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里斯本
在里斯本某广场中央，有棵名叫卢西塔尼亚（Lusitanian）的丝柏树，“卢西塔尼亚”这个词的意思是：葡萄牙人。它的枝桠并非朝天空伸展，而是在人力的驯诱下水平向外舒张，舒张成一把巨大、绵密、异常低矮的绿伞。直径二十米的伞盖，轻轻松松就将百余人收纳进它的庇荫之下。支撑树枝的金属架，围绕着扭绞纠结的庞大树干排成一个个同心圆。这棵丝柏起码有两百岁了。它旁边立着一块官方告示牌，上面有一首过路人写下的诗。
我停下脚步，试着辨认其中几行：
……我是你锄头的柄，是你家屋的门，是你摇篮的木，是你棺材的板……
广场的另一处，一群小鸡在蓬乱的草地里觅啄虫子。几张桌旁，男人正玩着sueca牌
，每个人仔细挑选纸牌，然后放在桌上，带着精明又认命的表情。在这儿，赢牌乃是静静的愉悦。
五月的末尾天气炎热，兴许有二十八摄氏度。再过一两个礼拜，从某种意义上说始于塔古斯河彼岸的非洲，就会出现在遥远而又清晰可见的距离之内。一个老妇人带着一把伞寂然不动地坐在一把公园长椅上。是那种引人目光的寂然不动。她这般坐在公园长椅上，打定主意要人注意到她。一个男子拎着公文包穿越广场，带着每天每日往赴约会的神情。然后，一位面容悲伤的女子抱着一只面容悲伤的小狗经过，朝自由大道走去。长椅上的老妇人依然维持着她那展示性的寂然不动。那姿势究竟是摆给谁看呢？
就在我喃喃自问时，突然间，她站起、转身，拄着雨伞，向我走来。
远未看清她的脸庞时，我就已经认出了她的步伐。那是一个人早已期待到达、期待坐下来的步伐。那是我的母亲。
我时常梦见，我必须打电话到父母的公寓，告诉他们，或请他们转告其他什么人，我要晚点儿到，因为我错过了联运车。我想提醒他们，我不在这个时刻我应该在的地方。梦中的细节每次都不同，但我要告诉他们的主题全都一样。还有一点也一样，我总是没把电话簿带在身上，而且不管我怎么想，都记不起他们的电话号码，不管试了几次，总没一次是对的。这倒是和梦醒时的情况相符合，我的确已经把那栋公寓的电话给忘了，我父母在那栋公寓住了二十年，对它我也一度稔熟于心。不过，我在梦中也忘了他们早已离开人世。父亲二十五年前撒手人寰，母亲十年后随他而去。
在广场上，她挽着我的手臂，像说好似的，我们横穿街道，慢慢往“水之母”的阶梯顶端走去。
约翰，有件事情你不该忘记——你已经忘记太多事情了。这件事你该牢牢记住：死者不会待在他们埋葬的地方。
在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她没有看着我。她聚精会神地盯着我们前方几米的地面。她担心跌跤。
我说的可不是天堂。天堂哪儿都不错，但我要说的刚巧是别的什么！
她停下来，咀嚼着，仿佛其中有个字包了一层软骨，得多嚼几回才能咽下。然后她继续道：
人死了以后，可以选择在这世上想住的地方——如果始终假设他们会留在这世上的话。
你是说，他们会回到某个生前让他们觉得愉快的地方？
这时，我们已站在阶梯顶端。她左手扶着栏杆。
你以为你知道答案，你总是这样。你原本应该多听你爸的话。
他对很多事情都有答案。我今天才了解到。
我们往下走了三阶。
你亲爱的爸爸是个充满疑惑的人，就是因为这样，我得时时跟在他后面。
帮他揉背？
还有别的，这个也算是吧。
又往下走了四阶。她放开扶栏。
死者怎么选择他们想住在哪里？
她没回答，而是拢了拢裙子，坐在下一层阶梯上。
我选了里斯本！她说，那口气，像是在重复一件显而易见的事。
你来过这里吗——我犹豫着该用哪个词，因为我不想太过凸显其中的差别——以前？
她再次忽略我的问题。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以前我没告诉你的事，她说，或是你已经忘记的事，此时此地你可以问我。
但我发现，你基本什么也没跟我说。
谁都会“说”! “说”! “说”！我“做”别的。她示范般地望向远方，望向塔古斯河彼岸的非洲。不，之前我从未来过这儿。我“做”别的，我给你“看”。
爸也在这儿？
她摇摇头。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没问他。我猜他可能在罗马。
因为教廷？
她第一次看着我，眼中闪耀着玩笑得逞的小火光。
才不是，是因为那些桌布！
我用胳膊揽住她。她轻轻将我的手从她的胳膊上移开，但仍握在她手中，然后缓缓地将我俩的手放到石阶上。
你在里斯本住多久了？
你不记得我提醒过你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吗？我告诉过你它就会像这样。超越了日日月月，超越了岁岁年年，超越了时间。
她再次凝视着非洲。
所以时间不作数，地方才作数？我说这话来揶揄她。我年轻的时候很爱揶揄她，她也习惯于此，默许之，因为这让我俩都想起一段逝去的悲伤往事。
小时候，她的笃定明确经常激怒我（与我们争辩的内容无关）。因为，至少在我眼中，那种笃定明确泄漏出在她虚张声势的口气背后，她是多么的脆弱和犹豫，而我希望她是无坚不摧的。于是，举凡是她用坚定无比的口气谈论的东西，我都会一概予以反驳，希望这样我俩能发现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凭借彼此信任而共同质疑的东西。但事实上，我的反击只会让她变得更脆弱，然后，我俩就会疲惫无助，陷入永劫与哀恸的漩涡，只能无声地呼喊天使，求他来拯救我们。但不管怎样天使也没有到来。
这里至少有只动物可以帮我们，她说，眼睛盯着一个她以为是一只正在晒太阳的猫的东西，在十个台阶以下。
那不是猫，我说。那是一顶旧皮帽，一顶筒状的波兰骑兵帽。
就是这样我才吃素，她说。
你很爱吃鱼吧！我争辩道。
鱼是冷血的。
那有什么不同？原则就是原则。
约翰啊，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画线问题，你得自己决定你要把线画在哪里。你不能帮别人画那条线。当然啦，你可以试试，但不会有用的。遵守别人定下的规矩可不等于尊重生命。如果你想尊重生命，你就得自己画那条线。
所以时间不作数，地方才作数？我又问了一次。
不是任何地方，约翰，是相遇的地方。这世界还留着有轨电车的城市已经不多了，对吧？这里，你总能听到它们的声音，除了深夜那几个小时。
你睡不好吗？
在里斯本市中心，几乎没有一条街上听不到电车的声音。
那是194号电车，没错吧？每周三我们都会搭这趟车从克罗伊登东去克罗伊登南，然后再搭它回来。我们会先去萨里街（Surrey Street）的市场买东西，然后走到戴维斯影院，那里有一架电子琴，那人一弹它就会变颜色。那班电车是194号，不是么？
我认识那个琴师，她说，我在市场帮他买过芹菜。
你还买腰子呢，虽然你吃素。
你爸早餐喜欢吃腰子。
和利奥波德·布卢姆一样。
别炫学了！这儿没人会注意到。你老是想坐在电车的最前面，楼上的。没错，那是194号。
爬楼梯时你就总是抱怨说：哎哟，我的腿，我可怜的腿！
你想坐在楼上的最前面，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假装在开车，而且你想要我看着你开。
我喜欢那些角落！
里斯本这里的栏杆可是一样的喔，约翰。
你还记得那些火花吗？
在那些该死的下雨天，记得。
看完电影后开车感觉最棒了。
我从没见过哪个人看起来像你那么难受，老是坐在椅子边儿上。
在电车上？
在电车上，在电影院也是。
你常在电影院里哭，我对她说。你有个习惯，老是揩眼角。
就像你开电车，一开就刹车！
不，你是真哭，大多数时候都这样。
我可以跟你说件事吗？我想你之前注意过圣胡斯塔高塔吧？就是下面那个。它归里斯本电车公司所有。塔里面有座升降梯，但那座升降梯真正说来哪儿也不到。它把人载上去，让他们在平台上瞭望四周，然后再把他们载下来。那是电车公司的。现在啊，约翰，电影也可以做同样的事。电影也可以把你带上去，然后再带回原来的地方。这就是人们在电影院里哭泣的原因之一。
我本以为——
别以为了！人们在电影院里哭泣的理由，就跟买票进去的人数一样多。
她抿了抿下嘴唇，每次擦完唇膏她也会做这个动作。在“水之母”阶梯上方的一座屋顶上，有个女人正一边唱着歌，一边把床单夹在晒衣绳上。她的声音忧郁悲伤，她的床单雪白闪亮。
