿笔下的成王败寇，小说讲的却是不以胜败论英雄。按照小说的叙事逻辑，你会怀疑那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历史叙事，因为悲情和无奈之中有着某种精神诉求。小说里讲忠勇节义，讲“汉贼不两立”，过去尽被斥之“封建糟粕”，现在怕是又引为“传统美德”了（或既是糟粕又是美德，他们熟悉学术的辩证法），反正很少有人根据小说文本考察这套话语的伦理架构。
其实，“五四”一代文化人就不喜欢“忠勇节义”这套叙事话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论述中，对《三国演义》评价明显偏低。钱玄同将之视如《说岳》一类，认为作者“文才笨拙”。胡适基于三国故事能使妇孺皆晓的事实，称其“魔力”不小，却也以为文学价值不高，将之归入“二流以下”（《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不过就当日情形而言，自亦不必苛责前贤，那时候他们亟欲鼓吹文学改良（或是革命），寄希望于新文学，对此不遑细辨。
我最早论及三国的文章是《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一九八二年发表于《文学评论》。文章主要论证不能以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评价文学人物，当时有些学者要维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评法批儒”给曹操指定的政治形象，究诘小说（毛宗岗本）如何歪曲了曹操。我觉得小说里的曹操符合其角色定义，是书中塑造最好的艺术形象，我借此论证文学的自身规律，是从艺术和审美角度立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理论与批评亟欲摆脱政治束缚，对文学本体的关注亦是一种学术风气。
以后很长时间，我没有再写过有关《三国演义》的文章。不过隔一两年会重新翻阅这部小说，只是兴趣而已，当然我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不止这一种，出于兴之所至的阅读自然不是学术研究的意思。我知道，真正搞古代小说研究的多半不会据守文学本体，那种学问大抵在文本之外，自是不必沉浸于文本解读。但我有时会想到小说的意义生成，想到叙述与叙述对象的关系，想到《三国演义》作为一种叙史方式对历史的重述与误读……
过了二十多年，我才意识到，完全据守文学本体也是一种局限，因为《三国演义》这样的讲史小说本身不完全是文学文本，亦须从历史和伦理的角度去认识。而且，这部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很复杂，不仅对应汉末三国的历史状况，它所要表达的东西也带有三国叙事文本衍变过程以及小说成书的历史因素。
岁月老去，思虑散逸。胡乱地想来想去，倒是不断开通文本解读的路径。
十年前有一阵重读《三国演义》（罗贯中著，毛宗岗评改，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开始关注过去未予重视的另一个视角，也即《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史家叙事。当然，与三国相关的正史还有《后汉书》《晋书》和《资治通鉴》等（另，《宋书》天文、符瑞、五行诸志记述的休咎事验，差不多有一半属于这一时期）。从这些史著看三国风云，感觉像是又打开了几扇窗子，眼前出现许多异样的风景。史家叙事和小说家讲史各具要旨，但此中的差别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关键不在于真实或是虚构，而是各自表述中所传递的历史消息。在互文见义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三国叙事自有不同的意图和策略。
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与阉宦势力的斗争是一个大事件，但小说将何进描述为刚愎自用的颟顸角色，整个过程也只作为引出董卓的铺垫性情节。可是从《后汉书》本传看，何进决意革除“天下所疾”，很有一番摧陷廓清的抱负，他与太后百般周旋，甚至不惜站到自己家族的对立面。作为一个励志进取的失败者，小说却没有把他写成悲剧人物，为什么？因为在小说语境中何进的外戚身份跟十常侍一样令人厌憎，这里不能忽视叙述者的情感与立场。其实，当初的情势跟后人的认识不一样，汉末自党锢之狱以来，外戚与士族结盟已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如当年窦武、陈蕃便是。
