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等为梦境，何处生天——“二梦”的荒诞意识

如果说《牡丹亭》传奇主要表现汤显祖对至情理想的追求，那么，《紫钗记》、《南柯梦》、《邯郸梦》三部传奇，尤其是后“二梦”，则主要表现了汤显祖对晚明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的强烈愤慨。

一、《紫箫记》和《紫钗记》

万历五年至七年（1577—1579）间，汤显祖以唐人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为题材，创作了《紫箫记》传奇，只写到三十四出，未能完成。在《紫钗记题词》（卷三三）中他说：

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于时也。记初名《紫箫》，实未成。

此作何以会引发“是非”、“讹言”，使参与者“有危心”，汤显祖语焉不详。据沈德符《顾曲杂言》云：“又闻汤义仍之《紫箫》，亦指当时秉国首揆，才成其半，即为人所议……”。正因如此，汤显祖才急于把未完之作付梓，让世人知道此作“无与于时也”。

《紫箫记》传奇在《霍小玉传》在基础上，多所改益。剧中如相会、观灯、成婚、中魁、出征、班师等情节，皆与原著大不相同。全剧情节平铺直叙，缺乏精彩的戏剧冲突。而曲词华美，文采绚丽，时人帅机就指出：“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也。”吕天成《曲品》卷下则肯定其“琢雕鲜美，炼白骈丽”，批评其“太曼衍，留此清唱可耳”。

万历十五年（1587），37岁的汤显祖在南京太常博士任上，将未完成的《紫箫记》改写成《紫钗记》传奇，全剧五十三出。此剧仍以《霍小玉传》为蓝本，却另出机杼，重新构置了戏剧冲突。作品写霍小玉与李益在上元节之夜相会，以坠钗、拾钗为契机，彼此产生爱慕之情。而后李益受卢太尉迫害，强赴边关，久久难归。霍小玉变卖首饰，祈求神佑，以至卖掉心爱的紫钗。剧中增加了反面人物卢太尉，使原作小玉痴情、李益负心的矛盾转变为男女爱情与强权势力的矛盾。卢太尉是强权势力的代表，他的权势相当于宰相，“坐掌朝纲，出入近乘舆”。他为了胁迫李益入赘为婿，恩威并施，手段险毒，想方设法迫害李益和霍小玉。剧末，汤显祖着重刻画了黄衫客形象，让他倚仗非凡的力量，把李益从劫持者手中夺回来，送还霍小玉。这一构思寄托了作家把希望寄托在下层侠义之士身上的空幻理想。

二、《南柯梦》和《邯郸梦》

万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600—1601），汤显祖在家隐居时，又连续创作了两部传奇，即《南柯梦》和《邯郸梦》（简称“二梦”），将笔锋转向广阔的社会政治。我认为，无论是把“二梦”判为人生如梦的形象展示，还是把它们说成是晚明宦场的生动写照，都未能切中汤显祖“曲意”的肯綮。前者被“二梦”中弥漫的“谈玄礼佛”的迷雾遮障了双眼，忽视了汤显祖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热切的人生关注；后者则热衷于文学与现实的影射比附，却无视汤显祖自由超越的审美思维。其实，正是晚明变动骚乱的社会所产生的以生活为梦魇的困惑心理和荒诞意识，促使汤显祖用超现实的荒诞形式来反映现实社会，表露现实感受。

《南柯梦》传奇共四十四出，取材于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见《太平广记》卷四七五引《异闻录》；《邯郸梦》传奇共三十出，取材于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见《太平广记》卷八二引《异闻集》。汤显祖在创作时虽然多有改编增饰之处，但却同样地继承了原故事的总体框架，即以人物之梦为中心情节，通过“怪怪奇奇，莫可名状”的写梦手法（卷三二《合奇序》），制造令人目眩的梦幻效果。

《南柯梦》传奇的主人公淳于棼被免职后，无聊醉卧，酣然入梦，为槐安国使者迎去，做了国王的驸马，出任南柯太守，入朝拜相，荒淫宫廷，最后被遣归家——醒来卧榻如初，窗下酒尚留余温。

