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拉迪亚·吉卜林[51]

艾略特先生竟然会在他为这部《吉卜林诗集》作序的长文中为他如此辩护实在是令人遗憾，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甚至在你能够谈论吉卜林之前，你必须先消除由两批连他的作品都没有读过的人所制造的神话。吉卜林处于成为一个代名词的奇特位置已有五十年之久。在文坛的五代人中，每一个开明人士都鄙视他，而到了那个时期的尾声，开明人士十有八九都被遗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卜林依然屹立于文坛。艾略特先生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件事，因为在回应那个斥责“吉卜林是一个法西斯分子”的熟悉而肤浅的指控时，他犯了截然相反的错误，在无法为他辩护的方面为他辩护。硬要说吉卜林的人生观大体上能被有教养的人所接受或原谅是没有意义的。比方说，当吉卜林描写一个英国士兵拿着槌衣棒殴打一个“黑鬼”勒索钱财时，硬要说吉卜林只是以记者的身份进行报道，并不一定赞同他所描写的事情，这是没有用的。在吉卜林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地方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不认同这种行为——恰恰相反，在他身上有一种确凿的虐待狂的特征，大大超出了那一类型的作家必然会有的残忍。吉卜林是一个沙文帝国主义者，在道德上麻木不仁，而且审美观令人厌恶。一开始的时候就承认这一点会比较好，然后再试图探究为什么他仍流传至今，而那些嘲讽他的有教养的人却似乎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然而，斥责他是“法西斯分子”的这一指控必须得到回应，因为要在道德上或政治上理解吉卜林的第一条线索就是他并非法西斯分子这一事实。比起如今最人道或最“进步”的人，他更不像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人们总是鹦鹉学舌般地引用他的话，却从未尝试去查阅引文的语境或探究其意义，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退场赞美诗》里的一行诗句：“或像劣等人种那样无法无天”。这句话总是在左翼圈子里被当成嘲讽的对象。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劣等人种”就是“土著人”，他们所浮现的画面是某个戴着遮阳帽的白人老爷正在踢一个苦力。这句话在其语境下的意思几乎截然相反。“劣等人种”这个称谓几乎可以肯定指的是德国人，特别是那些“泛日耳曼”作家，他们“无法无天”是说他们目无法纪，而不是说他们没有律法。整首诗通常被认为是大肆吹捧的胡言乱语，但其实它是对权力政治的谴责，既包括对英国人，也包括对德国人。有两段诗值得引用（我将它们看作是政治意见而引用，并非看作是诗歌）：

如果看到权力而迷醉，

我们便胡言乱语，不再对您敬畏，

就像异教徒那样口出狂言，

或像劣等人种那样无法无天——

万军之主啊，请与我们同在，

以免我们遗忘——以免我们遗忘！

因为异教徒的心所信任的，

是刺鼻的炮管和铁皮，

所有英勇的尘埃都建立于尘埃，

看守着，不以您的名义看守着，

疯狂的自夸和愚蠢的言语——

主啊，请宽恕您的子民！

吉卜林的许多修辞出自《圣经》，在第二节中无疑他想到了《诗篇》第127篇的经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52]这段文字不会给后希特勒时代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人相信比军事力量更加强大的制裁，没有人相信有什么能制约武力，除非以暴制暴。没有“律法”，只有力量。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信仰，只是说这是所有现代人实际上信奉的信仰。那些声称不相信这一点的人要么是思想上的懦夫，要么是披着一层薄薄的伪装的权力膜拜者，要么被他们生活的时代所抛弃。吉卜林的世界观是前法西斯式的。他仍然相信骄傲会导致失败，神明会惩罚傲慢之人。他没有预见到坦克、轰炸机、无线广播和秘密警察，或它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