小说与史传对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往往包含不同的伦理认识。如《三国志》叙说刘备战场上屡屡抛妻弃孥，让人一眼看出嘲讽之意——其未能整齐阃内，有违风教之旨，何论“治国平天下”？小说家却借其家室屡经丧乱的史实，刻画刘备对女色不甚用心，更于忧患中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大人之风。史家着眼于修身齐家，小说家却道“妻子如衣服”，似乎置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再如曹操杀吕伯奢之事，《三国志》的隐匿态度与《三国演义》之精彩描述恰成对照。此事见诸裴注所引王沈《魏书》、郭颁《魏晋世语》和孙盛《杂记》，并非后世小说家之结撰，陈寿撰史不取此节，自有掩饰回护之意。《三国志》记述曹操行事往往托于目标与纲领之大义，顾不得些许“不仁”之事。曹操杀吕伯奢之际尚为国家奔命，小说里陈宫碍于曹操刺董卓之义，未能下手除去这“狼心之徒”，却想：“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而他往。”京剧《捉放曹》便是抓住陈宫这句话大做文章，戏中一迭声的“悔不该”，实是纠结于心的“仁”“义”之辨。
这样的例子很多，无须逐一举述。作为“讲史书者”，从宋元“说三分”到杂剧传奇乃至近世之三国戏，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既然以讲述历史的方式娱乐大众，自有被某种约定话语挟持的叙史观念，亦自有别于晋宋史家。
确实，不能简单地将《三国演义》定义为文学作品，应该说这是一种跨界的叙事文本，或许可以说是带有文学性质的普及版三国编年史。鲁迅批评《三国演义》“实多虚少”和“描写过实”（《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就是说它不大像小说。鲁迅辨析宋代“说话”的若干分类，简约地归纳为“讲史之体”与“小说之体”两种体式——从根上说它们本来就是两路。南宋钱塘人吴自牧记述当日临安市井“说话”概况，关于“讲史书者”有此具体说明：“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梦粱录》卷二十）毫无疑问，《三国演义》正是这路数。不过，考虑到叙述方便，我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是按从众原则将《三国演义》称作小说或讲史小说；不仅是作为区分史家叙事的一种标识，而且我并不否认这部作品的文学要素。不大像小说的小说，亦未必不能是伟大作品。强调《三国演义》的叙史特点，主要是开通与其他史家叙事进行比较的一个角度。
从各种历史书写到戏曲小说之重述，三国叙事的诸多文本可以说是一种层累地造成的文化堆积，其中不同历史层面携有的政治伦理态度以及所捏塑的人格形态，往往最后在小说里形成叠加效应，这也是小说叙事中某些悖谬现象之来由。当然，《三国演义》相比史传有着更多的虚构和想象空间，亦自有其审美取向和叙事技巧。比如，虽败犹荣的蜀汉悲剧，集忠勇节义于一身的关羽其人，诸葛亮“六出祁山”和姜维“九伐中原”的辉煌战绩，便是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构筑另一种历史存在。
其实，三国只是一个短暂的割据时期，即按《三国演义》叙事时间不过百年历史，而史学界往往以二二〇年曹丕称帝作为这一时期的开端，并以二八〇年东吴灭亡为结束，前后正好一个甲子（即如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起讫年份），如果视作东汉、西晋之间的一个空档（从献帝禅位到司马炎登基），其间仅四十五年。我在阅读和写作时，想到过这样几个问题：这个历史过程何以在国人心目中显得格外重要？同样是政权割据的南北朝长达一百七十年，为什么人们对那一时期的认知程度却远不如三国？显然是因为三国有一套妇孺皆知的叙事文本，也即《三国演义》，还有至今仍在人们记忆中的那些三国戏。可是，这段被叙述的历史并非骄人的汉唐盛世，亦非两宋时期的人文辉煌，原因或许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是叙述建构的某种想象和情感，那是一个被毁灭的儒者的理想国，那些故事里充满忠义与悲情，智谋与权变，以及至今依然困扰国人的种种伦理语境。
