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日内瓦
博尔赫斯有张照片，大约拍摄于1980年代初，在他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日内瓦并死于日内瓦的一两年前，他说日内瓦这座城市，是他的“故乡”之一
。在这张照片中，你可以看到他已近乎全盲，你可以感受到盲目如何是一座监狱——他经常在其诗作中提到的那种监狱。同时，照片中他的脸，是一张居住着许多其他生命的脸。那是一张满是友伴的脸；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带着他们的爱憎情仇透过他那几乎不具视力的双眼诉说着。一张欲望无尽的脸。那是一幅肖像，标着“匿名”，提供给成百年成千年的诗人。
日内瓦是座复杂矛盾、难解如谜的城市，像个活生生的人。我可以帮她填写一张身份证。国籍：中立。性别：女。年龄：（判断受到干扰）看起来比实际小。婚姻状况：离异。职业：观察员。生理特征：因为近视而略微弓身。整体概述：性感而隐秘。
在欧洲其他城市中，有着同样令人屏息的自然条件的，只有托莱多（这两座城市本身截然不同）。然而想起托莱多，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格列柯画笔下的这座城市；可是从来没有哪个人为日内瓦画出这样的画，她的唯一象征，是从湖里向上喷射而出、像个玩具似的大喷泉，她把这个喷泉当成卤素灯，关关开开。
在日内瓦的天空中，云随着风——其中寒风与焚风是最为恶名昭著的两股——自意大利、奥地利、法国，或北边的德国莱因河谷、荷比低地和波罗的海而来。有时，它们甚至是从北非和波兰远道而来。日内瓦是个聚合之地，而她自己深知这点。
几百年来，路经日内瓦的旅行者们，把他们的信件、指南、地图、名单、便条都留在了这里，由日内瓦转交给其他后来的旅行者。她带着好奇与骄傲的混杂心情将它们一一遍览。那些过于不幸而无法出生在我们城镇的人，她总结道，显然只能活在他们的每一分热情当中，而热情是一种令人盲目的不幸。她的邮政总局设计得有如大教堂一般宏伟。
20世纪初，日内瓦是欧洲革命家和阴谋家的定期聚会点——就像今天，她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汇聚之所一样。她还是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国际劳工局、世界卫生组织和基督教普世教会协会的永久会址。这里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是外国人。有两万五千人在没有身份证件的情况下在此生活、工作。单是联合国的日内瓦分部，便雇用了二十四名全职人员，仅仅是负责把档案、信件从一个部门拿到另一个部门。
对那些革命阴谋家，那些忧虑不安的国际谈判代表，以及今日的金融黑手党人，日内瓦已经提供了并且将继续提供给他们安宁平静，她那尝起来像化石海贝的白酒，她的湖上之旅、雪景、漂亮的梨子、映在水面的落日、一年中至少一见的枝头白霜、全世界最安全的电梯、来自她湖中的北极鲜鱼、牛奶巧克力，以及一种源源不断、低调朴素而又优雅完满以至于变成一种情色挑逗的舒适。
1914年那个夏天，博尔赫斯十五岁，全家人在离开阿根廷客居日内瓦期间，发现他们自己被刚刚爆发的战争困在了这座城市里。博尔赫斯进了加尔文学院。他妹妹就读于艺术学校。他们在费迪南德·霍德勒街（Rue Ferdinand-Hodler）有间公寓，很可能，博尔赫斯就是在行走于加尔文学院与霍德勒街之间的路上时，写出他的第一批诗作。
日内瓦人经常对他们的城市感到厌倦，满怀深情的厌倦——他们并不梦想挣脱她的束缚，离开她去寻找更好的居所，相反的，他们以纵横不绝的四处行旅来寻找刺激。他们是冒险犯难、坚韧不拔的旅行者。这座城市充满了旅行者的传奇，在晚餐桌上乐道传诵——她以惯常的一丝不茍安排装饰着这些餐桌，如同以往一般不带丁点错误，每道菜肴总是准时备好，伴着一抹态度含糊的笑容端呈上来。