但说了这些，这不是否定了我所说过的吉卜林是一个残暴的沙文帝国主义者那番话吗？不是的，这只是在说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者的世界观与现代暴徒的世界观是两回事。吉卜林非常肯定地属于1885年至1902年这一时期。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令他感到很苦恼愤懑，但没有多少迹象表明他从布尔战争之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得到了什么教训。他是大英帝国主义在其扩张时期的先知（他唯一的小说《黯淡的光芒》比他的诗作更让你感受到当时的气氛），同时也为英国军队撰写稗官野史，那支老牌雇佣军从1914年开始转型。他所有的信心，他那活跃而粗俗的活力都来自法西斯分子或准法西斯分子所没有的局限性。

吉卜林的后半生郁郁寡欢，毫无疑问，其肇因是政治上的失望而不是文学上的虚荣。不知怎地，历史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在获得空前伟大的胜利后，英国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吉卜林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所理想化的阶级失去了美德，年轻人耽于享乐或麻木不仁，将地图涂成红色的野心已经烟消云散。他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从来不曾理解支撑着帝国扩张的经济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和普通士兵或殖民地行政官员一样，吉卜林似乎没有意识到，经营帝国的首要考虑是挣钱。他心目中的帝国主义是一种强迫性的福音传播。你把加特林机枪对准一群赤手空拳的“土著”，然后你定下“律法”，其中包括道路、铁路和法庭。因此，他无法预见到促使帝国形成的同一动机到最后会将帝国毁灭。例如，将马来亚丛林开发成橡胶园和将这些橡胶园完好无损地拱手相让给日本人其实是出于同样的动机。现代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十九世纪的英国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两种态度各有其优点，但吉卜林从未能从一种态度转变为另一种态度。虽然他终究是个艺术家，他的世界观却是一个领薪水的官僚的世界观，那些人鄙视“商贾”，总是活了一辈子还没有意识到“商贾”才是发号施令的人。

但由于他把自己认同为官僚阶级的一员，这使他拥有了“开明”人士鲜有或根本没有的特征，那就是责任感。在这一点上中产阶级左翼人士痛恨他，就像他们痛恨他的残暴和庸俗。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的所有左翼政党说到底都是一场骗局，因为他们投身于反对他们并不是真心想要摧毁的体制。他们拥有国际主义者的目标，与此同时，他们又竭力想维持与那些目标不相容的生活标准。我们都在依靠掠夺亚洲苦力而活，我们的“开明”人士都在口口声声地说那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我们的生活标准，也就是我们的“开明生活”却要求掠夺继续下去。一个人道主义者总是一个伪君子，而吉卜林对这一点的洞察或许是他能说出那些铿锵有力的话语的根本秘密。很难找到一句比“嘲笑那些在你睡着的时候保卫你的身着戎装的士兵吧”更简单直接地戳穿英国人促狭的和平主义的话了。确实，吉卜林不了解那些上等人和毕灵普分子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关系。他不明白英国版图的扩张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剥削苦力。他看见的不是苦力，而是印度的公务员，但就算在这一层面，他对谁在保护着谁这一职能理解得非常透彻。他清楚地看到只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沦为比较没有教养的人，保卫、哺育着另一部分人，后者才能享受着高度的教养。

