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演义：
历史迷宫的逃逸路线

（我梦见我在旷野疾走。虫声四处。有魑魅在我背后追赶，挥着捕蝴蝶的袋状网，在我脑后挥来挥去。而我脑后并无昆虫类的东西逸出。……疾走，忽然跌了一跤，被掼在有司案前。有司慈眉善目，冷冷一笑：交代，交代你的叙述方略！……我醒了。——《拟野草之十一》）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朋友，识得其人之前往往先识其文。那年在《文学评论》（一九八二年四期）读到一篇《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讲的是“文学曹操”和“历史曹操”的异同，依艺术规律和审美要求立论，判定小说角色“扭曲”历史人物未必就没有其合理性。立论雄辩而且文采飞扬，就大佩服。那年见到李庆西，握手道了久仰，才知道那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发表的前两年写就。他的本业是出版社编辑，编了很多重头书籍。业余写些“张三李四王麻子”之类王蒙很欣赏的“新笔记小说”，也搞评论，论证“寻根派也是先锋派”，是一个跨领域的写作者。香港人的说法是“四围都风生水起”，有几年还沉迷于研究明史，只是不见他再讨论“三国”。

岁月匆匆，原来庆西并未撂下对三国和三国叙事的阅读和研究。他读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读范晔的《后汉书》，读《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戏”，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从十年前开始，陆续以学术随笔（又叫“知性散文”）的方式，发表总题为《老读三国》的专栏文章。“老读三国”一语双关，一是反用了“少不读西厢，老不读三国”的俗典，二是点出年纪和岁月，平添了一派沧桑况味。文章越写越多，竟然写到近三十篇之多，书名也改为《三国如何演义》了。

“三国如何演义”这个大题目，带出的似乎还是小说家讲史与史家叙事的分野，其实庆西早已彻悟“文学本位”也是一种偏执，所谓虚构/非虚构的二元分立，远远不能说清楚三国叙事和阅读的“历史层积”，必得运用谱系学等多重方法，方能一探诸多历史情境和叙事策略交织而成的众声喧哗。都知道正史叙事难免许多剪裁、修饰和虚构，小说家讲史亦对应了实在的“想象的真实”。但这里的关键是不再囿于现代文体分类学的“小说”概念，如实地把《三国演义》看作“演义”。由此至少必须提出四个问题：什么是“演义”，演的什么“义”，为什么要“演义”，以及——如何“演义”？

演义者何？“演义”一词最初出自《后汉书·逸民传·周党》，其中云：“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易·系辞上》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高亨注解云：“《释文》引郑云：‘衍，演也。’先秦人称算卦为衍，汉人称算卦为演，演与衍古字通也。”若以此解释为据，可看出，“演”与“衍”相通，均含有引申、推广、发挥的意思，所谓“演义”，就是要对其中蕴藏的深刻道理进行阐发。演义工程的崇高由此获得合理性，其间的踵事增华虚拟铺排，极尽其“衍”的能事。然而演的是什么义？却仍需从它所依附的史传传统中袭来。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演义”标目，旨在于借“事”演“义”，通过相关史事的叙述，一再标举求仁政、尚忠贤、恶奸佞的伦理价值。明代庸愚子解释这“义”，直接将其溯源于“史”：“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继而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

为什么需要演义？这就说到了“通俗”（思政教育）的功能——明代修髯子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愚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

说起来头头是道，其实知易行难，这一番大道理落实到叙事实践，就产生了庆西所说的诸般“悖谬”。

其一，《三国演义》叙事逻辑最明显的悖谬是优汰劣胜：在小说语境中，刘备绝对是“政治正确”，作为汉室嗣息，又极具“以人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诸葛亮这样安邦定国的良相和谋略大师，加之关张马赵黄等骁勇善战的一流战将，政治上军事上都占尽优势。然而最具政治优势的蜀汉最先出局，赢家是篡汉的曹魏，最后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马氏。跟历代的“成王败寇”完全拧巴，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论，或“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感慨，都无法解决其中的悖谬。