虽然她直接继承了加尔文的血脉，但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无法令她震惊。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诱她、打动她，或者该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明显地引诱她、打动她。她把她隐秘的热情（她当然有）严严实实地隐藏着，只有少数人可以窥见领会。
在日内瓦南边，贴近隆河（Rhône）流出湖泊之处，有几条窄窄的、短短的笔直街道，建有一栋栋四层楼房，这些房子建于19世纪，最初作为住宅公寓。其中有些在日后变成办公室，有些至今仍作为公寓使用。
这些街道像巨大的图书馆里贯穿于书架之间的一条条廊道。从街上看去，每一列紧闭的窗都是另一排书架的玻璃门。而一扇扇紧掩的漆头前门，则是图书馆的目录卡片柜抽屉。在它们的墙壁背后，一切都等待着人们阅读。我把这些街道称为她的档案街。
它们与这城市的官方档案无关，那些委员会报告、备忘录、正式决议、数百万会议记录、无名研究员的种种发现、极端的公开诉求、页边还带着爱语涂鸦的演讲初稿、准确到必须埋掉的预言、对口译员的抱怨以及绵延不绝的年度预算——所有这些全都储藏在别处的国际组织办公室中。在档案街的书架上等待人们阅读的，尽是些个人私密、没有前例且无关紧要的东西。
档案室不同于图书馆。图书馆是由装订成册的书籍构成的，这些书籍的每一页，都经过反复的阅读与校订。至于档案，则往往是最初被丢弃或放在一边的纸页。日内瓦的热情，就是去挖掘、编目和检视这些被放在一边的东西。难怪她会近视。难怪她会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对抗怜悯，即便在睡梦之中。
比方说，该怎样给一张从台历上撕下的、日期包括1935年9月22日星期天到10月5日星期六这两个礼拜的纸片编目呢？在两个星期的两栏之间、留给人们注记的小小空间里，写着十一个字。字迹歪斜、潦草、未经思索。也许是个女人写的。那些字翻译过来是：整夜，整夜，明信片上是什么。
日内瓦的热情带给她什么？这热情缓解她永不满足的好奇。好奇与探人隐私或散布流言——或只有一点点。她既非门房也非法官。日内瓦是个观察员，单纯地着迷于人类的各种困境与慰藉。
无论面对何种情境，无论它多么骇人听闻，她都能低声说出“我知道了”，然后温柔地加上一句：在这儿坐一下，我去看看能给你拿点什么过来。
猜想不出她会从哪个地方拿来她将拿来的东西，书架、药箱、地窖、衣橱，还是她床头柜的抽屉。而奇怪的是，正是她将拿来的东西取自何处这个问题，让她显得性感无比。
博尔赫斯十七岁那年，他在日内瓦的一次经验，深深影响了他。他一直到很后来，才和一两位朋友谈起这件事。那年，他父亲决定，这是他儿子失去童贞的最好时机。于是，他帮他安排了一名妓女。一间位于二楼的卧室。一个晚春的午后。就在他家附近。也许是布德弗广场（Place du Bourg-de-Four），也许是杜福尔将军路（Rue de Génénal-Dufour）。博尔赫斯可能把这两个名字搞混了。但我会选择杜福尔将军路，因为那是一条档案街。
十七岁的博尔赫斯，与那名妓女面对面，害臊、羞愧，以及怀疑父亲也是这女人恩客的念头，令他瘫痪。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身体总令他悲伤苦恼。他只在诗作中褪去衣衫，而诗作，同时也是他的衣衫。
在杜福尔将军路的那个午后，当女人注意到这名年轻男子的悲伤苦恼时，她随手拿了件罩衫往雪白的双肩上一披，略略屈身，向房门走去。
在那儿坐一下，她温柔地说道。我去看看能给你拿点什么过来。
她给他拿来的，正是她在其中一间档案馆里发现的某样东西。
许多年后，博尔赫斯当上地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他的想象力变成不知疲劳的收集者，孜孜不倦地收集着被搁在一旁的物件、被撕碎的内情笔记，以及误植错置的残篇断简。他最伟大的诗作，正是这类收集的品项目录：某个男子对一名三十年前离开他的女子的记忆，一只钥匙环，一副纸牌，一朵压在书页之间的枯萎紫罗兰，一张吸墨纸上的反写信件，被其他书册掩藏遮挡的倒倾书籍，一个男孩万花筒中的对称玫瑰，当灯光在狭窄廊道中熄灭时的特纳色彩，指甲，地图集，尾端逐渐灰白的八字胡，阿耳戈斯之桨……