在多大程度上吉卜林真的认同自己是他所颂扬的行政人员、士兵和工程师中的一员呢？并不像人们有时候所认为的那么彻底。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周游广阔，他在一个庸俗的环境中长大，却拥有出色的头脑。他身上有一些或许是病态的特征，让他倾向于活跃的行动而没有敏锐的感觉。十九世纪驻印度的英国人是他所崇拜的人当中最不可爱的，但他们至少是实干派。或许他们所做的统统都是坏事，但他们改变了大地的面貌（看着一张亚洲地图，比较一下印度的铁路系统和周边国家的铁路系统就知道了）。而要是普通的驻印英国人的观点都像爱德华·摩根·福斯特[53]那样的话，他们什么事也干不成，连保住自己的权力一个星期都做不到。虽然吉卜林所描绘的内容艳俗而肤浅，但那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十九世纪英属印度的唯一文学图景，他能够描绘出那幅图景，纯粹是因为他够粗俗，才能在混乱不堪的俱乐部和军营里混下去和保持缄默。但他并不是很像那些他所钦佩的人。从几个私人的渠道，我了解到许多与吉卜林同时代的驻印英国人并不喜欢他或认同他。他们说他对印度一无所知，这无疑是实话；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眼中他有点太特立独行了。在印度的时候他老是和“不像样”的人混在一起，由于他肤色黝黑，他总是被怀疑有亚洲血统。他生于印度，又很早就离开学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发展。要是背景稍有不同，他或许会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或一个顶尖的音乐厅歌曲作词人。但能说他是一个粗俗的摇旗呐喊者和西塞尔·罗德斯[54]的公关马前卒吗？这么说没错，但他又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或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如果说早期的他是这样，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迎合过公共舆论。艾略特先生说，他之所以受到反对，是因为他以受欢迎的方式表达了不受待见的观点。这就把问题狭隘化了——他认为“不受待见”是指不受知识分子的待见，但事实上，吉卜林的“主旨”并不是广大公众想要的，而且从未被他们接受过。九十年代的人民群众和现在一样反对军国主义者，对帝国感到厌倦，只是下意识里有爱国情绪。吉卜林的仰慕者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那些“服役”的中产阶级，那些人读的是《布莱克伍德》[55]。在本世纪愚昧的初叶，毕灵普分子终于发现有一个能被称为诗人的家伙是自己人，于是便将吉卜林摆上神坛，他的那些比较简洁精辟的诗作，比方说《如果》，被赋予了几乎和《圣经》同等的地位。但值得怀疑的是，毕灵普分子是否仔细阅读过他的作品，就像他们没怎么用心阅读过《圣经》一样。他所说的话中有许多是他们不可能认同的。很少有从内部批评英国的人说过比这个粗俗的爱国者更加尖刻的话。大体上他攻讦的对象是英国的工人阶级，但并不一定总是这样。“板球三柱门边上那帮穿着法兰绒的傻瓜和足球场的球门边上那帮糊涂的白痴”这句诗时至今日仍然像一支箭那样很扎人，既是针对足总杯决赛，也是针对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比赛。奇怪的是，他针对布尔战争所写的一些诗句在题材方面带有现代特征。《斯泰伦博斯》应该是写于1902年前后，概括了每个有文化的步兵军官在1918年或现在会说的话。

吉卜林对大英帝国的浪漫想法如果能够避免当时的阶级偏见的话，原本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细读他最好的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的话，他那些行伍诗，特别是《军营之歌》，你会注意到对这些诗歌戕害最大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隐晦态度。吉卜林将军官阶层尤其是下级军官理想化了，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而那些小兵虽然可爱而浪漫，却必须扮演丑角，说话时总是要带着风格化的伦敦土腔，不是很土，但所有的H音和结尾的G音都会很小心地省略掉。结果往往就像在教堂聚会时玩搞笑背诵那样令人尴尬。这造就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你总是可以把吉卜林的诗改好，让它们没那么滑稽和露骨，只需要将它们通读一遍，将伦敦腔改成标准的发音就成了。他的那些叠句更是如此，它们常常有一种真正的抒情品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描写葬礼的，另一个是描写婚礼的）：

放下你的烟斗跟我来！

干了你的酒杯跟我来！

噢，听那大鼓的召唤，

跟我来——跟我一同归家来！

或者：

为队长的婚姻欢呼——

再为他们欢呼！

拉炮的灰马就在地里，

一个流氓娶了一个妓女！

这两首诗里的H音和其它发音我都加了上去。吉卜林原本不该这么糊涂的。他原本应该知道这两节诗句中，第一首最后结尾的两句写得很优美，原本应该克服他嘲笑劳动人民口音的冲动。古时候的民谣里，地主和农民说的是同样的语言。对于吉卜林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总是带着一种扭曲的阶级眼光居高临下地俯视，而他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就这样被毁了，这真是诗意的报应——比起“follow me home”（跟我一同归家来），“follow me ‘ome’”（跟我一同归扎来）实在是难听多了。但即便是在没有败坏韵律的地方，他那伦敦土腔的戏谑轻浮也实在是很惹人厌。不过，他的诗作被人朗诵的机会要比变成油墨被人阅读的机会更多，大部分人在引用他的作品时会本能地作出必要的改正。