《邯郸梦》传奇写吕洞宾在邯郸赵州桥北的一个小饭店里度脱卢生，让他高枕磁枕，沉睡入梦。梦中，卢生遍历了结婚、应试、治河、征西、蒙冤、贬谪、拜相、封公、病亡等一辈子宦海风波，五十年人我是非，一梦醒来，馔中黄粱尚未煮熟。

人生如梦，在中国古代是源远流长的人生哲学思想。因此，自从战国时期庄子在“庄周构蝶”的故事里，以梦境与现实的或即或离状态来怀疑现实、人生乃至人的主体存在以来，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即以梦境与实境的对比，来观照现实社会的荒诞，透示人生自我的虚无，从而召唤精神幻想的永恒。这一传统，由于佛教的输入和禅宗的盛行，在中唐以后，尤其对文人士大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在诗词、小说、戏曲中，人生如梦成为重要的文学主题。梦境的虚幻性、理想性和寓意性，既给人们以深刻的启发和强烈的警醒，也捎来了悠长深远的空幻感和虚无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二梦”正是人生如梦的传统主题的变奏。

但是，“二梦”的梦境描写，还仅仅是其荒诞意识的表层意蕴。实际上，汤显祖只是借助于梦境的外壳，来表达他对现实图景、人生状况和人性特征的独特感受和理解，这才是其荒诞意识的深层意蕴所在。

那么，“二梦”是怎样表现荒诞意识的呢？

首先，汤显祖在“二梦”中展示了一幅荒谬绝伦的现实图景，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用传统的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荒谬怪诞，然而又是那么冠冕堂皇；一切都是那么龌龊卑鄙，又是那么正大光明。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仿佛可以随意倒置，就像变戏法一样。

《邯郸梦》传奇里，婚姻犹如儿戏：破门而入的卢生，竟因情愿“私休”，由阶下之囚跃身为堂上娇客，与崔氏婚配。科举成为买卖：卢生在崔氏鼓励下，进京赴考，“将金赀广交朝贵，耸动了君王，在落卷中翻出做个第一”，居然成为状元。胡行竟得成功：卢生对河工一窍不通，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操办，用盐蒸醋煮的荒唐办法，居然破石开河，克奏奇功。而官场倾轧、宦途升迁更如风云变幻：卢生忽而受宠，忽而遭贬，忽而勒石纪功，忽而被判死刑，忽而流放边关，忽而位极人臣，尝尽了世态炎凉，受够了人情冷暖。

《南柯梦》传奇里，淳于棼刚新婚公主，做上“老婆官”，就无功受禄，被授为南柯太守。南柯治绩显著，官升左相，权盛一时。不料公主病殁，他的“裙带”一断，便颓然倒台了。“君心”翻覆，仕途沉浮，真如白云苍狗。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情节，大多是唐人小说中未尝描写或甚为简略的。而汤显祖匠心独运，以形象的画面表达了对荒诞现实的深刻感受。而且，这种荒诞感，在《邯郸梦》里较之《南柯梦》里更为强烈、更为鲜明，可以看出，在汤显祖的哲学意识中，荒诞感几乎是与日俱增的。《邯郸梦》所展现的卢生由布衣而登青紫，历宦海而几沉浮，终拜相而享福寿的梦中世界、枕里乾坤，不仅寓含着汤显祖对文人的人生追求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及其虚幻性和短暂性的清醒认识，而且包含着他对龌龊、黑暗、险恶、荒唐的官场况味的深切感受。

其次，汤显祖在“二梦”中表现了人在这个荒谬的现实中的荒诞的生存状态。人的主体性在荒诞的世界面前几乎微不足道。人的一切生存活动似乎是被习惯与本能牵动的盲目运动，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有意义的行动，可又终日忙忙碌碌。他只是一个牵线木偶，是谁在牵线？该如何动作？将发生什么？他一无所知，但却不能不活动着、活动着。

