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界的人类学”将成为人类学学术的重要方向

今天，人类学家在关注文化、历史、结构、过程以及研究对象的行动时，经常要穿越村社、地方、区域乃至国家的边界。近年来，从大量的民族志作品看，仅仅试图赋予某个“个案”独立的意义已难成功，甚至当以类型学的手段进行个案分析时，我们也难以概括不同个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内涵。此外，虽然“跨国主义”“跨境研究”等系列概念也在试图回应全世界普遍发生的“流动”状态，但仍然是不够的。因为，人类学的研究单位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对任何一种社区单位层次的简单概括都不足以分析当代世界体系中复杂的交叉性特征。即使是东方、非洲与南美等发展中区域，世界体系也早已将它们深深卷入其中。

“跨界”这一概念，要比“跨国”“跨体系”“跨境”“跨社区”等具体性的概念更具有理论意义。跨界不是否认边界，而是试图重新认识“边界”。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区分村社、区域、国家的边界时，实际上也是在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比如，两个社区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区域恰恰最可能产生在所谓的“边界”之中。因此，当人类学以跨界的视野去认识研究对象、研究区域时，所秉持的方法论，就不能仅仅是内部性的扩展个案研究，同时更要是内外兼顾的扩展个案研究。

今日，各种人口、商品和信息的洪流搅和在一起，造成边界的重置与并存,跨界本身成了一种社会事实，其中尤以人口跨国流动为甚，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与文化的重重界限被流动人口的活动所打破。跨国生活过程将不同社会的多种边界并置于一个空间，我们在不同社会研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知识被连接起来，形成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场域，即一个地点两套（甚至多套）知识体系互动的局面。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跨国流动关注政治界限的跨越和协商，但这只是多面体的一面。实际上，在这个环境中，多个社会中的民族、阶级、政治，参与到同一个边界运作过程中来，形成了一个由政治、经济与文化多重边界所构成的多面体。另一方面，这不仅是一个从多方面重新划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协商与抵抗的过程，是由政府、社会、企业与个人参与其中的互动机制。因而全球化，或者说跨国流动所带来的这种衔接部位并不存在固定的方向，这是一个各种力量相互摩擦的互动地带。

中国人类学与世界的对接点可能就在于“跨界”的人类学。流动的概念很可能会变成全球人类学的核心。比如，广州的流动现象反映了全球体系在中国如何表述的问题，广州的非洲人作为非洲离散群体（African diaspora）的一部分，以移民的身份进入中国这个新的移民目标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形塑了人们之间的行为边界及行为内容。又如中国的技术移民——工程师群体，当他们移居到如新加坡等国后，他们的家乡认同、国家认同以及对新的国家的重新认同，都反映了流动、迁居所带来的多重身份认同。

流动、移民和世界单位，这几个概念将会构成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基础。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中国人类学有什么东西可以脱颖而出？我们虽然说已经有许多中国研究的作品，也尝试着提出自己的理论，但像弗里德曼那样的研究还无法构成人类学的普适化理论。我觉得，新理论有可能出自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跨界地带。如东南亚、南亚、东北亚、中亚等过渡地带。在这些区域，如果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理念，把研究提升到地缘政治和区域研究的视角，进行思考和讨论，应该会产生经典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同时，不同民族的接合部，在中国国内也会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出新思想的地方。其实，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民族走廊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多民族接合部的问题，我们今天一般用民族边界来讨论，但接合部，在中国如蒙汉接合部、汉藏接合部等，还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

不管是着眼于国内的流动还是跨国的流动，一个全新的领域——跨界的人类学（笔者语）将成为21世纪全球人类学的核心。人类学研究也必须与世界背景联系在一起，才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才能回答世界的多样性格局在什么地方的问题。

现在，海外中国研究对于中国的民族研究有两种取向。一种偏文化取向，例如对西南民族的文化类型进行讨论；而另一种偏政治取向，将藏族等大的民族放到作为问题域的民族中来讨论。不论采取什么取向，我们首先要强调：任何民族研究都应当在民族的历史认同的基础上来讨论，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某个民族是政治的民族，而要回到它的文化本位。相当多的研究者在讨论中国的民族的时候，强调了民族自身的特殊性与独立性，却忽视了民族之间的有机联系及之间的互动性和共生性。也就是说，将每个民族作为单体来研究，而忘记了民族之间形成的关系体，忘记了所有民族皆处于互动的共生关系中。这恰恰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多元不是强调分离，多元只是表述现象，其核心是强调多元中的有机联系体，是有机联系中的多元，是一种共生中的多元，而不是分离中的多元。我以为，“多元一体”概念的核心，事实上是同时强调民族文化的多元和共有的公民意识，这应当是多民族中国社会的主题。

关于海外中国研究，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海外研究本身应该被放到中国对世界的理解体系中来看待，它是通过对世界现实的关心和第一手资料的占有来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其次，强调中国与世界整体的直接关系。比如，如何回应西方因中国企业大量进驻非洲而提出的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问题？人类学如何来表达自己的声音？第三，在异国与异文化的认识方面，如何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世界？近代以来聪明的中国人已经积累了一套对世界的看法，如何把这套对海外的认知体系与我们今天人类学的海外社会研究对接？也就是说，中国人固有的对海外的认知体系如何转化成人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第四，海外研究还要强调与中国的有机联系性，比如杜维明提出过“文化中国”的概念，人类学如何来应答？近五千万华人在海外，华人世界的儒家传统落地生根之后的本地化过程以及与有根社会的联系，应该可以说，这恰恰构成了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我们可以设问，如果没有文化中国，中国经济能有今天吗？

另外，海外研究还要重视跨界民族。这一部分研究的价值在于与中国的互动性形成对接。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海外不同国家中的新移民的问题。不同阶层的新海外移民在当地的生活状况值得关注，如新加坡的技术移民生活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在自由与限制、体面与难堪之间挣扎的过程等。同时，不同国家的人在中国的状况其实也是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我觉得海外民族志应当是双向的。国内的朝鲜人、越南人、非洲人，还有在中国的不具有公民身份的难民，也都应该构成海外民族志的一部分。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海外的，另一方面又是国内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家，要有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