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好笑，但并不低俗[101]

十九世纪的前七十五年是英国幽默作品的伟大年代——它们并不机智，也没有讽刺意味，纯粹只是幽默。

那段时期诞生了狄更斯的大量滑稽作品、萨克雷杰出的滑稽剧和短篇小说如《要命的靴子》和《到蒂明斯家略进晚餐》、苏迪斯的《汉德利十字架》、刘易斯·卡罗的《爱丽丝漫游仙境》、道格拉斯·杰罗尔德[102]的《考德尔夫人的垂帘讲演》和托马斯·巴勒姆[103]、托马斯·胡德[104]、爱德华·利尔、亚瑟·休·克拉夫、查尔斯·斯图亚特·卡尔弗利和其他作家所写的诙谐诗。另外两部杰出的幽默作品——安斯泰的《反之亦然》和格罗史密斯父子[105]的《小人物日记》成书于我所提到的时期之外。但不管怎样，直到1860年前后，漫画家仍然存在，看看克鲁克襄[106]给狄更斯画的插画、利奇给苏迪斯画的插画和萨克雷为自己的作品画的插画就知道了。

我不是想夸张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英国没有诞生任何有价值的幽默作品。比方说，我们有巴里·佩恩[107]、雅各布斯、斯蒂芬·李科克[108]、沃德豪斯、心情较为轻松的威尔斯、伊夫林·沃和希莱尔·贝洛克——他是一位讽刺作家而不是幽默作家。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写出达到《匹克威克外传》这一高度的幽默作品，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一本称得上一流的幽默期刊读物。人们一直批评《潘趣》“和以前不一样了”，不过这番话在当下或许并不公允，因为《潘趣》比十年前更好笑了，但比起九十年前，它确实没有那么好笑。

滑稽诗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活力——这个世纪没有诞生任何有价值的英语打油诗，贝洛克先生的诗和切斯特顿的一两首诗除外——而一幅不仅是因为它所展现的笑话好笑，而且本身的笔触也好笑的漫画也极为罕见。

这些大体上都得到了承认。如果你想要开怀大笑，去音乐厅或看场迪士尼电影会更靠谱，或调到汤米·汉德利[109]的节目，或买几张唐纳德·麦吉尔的明信片，而不是去看书或看杂志。大家都承认美国滑稽作家和漫画家比我们的作家和漫画家更出色。当下我们根本没有人能和詹姆斯·瑟博[110]或达蒙·鲁尼安相提并论。

我们不知道开怀大笑是如何产生的，或为了什么生物功能而服务，但我们大体上知道是什么引至开怀大笑。

当一件事情不合常规时，它就是好笑的——只要它不伤人或令人害怕。每一个笑话都是一场小小的革命。如果你只能以一句话去修饰幽默，或许你可以将其定义为“让尊严坐在大头钉上”。无论是什么摧毁了尊严，将强权者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下来，最好摔上一跤，这就很好笑。摔得越重，玩笑就越成功。朝一个主教扔奶油蛋糕比朝一个牧师扔奶油蛋糕更过瘾。我觉得，记住这一原则，你就能开始认识到英国的幽默文学在这个世纪出了什么岔子。

如今几乎所有的英国幽默作家都太斯文，太善良，太刻意地走下里巴人路线了。沃德豪斯的小说，或赫伯特的诗歌，似乎都是写给发达的股票经纪看的，供他们在某个郊区高尔夫球场的休息室消磨时间。他们这些人一心想的就是担心会身陷丑闻，道德上、宗教上、政治上或思想上都是如此。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最优秀的幽默作家——贝洛克、切斯特顿、“提摩西·夏伊”[111]和最近冒出来的“比奇康莫”[112]——都在为天主教辩护，也就是说，他们都有着严肃的目的，而且愿意使用下三滥的手段。这并不是出于巧合。现代英语幽默的傻蛋传统、避免描写暴行和害怕思想可以用“好笑，但并不低俗”这句话加以概括。在这个语境里，“低俗”通常意味着“淫秽”。我们得承认，最好的笑话不一定得是下流的笑话。例如，爱德华·利尔和刘易斯·卡罗从未写过这一类笑话，而狄更斯和萨克雷写的也不多。

大体上，维多利亚早期的作家避免拿性开玩笑，虽然有几个是例外，如苏迪斯、马里亚特和巴勒姆，他们仍然保留着十八世纪的低俗。但问题的关键是，现代对于所谓“干净的笑话”的强调其实是不愿触及任何严肃或有争议的题材的体现。说到底，淫秽是一种颠覆。乔叟的《米勒的故事》是道德层面的反叛，就像《格列佛游记》是政治层面的反叛一样。事情的真相是，你要描写那些富人、有权有势的人和自鸣得意的人不愿意提及的话题，你才能成为难忘的幽默作家。