我第一次来里斯本时，母亲说，就是乘圣胡斯塔的升降梯下来的。我从没乘它往上升喔，你明白吗？我是乘它下来的。我们全都是这样。这就是它建造的目的。它用木头做衬里，就像铁路的头等车厢一样。我看过我们中有一百个人乘它。它是为我们建造的。
它只能载四十个人，我说。
我们又没重量。你知道，当我踏出升降梯时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吗？一家数码相机店！
她站起身，开始回头爬上楼梯。不用说，她爬得有点喘，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也为了鼓励自己，她双唇间吹出长长的嘘声，嘴唇撅着，像吹口哨似的。她是第一个教我吹口哨的人。终于，我们到了顶端。
我暂时不打算离开里斯本，她说。我正在等待。
她随即转过身，朝她刚刚坐着的长椅走去，然后，那座广场变得宛如展示品般寂然不动，这样寂然不动直到她终于消失。
接下来几天，她始终没有现身。我在这座城市里四处游逛，观看、作画、阅读、交谈。我不是在找她。不过，时不时地，我会想起她——通常是因为某种半隐半现的东西。
里斯本这城市和有形世界的关系，与其他城市都不同。它玩着某种游戏。这座城市的广场和街道铺着白色和彩色小石块组成的各式图案，仿佛不是道路，而是天花板。城市的墙，不论室内户外，放眼所及，都覆满了著名的azulejos瓷砖。这些瓷砖诉说着世上各种精彩绝伦的可见事物：吹笛的猴子、采葡萄的女人、祈祷的圣者、大洋里的鲸鱼、航行中的十字军、大教堂的平面图、飞翔的喜鹊、拥抱的恋人、温驯的狮子、身披豹纹斑点的莫里亚鱼。这座城市的瓷砖，吸引着我们去注意周遭的有形世界，去留心那些可见的事物。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出现在墙面、地板、窗子四围和阶梯下面的装饰，却又诉说着一个不同的、完全相反的故事。它们那易碎的白色釉面、那朝气蓬勃的色彩，还有黏覆四周的灰泥、不断重复的图案，桩桩件件都强调了这个事实：它们掩盖着某种东西，不管藏在它们下方或背后的究竟是什么，都可以永远地隐藏下去，在它们的掩护之下，永远隐匿不见！
当我走在街上，看着那些瓷砖，它们就像在玩纸牌似的，盖住的牌远比掀开的多。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发牌、一局又一局的牌戏间，行走、攀爬、转身，然后，我记起她玩牌时的毅力。
这城市究竟是建立在几座山丘之上，对于这个数字，始终莫衷一是。有人说七座，就像罗马一样。有人不以为然。但无论几座，这座城市的中心都是建立在一片峭拔险峻的岩石地上，每隔个几百米就要升降起伏。几百年来，这座城市起伏的街道采用了各种手段来消除这令人晕眩的地形：阶梯、围地、平台、死巷、衣物晾晒成的帘幕、落地窗、小庭院、扶手栏、百叶窗；每样东西都用来遮阳挡风，用来模糊室内与户外的界限。
没有什么能引诱她走进距悬崖边不到五十米的地方。
穿梭在阿尔法玛区的楼梯、观景台与晾晒的衣物之间，我好几次迷失了自己。
有一回，我们打算离开伦敦，但走错了路。父亲停下车，打开一张地图。我们开得太远、太远了，太往西边了。母亲说。我的方向感很好。有个摸骨师跟我讲过不止一次。他兴许是从这里摸出来的。她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那时，她有一头让她总是很不自在的美丽秀发。他说，我头骨的“地点隆起”就在这儿。
再也不会有人把摸骨师的话当真了。我在后座反唇相讥。他们原先就是一撮秘密法西斯分子。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不能用一把钳子来测量人的天赋。再说，他们的标准是打哪儿来的？当然啦，来自希腊人。狭隘的欧洲人。种族主义者。
那个摸我头的是个中国人。她嘟哝着。
他们只把人分成两类，我说，纯粹的和堕落的！
反正他们对我的说法就是正确的！我就是有一块很好的“地点隆起”！我们开太远了，好几英里前我们就该左转，就在刚刚看到那个一条腿也没有的可怜人那里。现在我们只能继续往前开——没地方可掉头，太迟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在下个路口左转。
太迟了！是她的经典口头禅之一。每次听到，我必然怒火满腔。随便一件事，或许琐碎或许重大，说不准就能让她冒出这句话来。但这句话在我看来似乎与事件无关，而涉及时间折叠的方式——那是我在大约四岁时开始注意到的一件事——这种折痕确保了有些东西可以挽救，有些则不能。她会轻轻念出这三个字，不带一丝哀怨，简直像在报个什么东西的价钱。我的怒火有部分就冲着这种冷静而来。也许正是她的这份冷静，再加上我的愤怒，才决定了我后来要研究历史。
想起这些的当口，我正坐在阿尔法玛区一家拖车大小的酒吧里喝一小杯浓烈刺激的咖啡。我注视着其他客人的脸庞，他们全都超过五十岁，以同样的方式历经风霜。里斯本人老爱谈论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他们管它叫saudade，通常翻译成怀旧（nostalgia），但其实并不贴切。怀旧隐含着一种安适惬意，即便懒散如里斯本也无缘享受。维也纳才是怀旧之都。里斯本这城市，从来就饱受狂风吹袭，至今依然，这里留存不下怀旧之情。
Saudade，当我喝下第二杯咖啡，看着一个喝醉的人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把他正在讲述的正确无误的故事像一摞信封似的叠放在一起时，我确定，它是一种怒火攻心的感觉，就是当你不得不听有人过于冷静地说出太迟了这三个字时那种怒火攻心的感觉。而“法朵”就是它令人永难忘怀的音乐。也许对死者而言，里斯本是一个特别的停靠站，也许在这里，死者可以比在任何其他城市更加卖弄自己。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塔布其，他深爱着里斯本，曾在这里和死者待了一整天。
接下来那个礼拜天，我在下城区，正穿过巨大的商业广场（Praça do Comécio）。下城区是这座老城唯一一块平坦低矮的地方。三面由著名的山丘环绕，第四边是塔古斯河河口。塔古斯河又称麦秆之海（Sea of Straw），因为在某种光线照耀下，它的河水有一种金色的光泽。15世纪时，里斯本的水手、商人和奴隶贩子，从这里的码头航向非洲和东方，稍后是巴西。当时，里斯本是欧洲的首富之都，贩卖各种睥睨大西洋的货品：黄金、来自刚果的奴隶、丝绸、钻石和香料。
把每颗苹果插上两颗丁香，她吩咐着，然后我们要加上红糖放进烤箱里烤。
我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插上第三颗，我确信这样会让苹果更好吃。
如果被她发现了，她会把那第三颗丁香拔下来，放回罐子里。它们是从马达加斯加来的，她解释着。不浪费，不匮乏（Waste not, want not）！
这是她的另一句口头禅，像副歌一样唱个不停。不过，不浪费，不匮乏和太迟了不同，这句话比较像警句而非哀叹。一句总是能派上用场的警句，我一边想着，一边穿过下城区，走向商业广场。这片广场的尺度规模以及设计上的几何性，全都像那些不可实现的梦境一般。
1755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场致命的地震伴随着海啸狂涛以及继之而来的大火，摧毁了里斯本三分之一的土地，夺去了上万居民的生命。饥荒、疾病与趁火打劫接踵而至。就在大火还熊熊燃烧，灾民只有破烂衣物可以蔽体的时候，人们已开始在灰烬与瓦砾堆中买卖打劫而来的钻石。尽管天空湛蓝，麦秆之海闪烁金光，但每张嘴里谈论的都是惩罚与报应。
时隔一年，庞巴尔侯爵便开始梦想一座理性与对称的新城市。在这场撼动了全欧洲哲学家的乐观主义和正义观念的大灾难之后，重建的里斯本城，将完全建立在由财富之流保证的繁荣与安全之上！重建后的下城区完美实现了银行家的梦想街道：规则、透明、平行、可靠，风格与妥善记录的账目极为相配，而巨大的商业广场将使这座城市向全世界的贸易打开大门……
