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辈土地的记忆

1967年6月5日，从耶路撒冷群山中的亚贝尔雷达站（Jabel al-Radar），我越过了以色列与约旦的边界。那时，我是个年轻的士兵，与其他许多以色列人一样，被征召去保卫我的国家。黄昏时分，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残留的带刺铁丝网。从我们前面走过去的人踩到了地雷，爆炸撕裂了他们的血肉，四散开去。我怕得发抖，牙齿激烈地打战，被汗水浸透的衬衫紧贴着身体。我的四肢像机器人的“手脚”一样，机械地爬动着，头脑里想象着可怕的东西。即便如此，我从未停止考虑一个事实：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两岁时，我来到以色列，成长在雅法一处贫穷街区，十来岁就开始干活了。我梦想着出国和周游世界，但一直没钱。

我被直接派到耶路撒冷，参加夺取这个城市的战斗。很快我意识到，我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并不愉快。其他人不把我们进入的地区看作“国外”，认识到这一点后，我更加困惑了。在我周围，许多士兵觉得自己仅仅是越过以色列国（Medinat Israel）的边界，来到了以色列地（Eretz Israel）。毕竟，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漫游的地区在希布伦和伯利恒之间，而不是特拉维夫和内坦亚；大卫王征服且提升其地位的耶路撒冷城位于以色列“绿色”停火线的东部，而不是西部的那个现代繁华城市。“国外？”在争夺耶路撒冷附近阿布图尔（Abu Tor，意为公牛爸爸）区的艰苦战斗中，与我一同前进的士兵们问道，“你在说什么？！这里的的确确是你先辈们的土地。”

战友们相信，他们进入的地方从来都属于他们。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我已离开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毕竟，我几乎一直生活在以色列，我害怕会被杀死，担心再也回不来。我费力地活着回家了，还算幸运，不过，我的担忧以一种当时我想不到的方式成了事实：我再不会回到我所离开的土地。

阿布图尔战斗后的一天，未阵亡和负伤的士兵被带去参观西墙。我们抠开保险，警惕地走过安静的街道。人们偷偷地从窗口打量外面的世界，一闪而过的惊恐面容不时被我们捕捉到。

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较窄的巷子，其中一边是用经凿刻的石头建造的高墙。此时，古老的穆格拉比区（Mughrabi Quarter）的房屋还在；后来它们被拆除了，好给一个大广场的修建腾出地方，以容纳“西墙迪斯科舞场”（Discotel，由discotheque即迪斯科舞厅和表示西墙的希伯来语kotel两词掐头去尾而成）的舞者们。耶沙雅胡·雷伯维茨教授喜欢称它为“神会临在的迪斯科舞场”。我们肮脏的军装上还带着死伤者的血迹，人累得快崩溃了。由于一路上不能进开着门的咖啡馆，不能进恐慌的本地人的家，我们急着找地方小便。出于对信教的犹太士兵的尊重，我们在路那边的屋墙处方便，以免“亵渎”圣殿山的支撑外墙；这墙由与罗马人结盟的希律王及其后代用巨石建造，为的是提升其专制政权的威望。

在这些切削而成的大石头的映衬下，我满怀敬畏，觉得自己渺小而软弱。这种感受也很可能是由狭窄的街道和我对其居民的害怕造成的。那些人还不知道，他们不久就会被迁离。此时此刻，我对希律王和西墙所知不多。在课本中的旧明信片上，我见过表现西墙的图画，但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渴望亲眼见到它。我完全不了解，西墙其实不是圣殿的组成部分，与圣殿山相比，它在绝大多数时期也不神圣；虔诚的犹太人不会去圣殿山，以免沾染了死者的不洁。

然而，借助宣传手段，文化的世俗代理人想要重建和强化传统，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历史发起了民族进攻。作为胜利影像册的一部分，他们选用了一张三名战士的摆拍照，中间的“阿士肯纳兹”士兵光着头，头盔拿在手里，像在会堂里一样；战士们悲伤的眼神含着两千年来对这面大墙的向往，心中充满了“解放”父辈土地的喜悦。

