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1年12月22日 星期一
傅圣泽到教廷传信部拜访潘如。他要搭乘的船只预计在两周后开航，但他却还没找到中国助手。
潘如人面较广，想必可帮他找到适当的人选。
这一切尤其让傅圣泽深感挫折，因为他已巧妙安排了他那十一箱书的运送方式。目前黄浦岛总共停泊了三艘法国船只：加拉蒂亚号（Galatee）、摩尔号（Maure）与孔蒂亲王号（Prince de Conti）。他仔细掌握了这三艘船只的航行路线，因为他自己前往欧洲的旅程就取决于它们的航程安排。孔蒂亲王号与摩尔号都错过了1720年底的季风，以致在海南岛停泊整整六个月之久，才在1721年5月抵达广州。加拉蒂亚号延迟的时间更久，不得不在交趾支那外海的昆仑岛过冬。那座岛屿不仅贫瘠荒凉，而且几无人烟，没有任何粮食来源，也没有禽兽可供猎捕，只有一群法国垦荒者和军人努力想在那里建立一座海军基地。加拉蒂亚号直到8月才抵达广州，船上载运了许多沮丧的垦荒移民。他们虽然在昆仑岛上盖了些小屋，终究还是只能被迫抛下那点小小的成就。广州的中国官员非常注意洋人的来去动向，也向皇帝详细汇报了这几艘法国船只的抵达消息。据说孔蒂亲王号的航行速度最快，可能会最早抵达法国，所以傅圣泽已和船长鲍格兰（M. Baugrand）洽谈过，让他和他的中国助手搭乘这艘船（如果他找得到助手的话）。以孔蒂亲王号的速度，他们应可在5月或6月抵达法国。
傅圣泽行事相当小心，总是会在事前做好详尽的计划，因此他也特意结识了两名在广州金融界居于关键地位的法国人：在法国东印度公司于广州设立的法国工厂担任总管的布雷特舍先生（M. de la Bretesche），以及他的副手特维尔（Tribert de Treville）。自从1698年以来，中国即准许法国的工厂总管住在广州，而且因为他们愿意行正式的跪拜叩头礼，所以向来备受礼遇。布雷特舍与特维尔都来自南特（Nantes）。中国运往法国的货物在布列塔尼的路易港上岸之后，通常都在南特保税运送，因此他们两人在中国与法国都有相当丰富的人脉。布雷特舍在离开法国之前，曾经接受指示而购买了一大批关于宗教、政治、科学、艺术和语言的中国书籍。这项富有远见的决定来自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资金也是由他提供。购买这些书的钱将透过北京与马尼拉的账户支付。布雷特舍之所以会认识傅圣泽，是因为他们当初曾在南京市场共同为法国国王的图书馆采购书籍。傅圣泽拟定书单，布雷特舍则派遣一名中国商人在南京买齐书单上的书。不知道是因为时间匆促还是资金不足，或是个人喜好的关系，这名商人只买了书单上的一小部分书籍，但即便如此，也整整装了七箱。
傅圣泽与布雷特舍也经常在正式晚宴上碰面，而且傅圣泽还帮在5月中旬才抵达中国的布雷特舍列了一份与中国商人打交道所需的中法词汇对照表。为了回报傅圣泽的热心协助，布雷特舍则向他透露了法国东印度公司未来扩张计划的机密信息，包括他们打算占领澳门以南的上川岛作为海军基地。此外，布雷特舍也为弥撒提供上好的酒，甚至也提供他自家的佣仆与银制餐具让耶稣会士招待教宗特使。
东印度公司副总管特维尔与中国商业官员“户部”会议过后，都会到耶稣会院拜访傅圣泽，向他告知在广州因为逾越中国礼仪而衍生的种种相互控告事件，也帮他草拟要寄往欧洲的拉丁文与法文书信。孔蒂亲王号同意让傅圣泽随时把他找到的中国助手带上船，就是特维尔帮他接洽的结果，而且他还要求船上的所有船员和军官在他们的船舱里放置一箱傅圣泽的书籍，为傅圣泽省下了昂贵的货运费。举例而言，傅圣泽刚收到的欧洲书本要价二百六十八法郎，运费则是三十法郎；以这种超过百分之十的费率计算，十一箱书籍的运费将令人难以负担。船员帮他这个忙不过是举手之劳，因为他们放在自己的船舱里带回家的货物，占了他们航行所得的一大部分，而且平均在一趟航程上所赚取的销货利润可达他们薪资的四倍，甚至更多。傅圣泽对于这样的安排非常满意，因为他的书籍不但可获得妥善保管，还可随时取用。然而，如果没有一名中国人担任他的助手，这一切成果都将毫无意义，而潘如承诺会尽力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