“在那儿坐一下，我去看看能给你拿点什么过来。”
去年夏天，当布什和他的军队加上石油公司和它们的顾问团正在摧毁伊拉克的同时，我和女儿卡佳（Katya）在日内瓦碰了面。我告诉卡佳我在里斯本遇见了我母亲。母亲在世时，和卡佳之间有一种莫逆知心的情感，她们共同分享着某种非常深沉的东西，某种无须讨论便可心领神会的默契。她们两人都认为，想要在别人指定的地方寻找生命的意义，只是一种徒劳。唯有在秘密当中，才能挖掘到意义。
听完发生在里斯本的故事后，卡佳提议道：奶奶拜托你的事，可以从博尔赫斯开始！为什么不呢？你引用他，我们讨论他，我们还常说要去拜访他的墓园，你都还没去过呢，我们一起去吧！
她在日内瓦大剧院（Grand Théâtre）工作，我骑摩托车到那里接她。我刚把引擎熄灭，双脚放下，立刻就被热气弄得窒息。我脱下手套。街上几乎没有车辆行人。在这盛夏时节，市中心的每个人都走了。少数几名行人，差不多都上了年纪，全踩着梦游者的缓慢步调。他们宁可待在外头，也不愿留在公寓里，因为独自面对这样的懊热，会让人更加窒息。他们漫步，他们静坐，他们给自己扇风，他们舔着冰淇淋或啃着杏子（这年夏天的杏，是近十年来最好的）。
我摘下头盔，把手套塞进去。
基于某种特殊原因，即便是在盛夏最酷热的时节，摩托车骑手依然会戴上轻质皮手套。名义上，手套是为了滑倒时可以提供保护，并把双手和握把上的湿黏橡胶隔离开来。然而更要紧的原因是，手套能让双手免受酷寒气流的吹刮，虽然暑热让这股气流变得宜人多了，但还是会让触觉迟钝。摩托车骑手戴上夏季手套，是为了享受精准的乐趣。
我走到舞台后门，说要找卡佳。接待人员正在喝罐装冰红茶（桃子口味）。剧院关闭了一个月，此时只留下最基本的工作人员。
在那儿坐一下，接待人员温柔地说着，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她。
卡佳的工作是撰写节目介绍，向各级学生解释歌剧和芭蕾——包括加尔文学院的学生。她从办公室跑下楼时，身上穿着炭黑色和白色的印花夏装。如果博尔赫斯站在这里，将只能看到一片模糊晃动的灰影。
我没让你等太久吧？
根本没有。
你想去参观舞台吗？我们可以爬到最顶层，很高喔，然后俯瞰整个空荡荡的剧院。
有件事是关于空荡荡的剧院的……
没错，它们是满的！
我们从一道像是户外逃生梯的金属阶梯开始爬。在我们上面，有两三名舞台工作人员正在控制灯光机器。她向他们挥手。
他们请我上去，她说，我跟他们说，我会带你一起去。
他们也跟她挥手，笑着。
稍后，等我们爬到他们那层时，其中一人对卡佳说：嗯，看来你已经有个爬高的好头脑啰。
而我在心里想着，这辈子我到底参与过几次这样的仪式，这种男人向女人展示工作中某种特殊小危险的仪式（如果危险性过高，他们就不展示了）。他们想让她印象深刻，他们想得到崇拜。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扶着女人，告诉她应该踩哪里，或该怎么弯身。这还有另一种乐趣。这套仪式扩大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而希望的翅膀，就在这扩大的差异中拍动。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这套程序会让人有种变轻变亮的感觉。
现在我们多高？
将近一百米，宝贝儿。
我们听见非常轻微的颤音从某间彩排室传来，是一名女高音正在吊嗓。电池照明灯昏暗微弱，在远离光源之处，所有东西都笼罩在漆黑一片之中，除了一扇打开的门，比地窖口大不了多少，在很远很远的下方，舞台后面。阳光透过它流泻进来。它之所以开着，无疑是为了放进些许空气。舞台工作人员穿着短裤和背心，我们汗流浃背。
女高音开始唱咏叹调。
贝里尼的《清教徒》（I Puritani），最年轻的舞台工作人员宣布。上一季演了八十场！
O rendetemi la speme
O lasciatemi morir ...
