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中医学与医学社会学

医学社会学，是医学与社会学相互渗透所出现的一门新的边缘科学。它主要是研究社会因素与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用以探求对于疾病从自然到社会的综合防治办法。因为人体既是自然的实体，也是社会的实体。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衣食住行的来源，思想意识的产生，莫不以社会的实践作为基础。所以，从生态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正常人体即处在生态系统、社会系统所组成的平衡结构之中，也就是说，人体的生理、心理与自然、社会是相适应、相统一的。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所谓疾病的产生，就是这种平衡结构的打破，即人体的生理、心理与自然、社会的不适应、不统一。但这种平衡结构被打破的原因，既可能是自然变化的异常，例如，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气候变化反常，应至而不至，不至而至，或至而太过，或至而不及，非其时而有其气，超越了人体正常的适应能力；又可能是人体自身生理功能的不协调，如中医所说的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失宜，正气亏虚，邪之乃凑；还可能是诸如职业、劳动、政治、经济、家庭、社交、法律、意识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在旧社会，由政治、经济所决定的职业不稳定或没有职业；足以使身体疲倦衰弱的过度劳动量；因柴米油盐不足而产生的家庭负担及妻子儿女生死离别的痛苦；法律上的无辜受害和苛捐杂税的压力，思想意识与现实的严重冲突以及心理上的反抗而又无力反抗的矛盾，等等。必然会由社会外稳态的失调，导致人体内稳态的失调而诸病丛生。

概而言之，就是说，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人既属于自然，又属于社会，具有双重性。因此，对人类健康、疾病的研究，除考虑自然的因素外，还应充分考虑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医学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基于这一基本观点，本文试图就中医学中的医学社会学思想作一探讨。

从医学社会学看中医学的基本理论

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源于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的生产斗争和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但某些理论的形成，莫不受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哲学思想的影响。

例如，气学理论，它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贯穿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但气的概念，最初是指空气中的云气，地面的雾气，人呼吸的自然之气以及天地间的大气而言。属于古代当时社会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范畴，而非医学概念。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直观的认识论，便形成了一种“元气学说”。认为宇宙万物的生长变化，都是无形之气所由。如《管子·内业篇》云：“凡物之精，比则为生，生下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是故名气。”《庄子·至乐篇》云：“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淮南子》也有类似说法，因而元气学说就成了当时社会盛行的哲学理论。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内经》，也就正如恩格斯曾经所指出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内经》的作者，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这种流行于社会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将“气”的理论，引进医学领域，用来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渐而逐步引伸发展成为诸如中医生理学中的元气、真气、营气、卫气，五脏之气，经络之气；病因学中的六淫邪气、疫疠之气；病理学中的气虚气脱，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治疗学中的补气理气，降气纳气等一系列的气学理论。

又如，作为中医阐述人体生理病理重要的说理工具——五行学说。它本来也不是属于中医学的范畴，而是用来说明世界的物质性、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理论。原始哲学范畴的五行学说，它之所以被引进到中医学领域，这也无不与社会对医学的渗透有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从有了人类的出现，就有了医学医疗的活动。而人类的医疗活动，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总是受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所支配。“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春秋左襄二十七年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也产生了先进的思想，促进了古代社会的变革。在战国后期，奴隶主阶级已经全面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贯彻了一条“法后王”的路线，“他们用以夺取政权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李今庸《新医药通讯》1977年2期第9页）已广泛流传应用。而当时的医学家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把医学推进了一步，采用了当时社会已经广泛流行的“五行学说”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赋予它一定的医学概念，在《内经》中对战国及其以前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总结，由此，五行学说就在中医学里流传至今。

这种社会因素对中医学的影响，不但表现在对中医某些理论的形成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具体学术内容的阐述之中。例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心者，君主之官”; “肺者，相傅之官”; “肝者，将军之官”; “膻中者，臣使之官”; “脾胃者，仓廪之官”；药物配伍的“君、臣、佐、使”；方剂学中的“四君子汤”“六君子汤”“天王补心丹”；药物中的“神曲”“太子参”；吴鞠通“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的治疗原则，等等；很明显都是受了封建王朝的政体生活的影响，非但如此，就是某些中医书籍的命名，也受着这种影响。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素女脉诀》（《礼记·曲礼》称此为“三世医学”）等。