由此开始，我们满怀热忱，不停唱着《金色的耶路撒冷》。拿俄米·谢莫的这首歌鼓吹土地吞并，作于战斗开始前不久；在将东耶路撒冷的征服转变为一项古老历史权利的合理实现的过程中，它所起到的作用迅速而高效。歌曲抒情地为战争做着心理准备：“老城里的井干了，市场废弃了，暗黑的圣殿山一派荒芜。”可是，在1967年6月那些酷热的日子里，参与入侵阿拉伯耶路撒冷的人们都知道，这些不是事实。而且，很少有人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歌词其实很危险，甚至是反犹的。不过，既然那些手下败将如此虚弱，高歌的胜利者就不在此类细节上浪费时间了。无声的被征服者如今不仅在我们面前跪下，还淡出了永恒犹太城市的神圣景观，就像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战后，我和其他10名士兵被派去守卫洲际饭店；后来，它被犹太化了，今天的名字是七拱饭店（Sheva Hakshatot）。这座宏伟的饭店建在橄榄山顶，靠近那些古老的犹太墓地。我给当时住在特拉维夫的父亲打电话，说我在橄榄山上，他提醒我想想那个在我们家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那时候，由于缺乏兴趣，我把这故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父亲的祖父在去世前，决定离开位于波兰罗兹（Lodz）的家，前往耶路撒冷。他是个极端正统的虔诚犹太人，跟犹太复国主义者沾不上边，因此，除了旅行的票据外，他还带了一块墓碑。像那时的其他好犹太人一样，他不仅想住在锡安，还想被埋在橄榄山。根据11世纪的一篇《米德拉什》，死者的复活是从曾建有圣殿的莫利亚山（Mount Moriah）对面的这座圣山开始的。我年迈的曾祖父名叫古滕伯格，他卖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尽其所有准备这次旅行，没给孩子们留下一分钱。自私的曾祖父是那种总想站在队列前面的人。到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希望自己是第一批复活者。他只想在其他人之前获得救赎，由此，他成了我们家族第一个埋在锡安的人。

我父亲提议我去找找曾祖父的坟墓。开始我很热心，不过，由于夏季的炎炎烈日和战斗结束后的极度疲惫，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人们还传言说，一些古老墓碑被用来建造那座饭店了，或至少是用于铺设上山的路了。那天晚上，跟父亲通完话后，我靠着我在饭店房间里的床后面的墙，想象这堵墙或许是由任性的曾祖父的墓碑造的。在饭店酒吧所藏美酒的刺激下，我惊异于历史的反讽和欺骗的本质：我的任务是守卫饭店，防的是身为犹太人的以色列抢劫者；他们确信，饭店的一切都属于耶路撒冷的“解放者”。这使我相信，死者的救赎不可能很快发生。

与西墙和橄榄山首次相遇几个月后，我更深入地来到“以色列地”，在那儿经历的一件奇事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余生。六日战争后，我第一次服预备役是在杰里科（Jericho）入口处的老警察局。根据古老的传说，在以色列地，杰里科是“以色列人民”征服的第一座城市，是通过长久地吹响公羊号角所引发的奇迹而征服的。按照《圣经》的说法，那些间谍在一名叫喇合的当地妓女家住下了，我在杰里科的经历与他们完全不同。抵达警察局后，先来的士兵告诉我，当六日战争产生的巴勒斯坦难民试图在夜间回家时，他们遭到了有预谋的射击。白天过约旦河的人被抓了起来，将在一两天后被送回河那边，这些人被关在临时监狱里，我的任务是看管他们。

1967年9月的一个周五晚上，我记得是我生日的前一晚，军官们把我们留下，自己开车去耶路撒冷度假。一位年老的巴勒斯坦人带着大笔美元，在路上被逮捕，之后被送进了审讯室。我在警局建筑外执勤，震惊地听到里面传出可怕的叫声。我跑了进去，爬上一只板条箱。透过窗户，我看到那人被绑在椅子上，我的好朋友们在殴打他，用点燃的香烟烫他的胳膊。我跳下箱子，呕吐起来，然后回到自己的岗位，吓得发抖。一小时后，一辆小卡车装着这位“富有”老人的尸体，驶出了警察局。朋友们告诉我，他们要去约旦河，把老人处理掉。

这具遍体鳞伤的尸体被扔进了约旦河的什么地方？是不是在“以色列之子”渡过约旦河、进入上帝亲自授予他们的那块土地的同一地点？我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令我了解占领事实的“洗礼”并非发生在圣约翰使第一位“真正的以色列之子”皈依的地方，依据基督教的传统，那是在杰里科以南。无论如何，我永远无法理解那位老人被折磨的原因。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尚未出现，没有人敢于反抗。或许是为了钱。或许行刑与平庸的杀害不过是因为无聊，不过是因为那个晚上没什么别的娱乐。

只是到后来，我才把杰里科的“洗礼”看作生命的分水岭。那天，我自己也被吓坏了，没试图阻止酷刑的进行。我不知道能否阻止，然而，没去尝试这一事实困扰了我许多年。的确，我在此将它写出来，本身就意味着我内心仍未能摆脱那次谋杀的阴影。不管怎么说，那个无法原谅的事件教导我，不仅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证明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它还会带来对其他人、最终也对其他地方难以遏止的占有意识。我的祖辈生活在东欧的栅栏区，毫无权势，我敢肯定，他们想象不出自己的后代在圣地会做出的事。

第二次服预备役时，我还是被安排到了约旦河谷，恰在建于那里的第一批纳哈尔举行庆典的时间。抵达河谷的第二天黄昏，上任中央军区司令一职不久的利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人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甘地”——来视察我们。此时，他的朋友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尚未送他母狮做礼物；后来，那只母狮成了以色列军队在西岸存在的象征。出生于以色列的泽维站在我们面前，摆出不亚于巴顿将军本人的姿态，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我当时有些困，记不清他究竟说了什么。不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他指着我们后面的约旦群山，激情地要我们记住那些山也属于以色列地，我们的祖先也曾生活在吉拉德（Gilad）和巴珊（Bashan）。