再给我一次希望
或让我死……
舞台就像干船坞，卡佳和我沿着其中一条桥梁走过。悬挂在桥梁上，平行排开，笔直垂降到台板的，是油漆好的本季全部剧目的舞台装置。
一盏聚光灯的光束穿过台板；女高音的歌声，因为某种原因，停在曲中，就在这时，我们看见一只鸟，穿过打开的门，低低地飞了进来。
它在黑暗的空间里回旋了好几分钟。然后栖息在一条钢缆上，充满迷惑。我们发现它是一只椋鸟。它飞向一盏盏灯光，相信它们是通向阳光的出口。它已忘记或再也找不回刚刚飞进来的入口。
它飞翔在垂挂的背景间：海洋、山脉、西班牙客栈、德国森林、皇宫、农民婚礼。它一边飞，一边叫着“提却！提却！”它的叫声越来越尖，因为它越来越确定自己已陷入网罗。
陷入网罗的鸟需要所有东西变黑，除了它的逃亡路径。但这情形并未发生，于是那只椋鸟不断冲撞着墙壁、帘幕和画布。提却！提却！提却！
歌剧院有一则古老的迷信，如果有鸟死在舞台上，房子就会着火。
那位彩排中的女高音，穿着长裤T恤，爬上舞台。也许有人告诉了她那只鸟的事情。
提却！提却！卡佳模仿着它的叫声。女歌手向上看，接近它。她也模仿起八哥的叫声。鸟儿回应着。女歌手修正她的音调，两者的叫声变得几乎无法分辨。鸟儿朝她飞来。
卡佳和我连忙冲下金属阶梯。当我们打舞台工作人员旁边经过时，一个年轻人跟卡佳说：以前都不知道原来你是个歌剧女伶啊！
在街道外边的剧院转角处，有扇小门开着，女高音双手交握胸前，不断唱着：提却！提却！那些吃着冰淇淋和杏子的老人家聚集在她身边，没半点惊讶。在这样的酷暑中，在一座被遗弃的城市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们先去喝杯咖啡吧，卡佳说，然后去墓园。
她找了一个充满阳光的位置。我坐在阴影下。我们听见远处的鼓掌声。也许那只鸟已经飞走了。“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告诉别人，”她说，“谁会相信我们呢？”
墓园有辽阔的草坪和高大的树木。一只画眉挑剔地停在某块新刈的草地上。我们向一个园丁问路，他是个波斯尼亚人。
终于，我们在很远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的墓。一块简单的墓碑，一方砾石铺地，砾石地上摆了一只条编篮子，里面是泥土和一株浓密、小叶、极深墨绿色的浆果灌木。我一定得找出它的名字，因为博尔赫斯喜爱严谨；严谨让他在写作时有机会精准地着陆在他所选定的位置。他一生不断饱受中伤和痛苦地在政治中迷失，但这从未出现在他写下的书页上。
Debo justificar lo que me hiere.
No importa mi ventura o mi desventura.
Soy el poeta.
我应该为损害我的一切辩解。
我的幸或不幸无关紧要。
我是诗人。
那株浓密墨绿的灌木，根据波斯尼亚园丁的说法，叫做Buxus sempervivensy（一种黄杨木）。我本可以认出它。在上萨瓦省的村落里，人们会拿这种植物的小枝浸蘸圣水，为列置床榻的挚爱亲友的躯体最后一次轻洒祈福。因为匮乏的缘故，它成了一种圣树。在这一地区，每逢圣枝主日总没有足够的柳树可供使用，于是萨瓦人就开始以这种长青的黄杨木取而代之。
墓碑上写着：他死于1986年6月14日。
我们两人静静站在那儿。卡佳的手提袋背在肩上，我抓着黑色头盔，里面塞着我的手套。我们屈身蹲在墓碑前。
墓碑上有一幅浅浮雕，刻着一群人站在一个看似中世纪船只的东西里。抑或其实他们是在陆地上，因为他们的战士纪律才如此紧贴而坚定地站立在一起？他们看起来很古老。墓碑背面是另一群战士，握着矛或桨，自信昂然，随时准备着驰骋疆场、穿渡恶水。
在博尔赫斯回到日内瓦等待辞世时，陪伴他身边的是玛丽亚·儿玉（María Kodama）。在1960年代早期，她是他的学生之一，研究盎格鲁-撒克森文学和北欧文学。她的年纪只有他的一半。他们结婚时，也就是他死前八周，他们搬离了情人塔路（Rue de la Tour-Maîtresse）这条档案街上的一家旅馆，住进她找到的一间公寓。