其二，三国语境中的“忠义”，常常漂移不定，毫无准则可言。英雄主义实际上往往与机会主义互为表里——“英雄”既以天下为念，成其功业与建树，不能不倚助机会主义运作。落实到故事里，心机、谋略与手腕不仅是叙事策略，也被作为一种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扬。譬如，刘备得益州之前，投靠过袁绍，依附过吕布，归顺过曹操，又奔走于刘表、孙权之间，那些豪强没有一个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没有一个彼此能够好聚好散。作为权且之计，如此蝇营狗苟斡旋于各派势力，要说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却被誉为英雄韬略。

其三，人物描写的悖谬，就是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表面看来是描写用力过度带来的反效果，然而东汉以来对士人风神的关注恰恰带来人物行为举止的“表演性”，其间的表里情伪往往暧昧不清。余嘉锡的《笺疏》，说到华歆这个京剧里“破壁揪伏后”的小花脸，为何却在陈寿《三国志》里一直“高大上”，曰：“自后汉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饰容止、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方宗仰，虽卖国求荣，犹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而后世不断升级到了“忠义神武灵佑圣帝”的关羽，在小说语境中也不掩他的刚愎自矜。（关羽的谥为“壮缪”，谥法：“武而不遂、死于原野曰壮，名与实乖曰缪。”实在是的评，后世改“缪”为“穆”，也是拨乱反正的一招。）庆西认为三国人物在种种天人交战之际的多变应对，反而因此“演义”出一批性格复杂的“立体人物”。

庆西细析三国叙事中处理“悖谬”的诸般策略，自是精彩纷呈。由此可知，何为“演义”，演的什么“义”，其实都不那么重要。——如何演义？这些个“如何”带出的历史信息（即历代叙述者的“文化想象”），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与此相关，庆西还对三国叙事中的“地理空间想象”多有心得：“《三国演义》以小说讲史，地名不仅表示事件发生地点，亦涉及职官制度、政区地理和军事活动路线等等，不能仅视同文学手法。”小说多以州名指称州治所在城邑，如“青州城”“冀州城”“徐州城”“扬州城”等，这类地名具有多重模糊性，不能确指某地某城。关羽千里走单骑时的“长安、灞桥”，曹操起兵援汉中时的“潼关、蓝田”，孔明六出祁山时的“剑阁”都只是历代诗文里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名，若落实到古代地图上去认真摸索，一定糊涂。依志书，当日鲁肃若在水边设宴，应该是资水或湘水之滨。从资、湘挪至长江，小说家换了地理背景，是借以衬托关羽一身英雄壮气。“不用说，唯有浩浩荡荡的长江才能给人那种任尔驰想的气势。”《三国演义》以大量篇幅极写在西凉、辽东、南越这些边远蛮荒之地的征战，至少从空间上重温了“大一统”的辽阔想象。至于魏蜀吴的“宅京”工程，于乱世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并不只是一味追求淫逸享乐，而是为了呈示“大国威仪”，以及“上合于天”的合法性。

少读三国，老来还读三国。三国实在是中国文化常读常新的历史教科书。这短短一百年的历史为何在国人的认知中占有如许地位？答案也许真如庆西兄所言：原因或许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是叙述建构的某种想象和情感，那是一个被毁灭的儒者的理想国，那些故事里充满忠义与悲情，智谋与权变，以及至今依然困扰国人的种种伦理语境。

（我梦见我在山径上疾走。应该是服食了“五石散”，皮肤非常敏感，触处皆痛。宽袍大袖，在山径上疾走。……视觉、嗅觉、听觉，皆敏感灵捷。远处有山民野唱。……凉风习习，大汗淋漓。……我行散，故我存在。——《拟野草之十二》）

黄子平
二〇一八年夏末于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