一些士兵点头同意，另一些笑起来，大多数人只想赶快回帐篷睡觉。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的将军肯定是三千年前生活在河东的那些祖辈的直系后代，才会提议我们立刻出发，为他解放野蛮的异教徒占据的领土。我没觉得这种说法好笑，相反，将军的简短演讲成了重要的催化剂，加剧了我对小学以来被灌输的集体记忆的怀疑。那时我就知道，按照他圣经式的和至少有些扭曲的逻辑，泽维没有说错。涉及炽热的祖国观念，这位前帕尔马赫英雄和未来的以色列内阁部长一向坦诚，且从未改变过。那些曾生活在“我们祖辈土地”的人们位于他的道德盲区，他也毫不关心他们存在的现实。很快，许多人接受了他的立场。

我前面提到，对于我成长于斯和最初爱上的这一小块土地，对于塑造了我的性格的城镇景观，我感受到了一种跟它之间的强大的联系。虽然我从来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我受到的教导是把这个国家看作避难所，在需要的时候，接收失去家园、受到迫害且无处可去的犹太人。就像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我将导向1948年的历史进程理解为这样的故事：有人绝望地跳离一座着火的房子，落地时伤到了路人。不过那时候，我无法预见那些将会重塑以色列的、由军事胜利和领土扩张导致的重大变化。它们与迫害给犹太人带来的苦难全无关系，过去的苦难不能为其提供正当性。这一军事胜利的长期后果强化了一种悲观看法，即历史是一个牺牲者和加害者不断发生角色转换的舞台，受迫害者和被逐出家园者往往会在以后变成统治者和迫害者。

1967年以后，在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以色列有关民族空间之观念的转变必然会发挥重大作用，尽管未必是真正决定性的。早在1948年，对有限的领土和“狭窄的底部”，以色列人就很不满。取得1956年战争的胜利后，这种不满公开爆发了。那时候，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总理认真考虑了吞并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的事。

这一插曲虽然重要，但转瞬即逝。到以色列国成立后，先辈家园的神话很快消退了，直到近二十年后的六日战争获胜，它才强力回归公共舞台。许多犹太-以色列人认为，对征服耶路撒冷老城和希布伦、伯利恒的任何批评都将破坏之前征服雅法、海法、阿卡的正当性，以及征服其他地方的正当性；在犹太复国主义关联神话般的过往的拼贴画中，相对来说，这些地方没那么重要。的确，如果我们承认犹太人“回归家园的历史权利”，就很难拒绝将之应用到“古老家园”的核心地。我那些不觉得越过了边界的战友有什么错？在世俗高中，我们学习《圣经》，把它当作一门独特的历史教育课程，原因不正在于此？那时候，我从未想到，被称作绿线的停火线会那么快从以色列教育部制作的地图中消失，也从未想到以色列下一代的家园边界观念会跟我的相差那么大。我没意识到，我的国家成立伊始就没有边界，有的只是永远提供着扩张可能的流动边界模块地区。

一个关于我人文主义政治幼稚性的事例是，我从未想过以色列通过实践《圣经·诗篇》122：3中“连络整齐的一座城”的说法，敢于正式吞并东耶路撒冷，与此同时，拒绝给予其“统一的”首都三分之一居民平等的公民权，并将这个做法延续至今。我从未想过，我会见证对一位以色列总理的谋杀，只因为那扣动扳机的致命爱国者相信，总理将放弃“犹大和撒马利亚”。我也从未想过，我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怪异的国家，它那20岁时才迁来的外交部长会在整个任期内住在以色列主权边界之外。

那时候，我全然不知，以色列会成功控制庞大的巴勒斯坦人口达数十年，同时剥夺其自主权。我也无法预料，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知识精英会接受这一状况，资深历史学家、我未来的同事会一直轻易地称他们为“以色列地阿拉伯人”。我从未理解，以色列对本地“他者”的控制竟不是通过歧视性公民身份的那一套——军政府、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对土地的征用与犹太化等——如在1967年前“好的、老的”以色列所曾实行的那样，而是完全否认他们的自由，为“犹太人民”中的先锋定居者榨取自然资源。此外，我从未想到那种可能，即以色列会成功地把超过50万人安置在新征服的地区，以复杂的方式将他们禁锢起来，使其不与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当地人接触，从一开始，整个民族事业都凸显出殖民的、族群中心的、隔离主义的特征。简而言之，我根本想不到，我的绝大部分人生会和一个老练而独特的种族隔离军事政权毗邻而居，“文明”世界则部分地由于自身内疚的良心，不得不对它妥协，并别无选择地支持它。

年轻的时候，我想象不到会有一场绝望的因提法达（Intifada，起义），对两次暴动的铁腕镇压，以及残酷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最重要的是，我用了很长时间才理解，犹太复国主义有关“以色列地”概念的力量与今日仍在形成中的以色列特性之间脆弱的关系，才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其先祖家园的被迫分离只是暂时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政治观念史和文化史学者，还没开始思考有关土地的现代神话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军事实力和民族化宗教结合后的狂喜所催生的那些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