陈寿撰《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虽不尽合理，体例上亦显得别扭，却是代表了某种历史共识，那就是企图寻找一种统辖性的存在方式。秦汉时期形成的大一统局面是可以产生多种释义的历史记忆，用钱穆的话来说，就是“国家民族之抟成”（《国史大纲》第三编第七章）。其要义在于，将春秋战国以来裂土分封的贵族专制逐步改造为具有行政意义的郡县制度，这样政治上似乎顺理成章地纳入儒家先贤设计的礼治之道。可是汉末豪强纷争的乱局打破了这种大一统，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战国以前的局面。顾炎武有谓战国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其实三国时期亦如此，这种情形在《三国志》叙事中自有充分体现。由于汉室已是要被革除的对象，在魏晋史家眼里，只有抽象的圣王之道，并没有具体的“国家”观念。但是《三国演义》的叙事话语却完全更新了士族集团的政治伦理，从异姓结契到家国大义，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故事勾勒了君臣之道的理想模式，亦在想象中建构国家意识的终极信念。应该说，这是解读三国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陈寿撰史带有某种“元叙事”的理论预设，以为历史书写应符合具有某种演化轨迹的构想型式，成王败寇的历史消息自然包含王朝兴替的伦理逻辑。然而，如果将历史理解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抑或包括共同的“想象”），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则有另外一种叙史意义。原初的记忆可能漶漫不清，史家叙事亦不无想象成分，小说家大可用自己的想象去修正前人的想象，以填补历史记忆。譬如，《三国演义》将“匡扶汉室”作为大目标，衰靡不振的汉室就成了光荣与崇高的象征。在国家意识召唤下，放大和凸显了忠勇节义的英雄气概。小说家之所以同情弱势的蜀汉一方，并非出于文学史家所谓“刘姓天下”的正统观念，而是痛感于宋元以后中土沉沦的现实悲况，代入了被凌辱者的抵抗情感。沉沦之中重述恢复汉室之旧梦，明显是召唤国人之历史记忆，强调华夏民众之国家认同。逆境奋起的英雄叙事对于饱受欺辱的民族来说意义重大，这是《三国演义》对于国人心灵建构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由于这个时期呈现一种多极的格局，各方势力大有纵横捭阖的活动空间；在《三国志》和晋宋史家的叙述中原本不乏战国纵横家的诡谲套路，在小说中更是表现为英雄主义与机会主义互为表里的特点。最明显的是智谋的广泛运用，这也是小说最主要的虚构成分。那些极富想象的计谋，一方面作为对英雄叙事的补充和增益，同时也以手段诡诈抵消了赋予行为本身的道义内涵，构成某种值得探讨的叙事悖谬。在国人的记忆中，从田忌赛马的古老寓言开始，智谋就成了弱者的取胜之道，至少借以获得某种精神优胜。从王允连环计到周瑜打黄盖，从诸葛亮空城计到姜维谋结钟会，那些故事情节让人津津乐道，亦无疑印证了某种智谋崇拜的文化心理。
总之，从历史到文学的三国叙事浓缩了一种精神建构，其中的话语衍变很值得研究。
说实在的，过去并未想到要专门去研究三国和三国叙事，当初大学毕业论文拿曹操作题目是有某个偶然的机缘。关于本书的写作，最初并没有一个完整思路，早先的几篇可以说是出于某些零散的想法，如《十常侍乱政》《白门楼记》《“捉放曹”及其他》等，写作的间隔都有两年多时间。起先并没有打算写成一个系列。自二〇一五年二月，《刘备说“妻子如衣服”》一文在《读书》杂志发表之后，该刊编辑卫纯先生建议我开设一个“老读三国”的专栏，从那时开始对自己的书写对象有了整体考虑，也加快了写作节奏。
二〇一六年年底，《读书》杂志编辑出版“读书文丛”，将我的《老读三国》列为一种，其中收入先期完成的九篇关于三国的文章。此后这个系列并未搁笔，卫纯曾打算以后再出增订本，补入后来写成的篇什。但现在整个系列的篇数和篇幅都是《老读三国》的三倍之多，我觉得作为增订本重出不是很合适。所以，现在另行编纂，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收入本书的文章共二十七篇，分别叙及三国时期主要人物、事件和人文政治现象，并有专文讨论相关地理、职官和吏治风俗诸事。这些文章除了一部分刊于《读书》，其他发表在《书城》《上海文化》和《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这里要感谢这些杂志和报纸的编辑们，他们也是我写作的动力。当然，特别要感谢卫纯先生，没有他的鼓励和督促，恐怕不会有这本书。
黄子平兄慨允为本书作序，吴彬女士担纲责任编辑，使我深感荣幸。我与他们分别相识于一九八四年，在奥威尔预言不祥的年份，我们相期于光明。几十年来相隔天南地北，好在能以文字相聚，即如白发渔樵浊酒把盏——“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李庆西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