《南柯梦》传奇里，淳于棼不得不违心地做上“老婆官”，本是“酣荡之人，不习政务”，竟然能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以功升左丞相，本应更有所建树，孰料竟不由自主地日益腐化堕落起来，加上“君王国母宠爱转深，入殿穿宫，无所不听，以此权门贵戚，无不趋迎，乐以忘忧，夜而继日”，最后发展到同国嫂、郡主、皇姑三人在宫中花天酒地、淫乱无度的地步。他始终不明白，他为何会从嗜酒落魄的狂徒，变为清政抚民的纯吏，又沦为腐朽没落的权贵？在整个荒诞现实的制约下，他的主体能动性几乎丧失殆尽。

《邯郸梦》传奇里的卢生同样被卷入这种不可理喻的宦海波澜中，任其漂流，任其沉浮。只要一步入仕途，他就身不由己地要去钻营贿赂，逢迎公卿，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倾轧构陷，好大喜功，穷奢极欲。这是任何人为的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传统的修身养性、正己治国之说，在荒诞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而且，“二梦”还进一步表现出人一生的全部努力、全部追求，人所向往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毫无意义的。人在现实的生存中找不到意义，在世界上找不到归宿。他注定只能陷入或则麻木不仁、或则迷惘痛苦的境地。等待他的唯一结局只有死亡。要超脱死亡的唯一出路，只是甩手红尘，遁入虚无。“二梦”站在哲人的高度，把主人公追逐功名利禄的几十年光阴压缩为短暂的一瞬，以说明人生人世的荣华富贵，无非空幻如梦，根本不值得贪恋与追逐。在主人公入梦之前与出梦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变化：杯酒尚温，黄粱未熟。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的价值何在？人的理想何在？一切归于虚无。于是荒诞意识就升华为宗教意识。

在《南柯梦》传奇里，作者认为人世间的纷争如同蚁争一般毫无意义，“众生佛无自体，一切相不真实”，“诸色皆空，万法唯识”，人们终生追求的至境只能是“万事无常，一佛圆满”。淳于棼沉梦初醒后，经老僧契玄点破，方知所谓大槐安国就是庭院中一棵大槐树洞里的蚂蚁群。他顿然大彻大悟：“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等为梦境，何处生天？”（第四十四出《情尽》）于是参透情梦，遁入佛门。作者在《南柯梦记题词》（卷三三）中写道：

嗟夫！人之视蚁，细碎营营，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为居食事耳。见其怒而酣斗，岂不吷然而笑曰：“何为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视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

以“人之视蚁”与神之视人相比照，用以否定徒劳的人生和纷纭的世事，参透情梦，终归虚无。

《邯郸梦》传奇结尾，卢生梦醒后深深喟叹：“忽突帐，六十年光景，熟不得半箸黄粱！”吕洞宾片语点醒他：“都是妄想游魂，参成世界！”他才顿然彻悟：“人生眷属，亦犹是耳，岂有真实相乎？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第二十九出《生寤》）于是尽扫功名富贵之念，拜吕洞宾为师，云游四方，终登仙境。作者在《邯郸梦记题词》（卷三三）中说：

独叹《枕中》生于世影法中，沉酣啽呓，以至于死，一哭而醒。梦死可醒，真死何及……至乃山河影路，万古历然，未应悉成梦具。曰：既云影迹，何容历然？岸谷沧桑，亦岂常醒之物耶？第概云如梦，则醒复何存？所知者，知梦游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辩耳！

生与死，醒和梦，概无区别，但果真要抹杀“世界身器”，岂非令人令己都难以置信？

既然人生的探索追求都是徒劳无益的，于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存在便成为摆在汤显祖面前的严峻课题。在淳于棼和卢生的梦魇般的现实生涯中，汤显祖痛苦地看到了他所孜孜以求的“情”一旦沦为“矫情”后，将如何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导致人格的消失和人性的堕落。