这本书，他在一篇献词中写道，是你的，玛莉亚·儿玉。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这个题词包含了薄暮之光，奈良之鹿，孤独之夜和稠密之晨，分享之岛，海洋，沙漠，花园，忘却湮没和记忆扭曲的种种，伊斯兰宣礼人的高亢呼声，霍克伍德之死，一些书和版画，一定要吗？……我们只能给予已经给予的东西。我们所能给予的，都是已经属于别人的东西！
一个年轻人用婴儿车推着孩子走过，那时，卡佳和我正在研究刻于碑铭上的是哪种文字。小男婴指着一只昂首向前的鸽子，发出喜悦洋溢的笑声，没错，肯定是他让小鸟飞走的。
我们发现，刻在墓碑前面的四个字是盎格鲁-撒克森文。And Ne Forhtedan Na。切勿恐惧。
一对男女朝墓园小径远处的一张空长椅走去。他们犹豫了一下，然后决定坐下。女人坐在她男人的膝盖上，面向他。
墓碑背面的文字是北欧文。Hann tekr sverthit Gram ok leggr i methal theira bert．他拿过格兰神剑，把出鞘的剑搁在他们之间。这句子出自一则北欧萨迦，多年来，儿玉和博尔赫斯一直钟爱这个故事，用它逗趣。
在碑文的最底端，接近草皮之处，写着：乌尔里卡致哈维尔·奥塔罗拉。乌尔里卡是博尔赫斯临时取给儿玉的名字，哈维尔则是她临时取给他的。
真是不应该，我在心里想着，我们居然没带花来。接着，我起了个念头：没有花，那就留下我的一只皮手套吧。
驾着除草机的园丁越来越近了。我听见二冲程引擎的声音，闻到刚刚刈下的青草的味道。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气味能像刚刈下的青草那样让人联想起“开始”：清晨，童年，春天。
The memory of a morning.
Lines of Virgil and Frost.
The Voice of Macedonio Fernándéz.
The love or the conversation of a few people.
Certainly they are talismans, but useless against
the dark I cannot name.
the dark I must not name.
清晨的回忆。
维吉尔和弗罗斯特的诗。
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声音。
几个人的爱或交谈。
当然，它们是护身符，但无力对抗
我无法名状的黑暗。
我不可名状的黑暗。
我开始揣度思量。手套只会让人觉得像是某个人不小心掉在这里的！一只掉落的皱巴巴的黑色手套！它没有任何意义。算了吧。还是改天再带束花过来。什么花呢？
O endless rose, intimate, without limit,
Which the Lord will finally show to my dead eyes.
噢无尽的玫瑰，亲密的，无所限制的，
上帝终将展示给我那死去的双眼。
卡佳带着探询的眼光看着我。我点点头。是该走了。我们缓缓朝大门走去，谁也没说话。
你们找到了吗？波斯尼亚园丁问。
多亏了你，卡佳回答。
家人？
是的，家人，她回答。
剧院外面一片平静，八哥飞进去的那扇门已经关上。我把摩托车停在卡佳的女式小摩托旁边。她去拿她的头盔。我也准备戴上我的头盔，就抽出里面的手套。只有一只。我又看了一次。只有一只。
怎么了？
有只手套不见了。
一定是不小心掉了，我们回去找，只要一小会儿。
我把刚刚站在墓碑前的念头告诉了她。
你低估他了，她一脸阴谋地说，大大低估他了。
我们大笑，我把剩下那只手套塞进口袋，她爬上后座。
灯光大多是绿的，我们很快越过了隆河，把城市撇在身后，顺着减速弯道迂回骑向隘口。温热的空气疾拂过我赤裸的双手，卡佳随着车的转弯而倾身。我想起她最近是怎样在一条短信里向我提到了爱利亚的芝诺：运动的东西既不在它所在的空间之中，也不在它不在的空间之中；对我而言，这就是音乐的定义。
我们创造了某种音乐，直到我们抵达镰刀隘口（Col de la Faucille）。
我们在那儿停下车，朝向阿尔卑斯山俯瞰湖水，还有日内瓦城和其中的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