然而，18世纪下半叶的里斯本既非曼彻斯特也非伯明翰，工业革命的巨轮已经在其他地方隆隆转动。没落的时代来临了，这场衰退终将让葡萄牙变成西欧最为贫穷的国家。
无论有多少人聚集在商业广场，那里看起来总是呈现为半空状态。
她的钱包里没什么钱。她处理现金的动作非常灵巧而精准。她会把钱分成一小笔一小笔，藏在注明用途的不同信封里，或收进梳妆台的抽屉中，免得忍不住花掉。有一次，她掉了一张十先令的钞票，那相当于一名女工月薪的三分之一。它不见了！她哭诉着。它不见了！她说这话的口气，就好像是那张纸钞自己选择离开了似的，好像那张钞票是只忘恩负义的动物，她明明给了它一个这么好的家，它竟然忘恩负义地逃走了。离开不见了！
每当她哭泣的时候，她总会试图转过脸避开我。这可能是顾及我的关系，但也是因为在她想到我之前，她的眼泪已将她带回到别的时光。每当她哭泣的时候，我总是等待着，就像等待一列长长的火车通过平交道口。
过了一会儿，她揩了揩眼睛，说：我们会有办法的。我们只要稍稍走上一段长长的路就没问题了。
此刻，我正在奥古斯塔街（Rua Augusta），一条昔日银行家梦想中的笔直街道。礼拜天，眼镜行、美发店、旅行社、海事保险公司，全都关门。居民正和家人、朋友上街吃午餐。许多出门做客的人拎着一小包糖果蜜饯，作为周日见面礼，精心包裹起来，系上彩带蝴蝶结。
孔塞桑街（Rua da Conceição）街角，一群人等在人行道上，朝马德莲娜教堂（Madalena Church）翘首期盼。我决定和他们一块等。路上无人通行。连电车也停驶了。
我听到欢呼声从远处下街传来。紧接着，一百五十名跑步者从马德莲娜教堂的方向出现。他们稳稳地跑着，一个挨着一个，彼此鼓励，没有夸张炫耀，无意竞夺争胜。男人和女人，十几岁的孩子和七旬老翁，全都昂首向前，有些人的鼻息宛如马匹的喷鼻声。他们长长的跨步在电车轨道的石板路上敲打出缓慢而规律的节奏。
一个小孩从背后推我，他想看得清楚点，我就往旁边挪了一下。有些跑步者紧握双拳，有些让双手轻松垂放。女人的手似乎都保持在臀部上下，男人的手则多半要高一些，差不多在胸部的位置。刚在背后推我的那个小孩，这会儿变成了她。她迅速牵起我的手。在她有生之年，她都是一双冰冷的手。
在这场半程马拉松里，她轻声说道，没人知道自己能否跑到终点。这就是部分秘密，别尝试！那个魔法数字是十七。这会儿，他们全在跟自己说：要跑到第十七圈！
他们已经跑了几圈了？
十圈。这是第十圈。还要七圈才到十七圈。跑完十七圈后，还有最后四圈——那时，他们的下腹部随时可能痉挛——最后那四圈他们得自求多福！你不必替他们担心，他们比你强。看那个男人的脸，看他的脸因为卖力跑步绷得多紧。
他的脸绷成了某种笑容。
他的笑容写着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
科斯塔。加油，科斯塔！
那她呢？
马德莲娜！
你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马德莲娜的脸也是绷紧的。马德莲娜正在笑！Bravo（加油），马德莲娜！
有个男人的T恤上写着路易斯。路易斯，我喊道，别给超过了。
若泽和多米尼克！她尖叫。
大家笑啊！我说。
这不是一个会把自己搞衰的城市，我的孩子。所以我才在这里。
我瞥了她一眼。她也在笑，眼睛周围爬满皱纹，她那张老妇的脸看起来像团捏皱的纸。然后她重复道：不是一个会把自己搞衰的城市，这就是我知道的。
她的声音变了。变成十七岁的声音。带着那个年纪的肉体自信与傲慢。这种傲慢从舌头开始，无关乎它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也无关乎害羞或厚颜。这舌头的傲慢伴着它的舌尖沿着它的白牙跑啊跑的，却什么也没说。或者，在某个出乎意料的时刻，这傲慢突然提议要进入或刺探另一个人的嘴——另一个男孩或女孩的嘴。
我瞥着她。她十七岁那年，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了。
我们朝奇亚多走着，忽然间，心血来潮，我发现自己进了一家糕饼店，问他们有没有一种甜点，一种杏仁蛋奶冻焦糖布丁，名叫“来自天堂的培根”。它是甜的，尝起来像杏仁糖，和培根没任何关系。Toicino do Céu（来自天堂的培根）。我母亲在外面等着。是的，他们有。我买了两块，糕饼师的太太把它们包成礼盒，系上一条有着麦秆之海颜色的缎带。我走回街上。
这是我的最爱。你怎么知道的？她问我，用她十七岁的声音。每天下午，我都会吃“来自天堂的培根”，她加上一句。
我们在路易斯·德·卡蒙斯广场附近找到一家咖啡馆，装饰着蓝白两色的azulejos瓷砖。
这些瓷砖上的蓝颜色，她说，和“瑞基特蓝”增白剂一模一样。“瑞基特蓝”的每个方形小包都裹着这样的蓝颜色。
我记得，小时候，我常帮你转绞衣机，把床单的水拧干。
是啊，拧完总是满地的水。
反正有拖把嘛。
你上小学之前，的确帮了我很多忙。
在我上小学前，事情总是没完没了。你知道小时候我觉得最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吗？
你听起来像是打算写自传的样子，别这样！
别怎样？
这样你一定会给错误绑住的。
你想猜猜看，小时候我觉得最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吗？
说吧。
你的晴雨表！
你父亲书桌旁那个？每次出去时我们都会把它带走。所以你父亲就拿出工具箱，把它钉在墙上。我不知忘了多次。很多很多次。那是个结婚礼物。
晴雨表上别了一块金属牌，牌子上是这样写的。
那群童子军倒是对那块牌子印象深刻。
你是1926年2月16日结婚，但我却在同年的11月15日就出生了！
话不能这么说！他们怎么会知道？虽然我很清楚你是什么时候怀上的。
我一定是在你新婚之夜怀上的，在巴黎？这样才会刚好满九个月！
我爱巴黎。打从第一次，我就深深爱上了巴黎。
我知道。
那些枕套和莫里哀的雕像。
那你现在为什么没在巴黎？你大可选择巴黎的。
你不能全部生涯都在蜜月里，不是吗？
是不行，妈，但或许可以全部“死”涯都在蜜月里！
这句话让她笑到流眼泪。那是个银色的笑容，就像一束小水流注进一只精雕细刻的红堡古瓮。
那只晴雨表到现在还能用呢，我说。
它的做工很棒。可以用上好几辈子。
每天你都会过去看它，用指关节敲它的镜面，再看一次，然后宣布：它正在往上升！或者，第二天：它正在往下降！
你看过哪个晴雨表一直定着不动吗？
有啊，在非洲。
那时我们不在非洲吧？
你知道当时我怎么想的吗？
她又笑了，朝着鼻子撅起她的下唇。
我看着你擦去晴雨表上的灰尘。然后你开始敲，不是一下，而是三下、四下、五下、六下，我看到你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我知道你已经改变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指针将会转向，预告即将变更。指针会停在“晴朗”（FAIR），把“变天”（CHANGE）抛在后头。隔几天，如果你很焦虑，一直没收到等待的信件，或是你不喜欢读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那本书，你就会用力狠敲晴雨表的镜面，然后指针就会转到接近“暴风雨”（STORMY）的位置。而且从不出错。只要它指向“暴风雨”，马上就会有暴风雨。
所以，你认为我是那个掌控者？
没错。
我的确让很多事情处于我的掌控之下，我必须如此。
我就从没包括在内！
对你，我连试都没试。
没有吗？
人们试图掌控所有风险，让情况不致失控，但这指的是那些原本就在掌控中的事物。对你，我打从一开始就放任自流。
我觉得很孤单。
我真是太惊讶了，孩子，你是那么自由自在。
以前我一直很害怕，怕这怕那。现在还是。
这很自然啊！不然呢？你要不就无畏无惧，要不就自由自在，你没法两个都要。
弄清如何可以两者兼具无疑是所有哲学的目标，妈。
把你带来这世界的，可不是什么哲学。
她开始小口吃她最喜爱的焦糖布丁。
有那么一时半刻，爱可以让你两者兼具，她加了一句。
你经常处在那样的时刻里吗？
一两次。
她笑着说。那笑容伴随一组未说出口的密码。