从医学社会学看中医学的各家学说

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各家学说众多，它们都是中医学伟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学理论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的反映。从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各家学说的创立，除他们之间的师授关系外，社会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不妨列举历代几个著名的医家为例。

1．张仲景与伤寒论：《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系统的经典著作，而纵观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首先是有疾病的客观存在，而后才有药物的发现和应用，然后才逐渐有了治病的理论。它是循病、药、方、法、理的过程而产生，又是循理、法、方、药的过程而应用的。而疾病的发生又与社会密切相关，“大兵之后，必有大疫”。东汉末年，政治极端黑暗，地主阶级疯狂镇压农民起义，各豪强集团之间连年混战，兵祸绵延，此时，伤寒病猖獗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状况令人目不忍睹，正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序文中所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残酷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解决防治伤寒病的疑难问题。可是“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以救贫贱之厄”，反而“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自己诊疗伤寒病的实践经验，以“六经”立论，终于总结出了一整套治疗伤寒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理论。由此可见，《伤寒论》的问世，仲景重“伤寒”而略“温热”的外感热病观，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分不开的。

2．刘完素与火热论：刘氏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症，名噪一时而成为河间学派的开山。《四库全书提要》云：“完素生于北地，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与南方风土原殊。”加之此期间南宋与北金对峙，战乱频仍，热病流行，而当世之医，往往以伤寒温燥之方，用以疗热病。特别是偏于辛燥走窜的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刊行于世后，在社会上流传极广，“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用温燥之剂疗热病，乃是抱薪救火，使不少患者“不死于病，而死于医”。面对着这种社会现实，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纠正这些流弊，刘完素有鉴于此，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提出了“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见解，创立以火热析病机，用寒凉疗热病的火热论。刘氏的这一学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问世的。

3．李东垣与脾胃论：东垣所处时代，正值蒙古族起兵攻金，河北一带，异族并斗，战事连绵。人们疲于逃避兵祸，精神紧张，朝饥暮饱，寒温失所，胃气亏乏。因此，治疗脾胃病就成了当时社会的必需。然而李东垣“在大梁，凡所亲见，有发表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气汤下之，俄而变成结胸发黄，盖初非伤寒，以调治差误……皆药之罪也”。实皆医之罪，而非药之罪。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东垣因而首倡“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说，著《脾胃论》一书，以补土派的代表而颇负盛名。

4．吴又可与温疫论：吴氏明末人也，撰《温疫论》以研究急性传染病而著称。明末清初，天下大乱，疫疠流行，为害非浅。吴又可生当此时，耳所闻，目所见，身所诊，知患疫之人甚多，延门阖户，死亡者也甚众。如其在《温疫论》中谓“对师（一般医生）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不见其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者，比比皆是”。于是吴又可“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多，及其传变之体”，详加探究，并结合自己所用有效之法，加以整理，著成《温疫论》，开创温疫之说，成为我国历史上研究传染病的先驱。这就是吴氏学说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

从上述各家学说的形成过程来看，无不受到当时社会因素的影响，正如任应秋教授所说：“凡一学说，不能与当时社会关系分裂开来。”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疾病，从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来探讨中医各家学说的形成，分析社会中各种因素对中医学的影响，把中医、健康、疾病与社会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总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这是当前中医学研究之中的新课题，应予高度重视。

中医学对疾病认识的医学社会学观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内经》中，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不但已经具有朴素的医学社会学思想的萌芽，而且把考察人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迁，提到了诊断学的重要位置。例如，《素问·疏五过论》云：“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其所以然者，张景岳云：“尝贵后贱者，其心屈辱，神气不伸，虽不中邪，而病生于内。营者，阴气也。营行脉中，心之所主，心志不舒，败血无以生，脉日以竭，故为脱营。”“尝富后贫者，忧煎日切，奉养日廉，故其五脏之精，日加消败，是为失精。精失则气衰，气衰则不运，故为留聚而病有所并矣。”《疏五过论》还云：“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候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所谓“诊有三常”，诊者，诊察也；常者，常规也。即是说诊病通常有3种情况必须了解，一是患者社会地位的贵贱；二是患者是否遭遇到社会地位的变迁；三是患者是否有升官发财的思想。因为“贵贱贫富，各异品理”，若不掌握这些情况，就会“诊之而疑，不知病名”，是故“病不能移，医事不行”，此“皆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也。”为医之“五过”之一。由此可见，中医学理论体系中，虽然没有医学社会学的名称，但实际上却包含着朴素的医学社会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