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指出：

《邯郸》卢生，则奁具夤缘，邈功纵敌，而俨然功臣也。

的确，汤显祖一反常规，在《邯郸梦》传奇中没有以忠臣、孝子、节妇、义夫等作为传奇主角，而是让卢生这样一个随波逐流、狡诈机变的中庸之材取代了英雄的地位。卢生从来就机心叵测，行为不轨：他的钦点状元，是用钱买通皇亲贵族得到的；他在翰林院利用兼制诰职权，偷写夫人诰命，朦胧进呈，瞒过皇帝；河功成就，迎驾东巡，他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取悦“龙颜”；率师御边，他邀功纵敌，军务倥偬，还念念不忘在天山勒石记功；缠绵病榻之际，他仍大权独揽，军国大事俱决于床前；直到弥留之际，他因小妾所生幼子尚未受封，竟久久不得咽气……卢生仕途奔竞的丑态和势焰熏天的权欲，跃然纸上。但是，汤显祖又有意把卢生作为正面人物与权奸宇文融两相对立。卢生累建河功、边功，说明他并非碌碌无为、尸位素餐之辈。他因功被诬，险些斩首云阳，终竟流窜崖州，妻子没为官婢，这种功臣末路的描写也揭露了封建官场的翻云覆雨。在卢生的身上，杂糅着崇高的事功、悲惨的境遇和滑稽的行为、卑劣的心性，封建传统的理想人格已然不复存在了。

而《南柯梦》传奇里的淳于棼则展现了人性堕落的历程。他治理南柯二十年，取得卓著政绩，俨然是理想的清官良吏，士、农、商、妇为之歌功颂德，盛赞“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的太平景象。然而，当他被国王召回朝廷，加封左丞相后，他就不由自主地日益腐化堕落起来，嗜酒纵情，淫乱宫廷。淳于棼的善始而继之以恶终，表现了在浑浊的官场中的人格的扭曲、人性的堕落和灵魂的污染。汤显祖的用意似乎在暗示：整个封建统治集团、国家机器的黑暗腐败，就好比一口大染缸，甘为贪官污吏者固然永远沤烂于其中而不可自拔，即使是才干卓具的仁人志士，倘若淹留官场，也终竟逃脱不了被染黑、被沤烂的命运。症结不在个别官僚士大夫的道德品质，而在整个统治集团的政治风气。

如前所述，汤显祖曾将情分为善与恶两种，认为情之善者本源于“性”，是其正常形态；情之恶者悖逆于“性”，是其反常形态，因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势必导致“性”的扭曲和堕落，导致人格的毁灭和人性的荒诞。然而，人一旦涉足社会，情之恶者的滋生和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淳于棼和卢生不就是鲜明的例证吗？人不得不涉足社会，因而只能充当自己想象中要充当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本身又是假装的，是不符合本性的——这是多么令人困惑的悖论！要恢复本性，只有完全泯灭情，但这是可能的吗？因此，不仅人生的现实追求失去了一切真实的内容，而且人的精神存在也失去了一切真实的内容——作为一个人，无论是形而下抑或形而上，都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与蝼蚁无殊。这就是人的存在的荒诞性。

在“二梦”中汤显祖的荒诞意识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归根结底是晚明的荒诞现实和精神危机的映射，是封建社会信心动摇和幻想破灭的征兆。万历年间，荒谬绝伦的事情层出不穷。汤显祖屡次说：“……廊庙事，足为一吷”（卷四七《与汤霍林》）；“顾世局无一处非可笑，兹且日新”（卷四八《与岳石帆》）。“酒色财气”四病俱全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从万历十七年（1589）之后郊庙、朝讲、召对、面议均废，仅仅因“梃击”案召见群臣一次。内阁大臣张居正因“夺情”风波，残酷迫害反对者，不是廷杖，就是充军。但他死后不到两年，家产就被全行籍没，长子敬修被逼自杀，全家发配到烟瘴地南充军，报应竟如此之速！此外还有科举的营私舞弊，官场的党同伐异，士大夫的沉溺声色……神圣的儒学传统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和亵渎。一些思想敏锐的文人士大夫如李贽、徐渭、汤显祖者流，在脱离了熟悉的世界之后深感痛苦与恐惧，于是超越了具体的历史社会范畴，直接向人的存在本身发问，产生了像《南柯梦》与《邯郸梦》所表现的荒诞意识。“二梦”之所以在晚明、清代历久不衰地演出，其深潜原因，不就是因为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从“二梦”中观照到荒诞的社会现实，感受到虚无的人生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