你知道吗？我说，在你的葬礼过后，我们所有人才知道，早在你遇见父亲之前，你就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我们全都惊讶不已。
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她说。我们深爱彼此，我的第一任丈夫和我。
那你为什么离婚？
因为我想生小孩！她用沾了蛋奶冻的手指指着我。那时我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模样，但我想要个孩子。
但他不想？
他和我一起看星星。当时我不急。我才十七岁。老实说，我十六岁的时候遇见他——1909年，那年我读了梅特林克的《青鸟》。我在泰特美术馆遇见他，当时，就像每个星期天一样，我正在欣赏特纳的水彩画。他邀我一起喝杯茶——那时代没什么咖啡——然后告诉我老年特纳的所有双面生活。我觉得他是个老人，虽然当时的他只有你现在的一半岁数。我记得，那时我很好奇他是否也有双面生活。下一个礼拜天，他给我讲了米利暗的故事。
你是说《圣经》故事？
他跟我说了两个。《圣经》的故事和我的故事。你知道吗？他是第一个叫我米利暗的人！在家里，亲人总是叫我敏（Mim）。当我离开父亲照管的马厩和那些马匹时，我是敏。等我过了沃克斯霍尔桥（Vauxhall Bridge），踏上他在那儿迎接我的泰晤士河彼岸，我顿时就成了米利暗。
你什么时候嫁给他的？
他那时刚从印度回来，我想，如果我嫁给他，或许是一个留住他的好方法。我留了他九年；有九年的时间，他和他的米利暗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他不工作？
他思考事物，他提出问题。而我学习，我阅读，所以我能和他谈天。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聊上一整晚。他叫醒我，带我走进花园，我们有座大花园，花园的尽头，是一尊塞涅卡的胸像，那儿没人看得见我们，我们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站在那儿，注视太阳升起。
像亚当和夏娃？
赤身裸体。
那房子在哪儿？
克罗伊登。
克罗伊登！我惊声尖叫。
嘘！别叫，人家会看我们；没人会在这座城市里大叫。我还记得我坐在那尊雕像下用心学到的一段话：“你必须无欲无求，如果你想超越那个无欲无求的朱庇特！”
但你想要个孩子，而朱庇特不想！
别这么粗俗。艾尔弗雷德崇拜我。你懂吗？他让我觉得自己很美。你父亲查尔斯是个更有男子气概的人；他从远远的地方崇拜我。
父亲见过他吗？
离婚后，他便离家四处漂泊，成了流浪汉。
你一定很难受。
那是他想要的。
你还继续见他吗？
是的，我还见他。就像我现在来见你一样。
他也在里斯本？
如果有哪个人应该直接上天堂，那就是艾尔弗雷德。他是个圣人。很难和圣人一起生活。但他确实是个圣人。他现在不在里斯本。
我想我见过他一次。
不可能！
有一天在克罗伊登，你把我留在一家大店铺里。
肯纳茨（Kennards）！
你把我留在肯纳茨的玩具部。
你喜欢看那里的火车。新式电动火车，不是上发条那种。
你把我带到玩具部，然后你说：在这等着，约翰，我不会去太久。我就等。火车似乎越走越慢，越走越慢。我不担心，但你真的去了很久。我看着信号灯变颜色一千次。你回来时满脸通红，就好像是一路跑过来的。我们随即搭电梯直接下到一楼。在大卖场外面的一条僻静小巷里，有个男人站在人行道上挡住我们的去路，然后你就用手帕把脸遮住。他身上的衣服用绳子捆扎在一起。胡子如杂草般蔓生。还有他的表情！我无法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
艾尔弗雷德！母亲低语，在那家贴了蓝白azulejos的咖啡馆里。
他有你的两倍大，我说，他的老朽模样甚至让他看起来更为巨大。你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吗？他给了你一个包裹。
那是一些信件。他说他没有地方放那些信，现在他住在街上，但他无法亲手毁了它们，所以他想送还给我。
那些信还在吗？
她摇摇头。
我把它们烧了，一回到家立刻就烧了。
后来他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拨乱了我的头发，他对你说：他需要好好照顾。
母亲开始哭泣，在贴了azulejos的咖啡馆里。
事情该结束的时候，她啜泣道，我不会犹豫。
当时你还爱他吗？
他的眼睛能让人通体燃烧，她低声说。
打从我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不管那个下午你人在哪里，你肯定是和他在一起。然后我跟自己说，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
之后没多久他就死了。被一辆轿车撞倒，那辆车没有停下来。他们以为他是个流浪汉。
她用手捂住脸。
那很危险，她说，咀嚼着字词，只靠美德生活，或只靠塞涅卡所谓的智慧生活，就算那是真智慧，也是危险的。那会让人上瘾，就像喝酒。我已经看出来了。
为什么他说我需要好好照顾？
她放下双手。
他看你一眼就知道了。当时你十岁，一张嘴巴总是张得开开的。
他知道你有小孩吗？
我没隐瞒他任何事。
一张满是痛苦的脸，我说。
接着是一段长长的沉默，我俩都望向窗外，看着房子的白，盯着天空的蓝。然后她说：艾尔弗雷德教给过我而我教给过你，现在我跟你说，你在他脸上看到的不只是痛苦。不只是痛苦。我现在要稍微休息一下了。
她站起身，缓缓朝洗手间走去。
她正在准备土豆泥。又细又松软，她说，一边用叉子翻搅着。她头上裹着一条大方巾。她整天都在我们住的茶室的厨房里工作。她忍受炉灶的热气之苦，然而，当她把沾了糖粉或自制蛋奶冻的手指放进嘴里轻吮时，她总忍不住一脸笑意：甜美的滋味调进了她糕点的骄傲，她知道自己是个很棒的糕点师傅。我看到她在日记本写过。她每年都给自己买一个日记本，通常会等到二月打折的时候。她选中的日记本上总附有一支细细的铅笔。铅笔穿过环圈紧挨着金色的页边。比香烟更小更细——那时，她抽的是Du Maurier香烟——那往往是我们想写东西时唯一能找到的铅笔。有时，我会用它画画。要记得还给我。她会把它小心翼翼地插回环圈里。她用铅笔写每日大事，记下她难得一次的约会，以及有条不紊的每日天气。上午：雨。下午：晴。
再次遇见她，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里斯本市中心的电车，与昔日行驶于克罗伊登的红色双层巴士大异其趣；它们如小渔船般局促，一身柠檬黄。电车司机在顺利通过宛如海峡的陡峭单行道，把车头拐向难以察觉的码头时，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在拖网、掌舵，而非转动方向盘和操作换挡杆。尽管不时有陡降、倾斜，如同浪涛起伏，但车上的乘客，大多是老人家，却依然沉稳、冷静——仿佛正坐在自家客厅或正在拜访邻居。事实上，坐在电车开了窗户的座位里，的确是紧贴那些房间，随便伸个手就可以碰到挂在窗台上的鸟笼子，轻轻推上一下，笼子就会晃啊晃的。
我已经乘上28号电车，它开往Prazeres（欢乐），那是一座古老墓园的名字，那儿的陵墓有镶了窗玻璃的门，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往生者的住所。这些住所里大多设有几张矮桌、一把椅子、铺了床罩的床架、地毯、相片、圣母雕像和坐垫。其中一间的地毯上有双舞鞋。另一间有辆脚踏车和一支钓鱼竿斜靠在面对床架的墙壁上，床架上有具小棺木。
我在格拉西亚（Gracia）区的教堂前面搭上电车，那是从墓园驶来的那路电车的终点站，就在我们行经下一个街区，也就是“高地区”时，我再次遇见我的母亲。她就像窄街上的其他行人一样，把自己平贴在一家店门口，好让铃铃作响的电车通过。尽管如此，她还是发现我在车上，于是她在电车停在下一个转角、两组车门像木制窗帘似的咿咿呀呀打开时，带着胜利的神情爬上车，从皮包里拿出车票，然后，用一把普通雨伞当拐杖，走到我旁边，把手臂悄悄塞进我的臂弯。一只狗坐在另一位老妇人的脚旁摇着尾巴，啪啪啪地敲着地板。木制窗帘合了起来。电动引擎哀鸣着，为聚集足够马力让电车再度上路。她没说话，默默地交给我一只塑料袋，上面印着哥伦布购物中心的商标。