上面我提到了几位十九世纪最优秀的幽默作家，但如果你去考察早期的英国幽默作家的话，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例如乔叟、莎士比亚、斯威夫特和流浪汉小说家斯莫利特、菲尔丁和斯特恩。如果你将外国作家考虑在内，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作家，那就更了不得：例如阿里斯托芬、伏尔泰、拉伯雷、薄迦丘和塞万提斯。所有这些作家都很残忍和低俗。那些人物被裹在毛毯里扔掉，他们砸穿了黄瓜棚架，他们躲在洗衣篮里，他们抢劫、撒谎、行骗，在每一次可能丢脸的时候都会出洋相。所有伟大的幽默作家都愿意去攻击作为社会基础的信仰和美德。薄迦丘将地狱与炼狱视作无稽之谈，斯威夫特嘲笑人类的尊严，莎士比亚让福斯塔夫在战斗中发表一则演讲为懦弱辩护。至于婚姻的神圣，在基督教社会里一千年来有大部分时间它是幽默的主要题材。

所有这些都不是说幽默的本质是不道德或反社会的。一个笑话顶多是对美德暂时性的反叛，其目的不是要贬低人类，而是让他知道他已经堕落了。极其淫秽下流的玩笑能和非常严肃的道德标准结合在一起，就像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一样。有些幽默作家，如狄更斯，怀有直接的政治目的。其他作家，如乔叟和拉伯雷，接受了社会的败坏，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没有哪位达到一定高度的幽默作家曾经说过社会是美好的。

幽默是对人性的揭露，只有在与人类有关的情况下它才有趣。比方说，动物只有在它们是对我们自己的拟人化戏仿时才有趣。一块石头本身不会有趣，但如果它打中了一个人的眼睛或被雕成人的模样，那它就是有趣的。

但有比扔奶油蛋糕更加微妙的揭露方式。还有纯粹幻想的幽默，嘲讽人类自诩不仅是有尊严的生物，还是理性的生物。刘易斯·卡罗的幽默的主要方式是嘲笑逻辑，爱德华·利尔则喜欢和常理玩恶作剧。当红桃皇后说“我见过的山丘，你所看到的那座山丘和它一比，就变成山谷了”时，她和斯威夫特或伏尔泰一样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社会的基础发起抨击。在利尔的幽默诗《向咏吉—邦吉—波求爱》中，幽默的诗篇总是在于营造一个梦幻的世界，那个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很相似，以此剥夺了后者的尊严。但它更经常依赖反高潮的手法——即一开始用高雅的语言去写，然后突然间直转而下，重重地摔个跟头。例如：卡尔弗利的这几行诗：

曾经，我是一个快乐的孩子，终日

在绿色的草坪上欢乐地歌唱，

心满意足地穿着

一套有点紧身的小蓝衣。

这首诗最开始的两句会让人觉得这将是一首关于童年的美好的抒情诗。贝洛克先生在《现代旅行者》中对非洲的祈祷：

噢，非洲，神秘的土地，

被许多沙子包围，

尽是草原和树木……

遥远的俄菲乐土，有黄金的矿藏，

那是尊贵的老所罗门王的财产，

向北驶向丕林岛，

带走了所有的黄金，

留下了许多洞穴。

布雷特·哈特的续篇《致玛乌德·穆勒》，有这么两句话：

但在他们结合的日子，

玛乌德的哥哥喝得酩酊大醉。

用的是同一种手法，而伏尔泰的嘲讽之作《圣女》和拜伦的许多散文则以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这个世纪的英文诙谐诗——看看欧文·希曼[113]、亨利·格拉汉姆[114]、艾伦·帕特里克·赫伯特[115]、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116]和其他人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劣作，不仅缺少想象力，而且没有思想。那些作者都处心积虑地避免阳春白雪——即使他们用韵文诗写作，也处心积虑地避免做诗人。而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诙谐诗里到处都有诗歌的影子。它们往往是技艺精湛的韵文诗，有时候甚至讲究用典，“晦涩难懂”。巴拉姆曾写道：

你背后的双臀肌受了伤，

布劳迪·杰克，

你的美第奇[117]曾经受过伤，

你的爱神在多处地方受过伤，

我想大概有二十处，

如果没有更多，

她的手指和脚趾都掉在地上。

他是在展现大部分严肃的诗人都会尊敬的艺术品位。或者引用卡尔弗利的《烟草颂》：

你，当恐惧来袭时，

你将它们驱走，将骑手

鞍后坐着的那黑色的忧愁

拉下马；[118]

甜美啊，你在微光初现的清晨，

甜美啊，当他们收走了午饭的杯盘时，而在一天快过去的时候，

你最是甜美！

看得出卡尔弗利并不害怕运用深奥的拉丁典故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他不是在为下里巴人写作——特别是他的《啤酒诵》——而且擅长反高潮的诗，因为他愿意向真正的诗靠拢，并认为他的读者应该有充分的知识。

看起来，要想写出好笑的东西来，你就非得低俗不可——这里所说的低俗是以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英语幽默作品所针对的读者的标准而言的，因为不仅性是“低俗的”，死亡、生孩子和贫穷也是。最好的歌舞厅幽默作品就是拿后面那三个开涮。尊重思想和强烈的政治情感，如果不是真的低俗，也被视为品位很可疑。当你的主要目的是取悦那些优裕的阶级时，你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好笑：它意味着忽略太多的东西。事实上，要做到好笑，你必须严肃对待。过去至少四十年来的《潘趣》给人的印象是，它在试着让人感觉心里踏实，而不是要逗笑。它所隐含的信息是，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真正的改变。这绝对不是它创刊时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