到了下一站，当木制窗帘再次打开时，她说：我们是要去市场，我说对了吗？
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
听到我说“是的”，她笑了，用她十七岁的笑声。
下车吧，她说，走个一分钟就是整条下坡路，一直通到里贝拉市场。
从里面看，里贝拉市场像座宝塔，一座用刻石、玻璃和合金搭建的宝塔。这项工程的最大挑战，一定是如何找到最理想的方式让太阳光照射进来，同时又能提供足够的遮蔽，免除盛夏骄阳的荼毒。解决方案就是把它盖得很高，而且只让光线从侧廊射入。
这里的苍蝇惊人地少，即便是挂满生肉的地方，也看不见几只。她领着我，脚步轻快地走着，雨伞几乎不碰石板路。我们走过蔬菜水果区，直抵鲜鱼大道。
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她之所以选择里斯本，就是因为里贝拉市场。
大型鱼市是个奇特的地方，进入一个鱼市，你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王国。石海胆、海战车（龙虾）、八目鳗、乌贼、鳕鱼、大比目鱼，都分明表示着，在这儿，有关时间与空间、长寿与苦痛、光明与黑暗、警醒与沉睡、承认与冷漠的衡量尺度，全都改变了。例如，鱼类从不停止生长，年纪越老，体型越大。一条六十岁的沙鳐可以长达两米，而且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对我们而言似乎全然黑暗的地方。鱼类可以靠嗅觉在水里侦测荷尔蒙。它们还有额外的第六感，也就是所谓的侧线，一种延长了的眼睑，从鱼鳃延伸到鱼尾，可以感受震动、声音和突如其来的干扰。贝类共有四万五千种，每一种都是其他贝类的食物，每一种也都是掠食者。相对于这个另类世界的永恒不变与循环不已的复杂性，年龄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东西。
这里的人跟我很熟，我母亲大声说，语气里没有一丝谦逊。
她不相信谦逊这回事。在她看来，谦逊是一种伪装，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战术，好让人们可以偷偷瞄准其他东西。也许她是对的。
这会儿，她正俯身看一篮圆趾蟹。它们暗沉沉的甲壳有如棕色的天鹅绒，上面覆满软毛，触感柔和，与双鳌的锐利恰成对比，它们的腿上有蓝色的污渍，仿佛刚刚才打油里横行而过。
这是所有螃蟹中的上选，她对我说。这里人们管它们叫naralheira felpuda。Felpuda就是“毛茸茸”的意思。
她挺直脊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盯着我的眼睛。
自从我死后，我学了很多东西。你待在这儿的这段时间，应该好好利用我。你可以在死者这里查阅东西，就像查字典一样。
她的表情是一种快乐的傲慢，因为她很确定，如今她已遥遥领先。
我们沿宝塔里的一条通道一路向下，穿过鲆鱼、金枪鱼、海鲂、鲭鱼、沙丁鱼、凤尾鱼、军刀鱼。
军刀鱼，她仰望着遥远的天花板，短短的小鼻子高高翘着，一脸骄傲地说，军刀鱼只有在满月的夜晚才会从黝深的海底浮上水面。
所有的鱼贩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有着厚实的肩膀，发达的前臂，穿着橡胶长靴，像搬运热铁一样搬运冰块，但她们紧系的头巾与眼里淡淡的嘲弄神情，都非常女性化。她们对待自家摊上的鱼，就像是对待关系冷淡、有点小烦躁的家族成员。烦躁是因为它们不像从前那样机灵了！
母亲拿起一尾灰虾，闻了闻。正在给一条鱼剖取内脏的鱼贩冲她微笑。
给我半品脱，她说。跟安德丽雅丝（Andreas）打个招呼，她叫安德丽雅丝，她老公人在古巴，有个女儿，是空姐。
安德丽雅丝抓起她正在剖取内脏的鱼，轻轻用刀尖比着一个像是鱼白的东西，紧贴在已经清空的胃腔顶端。闪闪发亮，泛白的粉红色，曲线优美——宛如即将绽放的毛地黄。
那是牙鳕，母亲说。
刀尖小心翼翼地移到胃腔下方，碰到一个橘色的粒状囊袋，和杏干同样颜色，同样大小。那是雌鱼的鱼子。
雌雄同体！安德丽雅丝笑嘻嘻地宣布，接着又说了一次：雌雄同体！好像不想让我们从惊讶中恢复过来。雌雄同体！
我付了虾子的钱，我们继续沿着通道往下走。我们一边吃着虾子，一边把虾头虾尾扔在地上。
我们走上另一条通道，一路向下，经过一家摊子，上面陈列的十几条鱼，是我这辈子见过的颜色最红的鱼了。绯红带火的颜色，即便是花卉，甚至热带地区的花卉，也开不出这样的红色来。
大西洋红鲑鱼，母亲轻声说道。它们的交配习惯也很奇怪。首先，它们要到十岁才发育成熟，就鱼类而言是非常晚的了。其次，雄鱼比雌鱼早熟两个月。还有，它们会像走兽那样进行交配，让精子进入雌鱼体内。接着，雌鱼把精子保存在体内四个月，直到她的所有卵子发育好，三万、五万、十万个卵子。然后，她让精子使卵子受精。没多久，受精卵就在她体内孵化成幼鱼。交配完九个月后，雌鱼在大西洋中产下她的幼鱼。
我总是把生活放在书写之前，我说。
别吹牛了。
真的。
然后默默地把生活忽略掉。
现在我根本不懂自己写下的东西了。
别人或许还能。
我们停在鲑鱼摊前。
爸爸最爱吃鲑鱼，对吧？
没错，她说，不过他死后比较爱吃剑鱼。葡萄牙文叫espadarte！剑鱼有根形如利剑、又长又尖的上吻部，占身体全长的三分之一。它左右挥舞着那根剑，把它猎捕的鱼一一砍死，每只都一剑毙命。海明威的故事里海上老人与之搏斗的就是剑鱼，没错吧？那本书让我想起你父亲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有什么关联？你一定会问。我无法解释每一件事。那个故事就是会让我想起你父亲还有那场战争。我说不出为什么。
都与勇气有关？
她点点头。
我没见过哪个男人像你父亲那样经常流泪，也没见过哪个男人有他一半的勇敢。
她再次点点头。我挽起她的手臂。
最奇怪的事情，约翰，是剑鱼的肉——千万别跟银军刀鱼搞混——这种庞然大鱼的肉，经过腌制烧煮，竟然会变成这世上最柔软、最美味、最白嫩的佳肴。入嘴即化，根本不用咬，尝起来的口感就像蛋奶酥（soufflé）。每一次我煮完剑鱼后，都把鱼肉像一个吻般盛进他的盘子。
他来这里吃？
当然不。不管他在哪里，每当他忽然想起我，他就会吃。就像每次我想起他，我就会做这道菜。
我们是不是该去买一条剑鱼，我问，还是我们要像现在这样继续想象下去？
你在说什么啊？我告诉过你了，剑鱼必须用柠檬汁和橄榄油腌制！所以我们必须得买几颗柠檬，还有一颗青椒、一颗黄椒和一颗红椒。要先把彩椒切了放进锅里，把汁烧出来，然后把鱼丢进去。鱼要切片，每片大约三百克，不要太薄，要从剑鱼的肚子上侧切下一块肥美多汁的厚片。烹煮一下下就好，千万别煮太老，最好盖上锅盖闷一会儿。有人会搭配刺山柑一起吃，我不喜欢。好，我去买鱼，你去找柠檬和彩椒。
一连几天，她都没再出现。我搭渡轮去了塔古斯河彼岸的卡西利亚什。从那里越过河水回望里斯本，每栋大型建筑都可以一眼认出，每个地区，就像标示在街道图上似的，能够轻松辨识出来并说出名字。后方的山峦好像把整座城市都推近了海边，就挨着海的边缘。而最奇特的是，从这个距离看过去，里斯本给我的印象竟是除去了所有衣衫，赤身裸体！我不知道这印象是由于云影的关系，还是由于麦秆之海折射的阳光，又或者是因为我所进入的这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水手和渔人就是在这里再次找回他们魂萦梦牵的里斯本，或最后一次回望他们挚爱不渝的里斯本。
第二天，阵阵狂风夹带着大西洋暴雨的咆哮袭击里斯本。我正穿行于祖国烈士广场（Campo dos Mártires da Pátria），夹克风帽拉到头上。这雨像癫痫发作似的滂沱而来。1817年，祖国的烈士们在这儿被处以绞刑，这座广场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当初行刑的绞架，就竖立在今天的环岛处。十二位烈士全是共济会成员。下令处死他们的是贝雷斯福德元帅（Marshal Beresford），因为在威灵顿（Wellington）的半岛战争之后，英国人成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那十二个人被指控为共和分子和阴谋叛变者。当他们被蒙上眼睛时，他们为这座城市祈祷。
奇怪的是，这座如今带有环岛、电车、交通川流不息的广场，竟然仍挤满了祈祷者。想从祈祷者中间钻出一条缝，就像想打牲畜集市的牛群中穿过一样困难。烈士的祈祷者。这样的祈祷者当然得拜访市立殡仪馆，就在广场北端的法医研究所旁边，而所有来这儿的祈祷者，也都是为了感激矗立在环岛中央的那尊雕像的主人：若泽·德·索萨·马丁斯医生（Dr. José Thomas de Souza Martins）。
雕像四周立了许多石碑，看起来有点像墓碑。一些斜倚在雕像的基座上，其他的则彼此依靠。它们并不是墓碑；上面刻写的，全是祈祷者对这位医生的感激，感激他治好了他们的肝硬化，或支气管炎，或痔疮，或阳痿，或结肠炎，或某个小孩的气喘，或某个女人的紧张……有些是他活着的时候治好的，有些则在他死后。
几个老妇人在广场上兜售他的照片。裱框的或没有裱框的。马丁斯医生看起来有点像我的埃德加大伯——我父亲的哥哥，一个从不停止学习的学问人，一个从不绝望的理想家，一个人人（包括我母亲）眼中的失败者，一个因为握笔写了数百页没人看过也从未出版的书因而让右手中指长了粗茧的人。
这两张脸的共通之处，是嘴巴部位罕见的松弛，那不是虚弱无力，而是一种渴求亲吻甚于咀嚼的欲望。他俩还有着类似的前额，不是聪明绝顶的前额，而是无边无际、鼓舞人心的前额。如今，在马丁斯医生死后一百年，他被里斯本人奉为“天堂与人间的医生”。而我的埃德加大伯，则依然向我展示着沉默之爱的力量。
风夹着雨，海鸥低低掠过屋顶。这是个人人背向大海的日子，除非他们的亲友正在海上。
妇女们蜷缩在环岛中央的一顶顶黑伞下卖蜡烛。三种尺寸的蜡烛，各有价钱，虽然价钱都没有标出。最长的一种三十厘米，蜡色宛如羊皮纸。靠近医生雕像的地方，一支支点着的蜡烛在两张金属桌上燃烧。结满旧熔蜡的桌面上，一根根突出的铁尖等待着新烛插上，高高的金属薄板立在后面阻断来风。我注视着烛火。它们闪烁，它们摇曳，它们像来自玩具龙嘴里似的被吹向一边；但没有任何一棵火苗向大雨或狂风屈服。一个头戴黑帽、有着吉卜赛人面容的男人，贴近烛火站立，神情关切地检查它们。也许，当风转向时，他会转动烛桌或金属薄板来保护火苗，也许，他是从制烛店那儿讨来这份坏天气的工作，只要求微薄的薪资。或者，他只是像我一样单纯地站在那儿，被这些火苗的坚韧给迷住了？
慢慢地，一个念头进入我的脑海，我想去买几支蜡烛，自己点上。我知道它们将为谁点燃。我想到三位朋友，此刻，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都在海上。
我买了最长的蜡烛，它们可以点最久，然后，我走到其中一张烛桌前。我插上它们，一支接着一支，在最靠近的三根铁尖上。插完之后，我才想起，我该先就着烛火点燃其中一支，这样才能把另外两支插好的蜡烛给点着。现在，想要在强风中用火柴点燃它们，实在很难，更何况我根本没有火柴。
就在我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时，一名矮小的女人从后面递给我一支点燃的蜡烛。我接下蜡烛，没回头看，肯定是她，不会有错！然后，我站在那儿，被三枚闪烁跳跃的新燃烛火催眠了。
当我终于转过头来，我简直不敢相信，雨伞下那名矮小的妇人竟然不是我母亲。
我很抱歉，真是对不起，我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我以为你是我母亲！我用法文说着，每当我陷入混乱状态时，我就会说法文。
我想，我应该年轻到足够当你女儿吧，她轻轻回答，用带有葡萄牙腔的法文。我把她的蜡烛还给她，蜡烛还燃烧着，我鞠了个躬。
一旦它们被点燃，她说，不论它们做什么好事，都无需我们参与了。
当然，我低声说，当然。
你看起来有点困惑，她说。
你的法文说得很好。
我曾在巴黎工作。清洁工。去年我满五十五岁，我对自己说，是回里斯本再不离开的时候了。我丈夫也和我一起回来了。
我能请你躲躲雨、喝杯咖啡吗？
不行，插好蜡烛后，我就得回家了。
她有一双蓝眼睛，在一张坚强而毫无戒备的脸上。
这是给我丈夫的，我的爱人。
他生病了？
不，他没生病。他出了意外。从他工作的屋顶上摔下来。
伤得很重吗？
她盯着我的胸膛，仿佛它是遥远的麦秆之海。后来我知道，他死了。
你应该像我一样带把伞！她说。接着又加了一句：我们的蜡烛都会继续燃烧，做它们能做的，而不需要我们。
我离开环岛，好不容易穿过繁忙的车流，找到一家咖啡馆。我走进去，脱下风帽夹克，到洗手间用毛巾擦干脸，点了杯烈酒。店里高朋满座，许多人衣着非常考究。我一边啜饮烈酒，一边聆听，有德文，还有英文。于是我得出结论，这些客人大概是来自附近的大使馆。
看来，今天早上你去看了马丁斯医生。这世上曾有个多么好的人啊！我们里面有些人现在还常去找他看病。
我听到她说话，但看不见她。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儿。
他们怎么去找他看病，我是说，你的朋友？
他的门诊时间是他睡着的时候。
马丁斯医生一百年前就死了。
死人也可以睡觉吧，不行吗？
他们有什么病痛，你那些去找他看病的朋友？
很多人患了希望症。在我们这里，希望症就和人世间的忧郁症一样普遍。
你把满怀希望当成一种病？
这种病的末期症状之一，就是想再次介入生命，对我们来说，这可是绝症呢！
有办法治好吗？
马丁斯医生开了一帖烈士魔咒药方。
他好像很爱女人，我告诉她。
给你讲个故事，她说道。有一天，一位有钱的女患者请他去她的豪宅出诊。他为她做了检查，然后请她的女仆替他从餐具室——注意，是餐具室——倒杯水来。他知道餐具室离这房间很远。女仆离开之后，他便着手治疗。然后女仆端水回来，他把水喝了。医生，你下回什么时候过来？女病患从卧榻上问。他想了一会儿，迅速跟病人眨了一下眼睛，说道：等我渴的时候，Señora（夫人）。说完之后，马丁斯医生就离开了。
她笑了。一串水晶般的笑声，仿佛咖啡馆里的每个人都在敲玻璃杯。从其他人的反应来看，没人听到这笑声。
我看过格劳乔·马克斯演他，她说。
我们两人曾在戴维斯影院看过《歌剧院之夜》和《鸭羹》。她的笑声在电影院里像裹了一层布似的，好像她不想让别人注意到我们，因为我们的存在有那么点非法的味道似的。说非法，一方面是我们没告诉任何人我们要来这家影院，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她总是设法把我俩弄进去而不付钱，并常常成功。诀窍就在一条没铺地毯的狭窄楼梯和各个安全出口上。
我所有的书都是讲你的，我突然说。
少胡扯！也许你是写了那些书，所以我得在那儿，跟你做伴。而我的确是那样。不过那些书和这世上的每件事情都有关，就是和我无关！我一直等到现在，等到你变成里斯本的老头子了，这才终于等到你准备写这个关于我的小小故事。
书籍总是和语言有关，对我来说，语言和你的声音是不可分割的。
别在那里耍小聪明。只要想想我，你就会学到什么叫忍耐。这是你只能从女人身上学到的东西，从男人那儿你无法学到。
《南极的司各特》？
想想司各特的太太。她叫凯特琳。我很懊悔，凯特琳说，不为任何事，只为他的苦难。
你为什么从不读我写的书？
我喜欢可以带我进入另一种人生的书。出于这个原因我才读以前读过的那些书的。我读了很多。每一本都关于真实的人生，但与我翻开书签位置继续阅读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人生无关。我一读书，就丧失了所有时间感。女人总是对别种人生充满好奇，男人因为太过有雄心壮志而无法理解这一点。别种人生，别种你以前活过的人生，或你曾经可以拥有的人生。我希望，你书里所谈的人生，是我只愿想象而不愿经历的人生，我可以自己想象我的人生，不需要任何文字。所以，我没读它们是比较好的。我可以从书柜的玻璃门上看见它们。对我而言，这就足够了。
这些日子我冒险写了些胡诌的东西。
只要把你发现的东西写下来就好。
我永远不知道我发现了什么。
是啊，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只要知道，不论你是在撒谎或是在试图说出事实，对于其中的差别，你再也犯不起任何一点错误。
我十三岁那年，她因故必须拔掉她的所有牙齿。她坐在出租车里给送回家。我站在卧室门口。她平躺在床上，下巴突出，两颊因为少了牙齿而整个凹陷。我知道我必须在两件事情当中选择一件，在那个当口，我也只能做那两件事。一是尖叫，二是走过去躺在她身边。于是，我在她身边躺了下来。她实在太狡诈了，狡诈到没有立刻表现出她的喜悦。我俩都只得等待。几分钟后，她从被单下伸出一只手臂，用她冰冷的手握住我的手腕。她的眼睛始终闭着。大多数人，她说，都无法忍受事实。事实真是糟透了，但它就摆在那里，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而你，约翰，我想你可以容忍事实，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时间会告诉我们。当时我没回答。我就那样躺在床上。
大多数时候，我都处于迷失状态，我在挤满大使馆雇员的咖啡馆里告诉她。
正因为这样，你才看得清楚。
很少。
比我好！
她又笑了。层层滚落的笑声，宛如涌上溪岸的清流。那笑声像是在邀我跳舞，在废墟上跳舞，于是我把椅子往后推，像舞厅里的舞伴那样伸出手臂，朝我以为她所在的位置跨了一步。大使馆的员工全都抬起头，目瞪口呆。我坐了下来。等大伙重新恢复谈话后，我轻声说：
下次我在哪儿见你？
在水道桥上。“自由之水”水道桥。
那桥很长，有14公里吧，我想。
在它跨越阿尔坎塔拉峡谷（the Alcântara valley）那里。那里的桥拱有六十几米高。站在那上面，你几乎可以看到美洲！我会在第十六个桥拱处等你。
从哪边算起的第十六个？
你说呢？当然是从“水之母”算起。礼拜二早上我们那儿见。
不能提前吗？
你知道一星期七天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幸运日。
我的是哪一天？
礼拜二。你很可能会在礼拜二去世。
那你的呢？
礼拜五。你没注意到吗？我还以为你早就注意到了。
你不经常在啊。
比你以为的经常，经常多了。我总是不在那里，那就是你想要的。我永远不在那里。
礼拜五你好像真的比较开心，我说。
这不是开不开心的问题，而是我知道自己那天得到比较多的保护，因此更自由。
你什么时候发现礼拜五是你的幸运日的？
十岁的时候；我发现礼拜五我总是可以飙出完美的高音。从不失误。
那现在礼拜五还是你的幸运日吗？
不，现在我的幸运日是礼拜二，因为我在这里是为了你。
她又笑了。未卜先知的笑。好像她已经看到我们两个正在接近一个大玩笑。
里斯本是座忍耐之城，是一堆无法回答的问题和一堆昵称。“自由之水”水道桥落成于1748年。七年之后，它逃过毁灭市中心的那场大地震，毫发无伤。难道是军队工程师在规划水道桥路线时，曾试图避开那些地质断层带？若非如此，它的幸免于难可真是一大谜团。后来，又有许多附水道桥陆续增建，以便提高“自由之水”的供应量。不过事实上，正如持怀疑态度的人一开始就警告过的，“自由之水”的水量从来不足以供应全城。
19世纪时，这条水道桥的名字是Passeio dos Arcos,“桥拱之路”，因为住在西边村落里的居民，就是把它当成捷径，由它走进城里去兜售物品或出卖劳力。有了这条水道桥后，他们就不必大费周章地先下到阿尔坎塔拉峡谷，越过河水，再爬上来；他们只要走个一公里跨过天际即可。据说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还给横跨阿尔坎塔拉峡谷的31座桥拱一一取了昵称，像是莉娅（Lia）、阿蒂拉（Adila）、卡罗琳娜（Carolina）、桑德拉（Sandra）、伊拉塞娜（Iracena）等等。而位于正中央、直到今日依然是全世界高度第一的石造大尖拱，他们给它取名为玛伊拉（Maira）。
继古罗马人之后，这是现代第一个提议利用水道桥将水引进城里的计划，政府当局的动机并非出于卫生考虑或顾念老百姓长期缺乏饮水之苦，而是基于对火灾的恐惧。每一年，大火不断吞噬掉这座城市一区又一区的财产。
水道桥兴建完成之时，庞巴尔侯爵和那些银行家们全都接了私人导水管从水道桥上引下水源。然而与此同时，住在非水源处的穷人们，仍只能仰仗公共水泉的恩泽，但这类水泉只要一逢上旱季，立刻就会枯竭。要不，他们就只能以负担不起的价格从卖水人那里买水喝。这就是为什么这座水道桥后来会改称“自由之水”的原因。
你总是什么都想要吗？她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想起她给甜菜根削皮、切片的模样，握着甜菜的手，又短又硬的刀子，浸染汁液的手指，还有那些深红带紫的闪亮薄片，它们强烈饱满的色彩与她日复一日、每分每秒的坚持不懈，有种莫名的相称与契合。
当我开始询问怎样才能登上水道桥时，我立刻了解她为何要故弄玄虚地把约会定在下周二了。这件事确实得费点时间。水道桥的所有入口都上锁，得向供水公司提出正式申请才有办法上去。就算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提出申请，某些行政程序上的拖延也是免不了的。我决定跟他们说，我正在写一本有关里斯本的书。
你对这城市很熟吗？供水公司的公关小姐问我。她看起来很烦，好像有很多考卷要改似的，虽然她显然不是老师。这让我想到，我应该买几个“来自天堂的培根”给她。这样她就可以一边打计算机，一边心不在焉地吃了。
不，我回答，我很喜欢这座城市，但我对它不是很了解。正因如此，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也许知道，“自由之水”本来一直供应里斯本的用水，直到几年之前。现在它不再供水了，但我们依然让它维持运作，以示——嗯，是怎么说的来着——对了，以示敬意？你可以礼拜一早上和费尔南多一起上去。他是水管的维修检查员。早上八点半，在办公室这里，礼拜一！
请问，可以礼拜二吗？
可以啊，但我以为你很赶。
我想礼拜二比较方便。
那就礼拜二来吧。
费尔南多是个六十四五岁的男人，快退休了。他在“葡萄牙帝国自由之水公司”服务了一辈子。他始终保持着双眼紧眯、腰杆挺直的模样，并有种习于独处、远离人群的气质——像是牧羊人或尖塔修建工。他领着我飞快穿过气势宏伟、宛如神殿的蓄水库，那里总计可容纳五千立方米的水量。他显然不喜欢这座神殿——这神殿是为太多人兴建的，这里也举行了太多的演讲。
他的热情全都倾注在来自源头的那条水流上，倾注在那段漫长、孤独、不合乎自然又几乎不可置信的旅程之上。一段历经潜流地底、匍匐路面到飞跃天际的旅程。水流上到那里之后，要让它们在导管中保持冰凉状态，然后经过彻底的混合、沉淀和澄清，同时给予正确数量的光线，以免水分饱和膨胀。就在我们踏上从水库爬往水道桥阶梯的那一刻，他放慢了步伐。
水道桥的顶端只有五米宽，由看似永无尽头的石制隧道构成，隧道两边各有一条开放、笔直的通道，旁边筑有护墙，以免人不小心掉下去。费尔南多把水道桥里的流水当成某种有生命的东西，需要保护、喂食、清洗、照顾——几乎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比方说，水獭。每周一次，他会走十四公里去到它的源头，确定一切都没问题。我想他一定觉得，隧道里的水流就像水獭一样，可以认出他的脚步声。他很担心自己就要退休了。
这回，我们必须沿着通道在阿尔坎塔拉峡谷上空走上一段距离。他在护墙上比了个手势，表示他一想到自己还得忍受下面那些密密麻麻的人群、牛只和喋喋不休，他就很恨。更糟的是，他的身体偏偏还这么硬朗！他问我年龄多大了。我告诉他。所以你懂！他说。Você entende（你懂）！我懂。
接着，他想带我参观他的隧道。他向我解释，那两条半圆形输水槽，徒手是如何把玄武岩石一块一块雕凿出来，那些石块又是如何一一榫接；石块和石块间的缝隙要用腻子填合，腻子是用生石灰、粉状石灰岩加上初榨橄榄油混制而成，凝结后的腻子可比玄武岩还要坚硬。费尔南多已经被训练成一名优秀的石匠。
我不能与他同行，因为我有约会。我和母亲碰面时，也不希望他在旁边。换作其他时候，一旁有人并不会困扰我。也许是因为地点的关系吧，因为这里远离地面。也或许是因为，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回，母亲事先和我约好了时间。
我告诉他我想画一下这里的风景，但画画时我需要安静。他点点头，然后打开进入隧道的门，他说他会让门开着，等我画好，可以进去找他。
当他踏出阳光，步入拱形的幽暗世界，他的脸庞随即放松，眼睛也睁开了。隧道内部既矮且窄。伸开双臂轻易就可碰到两端的墙面。位于两边的半圆形水渠，直径约莫两掌宽。里面的水不到半满，水流平静而持续。经过几公里的旅程之后，水流已经习惯了坡度的存在。
从中央望去，在两条水槽上方，一条石板步道笔直地延伸至视线的尽头。步道同样很窄。无法容纳两人并肩而行，一人必须退后。费尔南多打开他的探照灯，开始往前走。
过了一会儿，当我斜倚在他刚刚打开的大门对面的护墙上时，我想我听到了他在说话。他说着一些简短的句子，像是在做批注。但里面没人和他一起。
在水道桥平直度的怂恿下，我踏上户外步道，开始快速下行。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埃拉·达·席尔瓦的画作都是关于里斯本、里斯本的天空以及横贯天空的通道的。当我到达峡谷另一端时，我回过头，数着桥拱的数目，直到第十六座，那里离费尔南多打开的大门并不远。
通道下方，是几条尚未完成的街道以及几栋住了人但还在修建的房子。一个穷郊区而非贫民窟。我看见一辆没有轮子的轿车，一个厨房椅大小的阳台，一个小孩正在用一根绑在树上的绳索荡啊荡，红色瓷砖涂上了水泥以免被大西洋的强风刮走，一扇没有窗框的窗子外挂着两床被褥，一只被锁链锁住的小狗在阳光下狂吠。
看见了吗？她突然出声。每样东西都是破的，都有些小缺损，像是给工厂淘汰的瑕疵品，以半价便宜出售。并非真的坏了，就只是不合格。每样东西——那些山脉，那片麦秆之海，那个在下面荡啊荡的小孩，那辆车，那座城堡，每样东西都是瑕疵品，而且打从一开始就有缺陷。
她正坐在通道中一只便携式小凳上，离我只有几米。那是一只三脚折叠小凳，非常轻便；她习惯随身携带，这样就可以在公共场合随时坐下。她戴了一顶钟形帽。
每样东西一开始都是酸的，她说，然后慢慢变甜，接着转为苦涩。
爸爸喜欢吃那个剑鱼吗？我问。
我是在谈论人生，不是琐事。
虽然她嘴里这样说，但脸上挂着笑，甚至连肩膀也在笑。我记得这笑容，很像1935年左右她穿着游泳衣站在沙滩上的笑容，因为当她穿上游泳衣时，她觉得自己不需要工作。
打从一开始就出了错，她继续说道。每样东西始于死亡。
我不懂。
有一天，等你来到我这个位置之后，你就会懂了。创造起始于死亡。
两只白蝴蝶在她的帽子上转圈圈。它们或许是跟着她一块儿来的，因为在这个高度的水道桥上，根本没什么可吸引蝴蝶的东西。
起始当然是一种诞生，大家不是都这样认为吗？我问道。
那是一种常见的错误，你果然如我所料，掉进陷阱里了！
所以，你说，每样东西都始于死亡！
完全正确！随后才是诞生。之所以会有诞生，是为了要给那些打从一开始就坏了的东西，在死亡之后，有个重新修补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为何出生在这世上的原因，约翰。来修补。
但是，你不算真的在这世上吧，你算吗？
你怎么会这么笨！我们——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我们都在这世上。就跟你和那些活人一样，都在这世上。你和我们，我们都在这世上，为了修补一些已经破损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何会出现的原因。
出现？
成为存在的。
你说得好像没人能选择任何事一样！
你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你只是无法希望每件事情都如意。
她依然笑容灿烂。
当然。
希望是一只超级放大镜——就是因为这样它才无法看远。
你为什么一直笑？
让我们只把希望放在那些有机会实现的东西上吧！就让那些东西修好吧！一两样好了一大堆也就好了。只要把一样东西修好，就可以改变其他一千种东西。
怎么说？
下面那只狗的链子太短了。改变它，把链子加长。这样，它就可以走到阴影处，它就会躺下来，不再狂吠。然后这寂静无声的环境，会让母亲想买只金丝雀养在厨房的笼子里。在金丝雀的歌声中，母亲把衣服烫得更平整。父亲穿着刚熨好的衬衫去上班，他的肩膀就不会那么酸痛。于是下班回家后，他就会和从前一样，有时间和青春期的女儿开玩笑。而女儿将因此回心转意，决定找个晚上把她的情人带回家。然后另一个晚上，父亲将提议和那个小伙子一起去钓鱼……这世上谁会知道呢？不过就是把链子加长而已。
那只狗还在叫。
有些东西想要修复，除了革命之外别无他法，我说。
那是你这么说，约翰。
那不是我怎么说的问题，那是环境的问题。
我宁可相信那只是你的主张。
为什么？
那样比较不像推托之辞。环境！什么事情都可以躲在这两个字背后。我相信修复，还有另一样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
那是什么？
无可逃避的欲望。欲望永远无法阻止。
说到这里，她从折叠小凳上站起身来，斜倚着护墙。
欲望是阻挡不住的。我们当中有个人曾向我解释缘由。但在那之前，我就知道答案了。想想无底洞，想想空无一物。完完全全的空无一物。即便在绝对的空无中，仍然有一种吁求存在——你要加入我吗？“空无一物”吁求着“某事某物”。总是这样。然而那里终究仍只有吁求；毫无掩饰嘶哑哭喊的吁求。一种锥心的渴望。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永恒难解的谜：如何从空无一物中创造出某事某物。
她朝我走了一步。用她那游泳衣的笑容轻声低语，咖啡色的双眸凝定在远方的某一点上。
这创造出来的某事某物，无法支撑其他任何东西，它只是一种欲望。它不拥有任何东西，也没任何东西能给它什么，这世上没有它的位置！但它确实存在！它存在。他是个鞋匠，我想，那个告诉我这一切的人。
听起来像是雅各布·波墨。
别再掉书袋了！
她大笑，用她十七岁的傲慢笑声。
别再掉书袋了！她又咯咯笑着说了一遍。从这儿起你就可以拼过任何一个掉书袋的人了！
我们凝视着下面的红色瓷砖，以及窗户上的两床被褥。小狗不叫了。然后，她的笑声终止，我握住她冰冷的手。
放手写吧，把你发现的东西写下来，她说。
我永远也不知道我发现了什么。
是啊，你永远不会知道。
书写需要勇气，我说。
勇气会来的。写下你发现的东西，让世人注意到我们，拜托了。
你再也不来了！
所以，拜托了，约翰。
接着，她迈开脚步，将折叠小凳递给我，朝费尔南多没上锁的大门走去。她用力拉开大门，就好像她每天早上都这么做，做了一辈子似的，然后跨上输水槽顶端，步入那条狭窄的石板步道。
里面空气转凉，仿佛我们是在地底而非天际。光线也不相同。门外，阳光闪亮而透明，渗入隧道之后，就转而变为金黄。每隔五十米，拱顶天花板便向外开出一座小塔，有如石造的灯笼天窗，将光线引进里面。而每一座天窗，都像接力似的，不断向远方退去，洒落的阳光宛如一道金色帘幕，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里头的声响也不同。在无边的寂静中，我们听见水流的舔啜声顺着两条半圆形玄武岩石渠一路通往“水之母”——就像猫舌舔水那样，声声分明。
我不知道我们站在那里彼此对望了多久——也许从她死后有整整十五年。
终于，她转过头，咬着下唇，开始走。一边走着，她一边头也不回地重申：拜托了，约翰！
她从第一座石造天窗，迈入一重接一重的光瀑。在她两侧，水流闪映着宛如漂烛一般忽上忽下的耀眼星点。她走进一片金黄之中，金黄如同帘幕一般将她藏起，我再也看不见她，直到她重新出现在远方的光瀑之下。她越走越远，越远越小。越走越不费力，越远越显轻盈。她消失在下一道金色帘幕的包覆之中，当她再次出现时，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身影。
我屈下身，将手放进追随她而去的涓涓流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