你能想象九十年代或现在有哪个士兵在读到《军营之歌》时会觉得这位作家写出了他们的心声吗？很难想象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任何能读诗集的士兵都会立刻发现吉卜林几乎没有察觉到军队里和其它地方一样正在进行一场阶级斗争。这不仅是因为他觉得士兵滑稽可笑，而且他认为他们忠心爱国，思想封建，崇拜他们的长官，为身为英女王的士兵而自豪。当然，这么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否则仗就打不成了。但是，“我为你做了什么，英国，我的英国”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问题。几乎每个劳动人民立刻就会反问“那英国为我做了什么呢？”按照吉卜林对此的理解，他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下层阶级的极度自私”（他本人的原话）。当他不写英国人，而是写“忠心耿耿”的印度人时，他把“您好，老爷”这句话用到了有时候让人觉得厌恶的程度。但是，他确实要比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或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派”更关心普通士兵，更关注他们应该得到公平的待遇。他看到士兵被人忽视，兵饷微薄，而且遭到那些受他们保卫的人伪善的轻蔑。在他身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写道：“我开始意识到，士兵的生活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悲剧，他们忍受着不必要的折磨。”他被指责美化战争，或许他真的这么做了，但并不是以惯常的那种手法假称战争就像是一场足球比赛。和大多数擅长写战争诗篇的人一样，吉卜林从未参加过战斗，但他对战争的描述是写实的。他知道被子弹打中会很疼，每个人在炮火之下都会害怕，普通士兵从来不知道战争是为了什么，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战场那一小块地方之外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英国军队和其他军队一样，总是会望风而逃。

身后刀风响，敌人不敢望，

不知身处何方，皆因未曾驻足四看，

直到跑出小半里，

方闻乞丐在尖叫，

声音似曾相识——正是我在求饶！

把这首诗的风格加以现代化，或许它就活脱脱像是二十年代反战作品里的诗篇。还有：

子弹穿过尘土飞来，

没有人愿意去面对，但每个叫花子都必须面对，

就像戴着镣铐的囚徒，不愿意上路也得上路，

他们成群结队地冲锋，动作出奇地僵硬迟缓。

和这首诗进行比较：

轻骑兵，冲啊！

有人胆怯了吗？

没有！虽然士兵们都知道，

大错已经铸成。

要说真的有什么的话，吉卜林只是过度渲染了恐惧，因为他年轻时的战争按照我们的标准根本算不上是战争。或许这是因为他身上神经过敏的特征和对暴虐的渴望。但至少他知道被命令去攻打不可能攻克的目标的士兵都很沮丧，而一天4便士的兵饷实在算不上优厚。

吉卜林对那支在十九世纪末长期服役的雇佣军的描写在多大程度上是全面和真实的呢？你只能说，吉卜林所描写的关于十九世纪英属印度的作品不仅是最好的，而且几乎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文字叙述。他记录了大量的内容，要是没有他的话，我们只能从口口相传或不堪卒读的兵团史中去收集资料。或许他所描绘的军队生活要比史实更加完整准确，因为任何中产阶级的英国人都知道足够多的信息以填补空白。不管怎样，读到埃德蒙德·威尔逊先生[56]刚刚出版的关于吉卜林的文章时[57]，我很惊讶有那么多对我们来说熟悉到令人觉得无聊的事情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吉卜林早期的作品确实刻画出一幅生动而并非严重误导的图景，描绘机关枪时代之前的军队——在直布罗陀或拉克瑙的闷热的兵营，那些身穿红色军装、扎着土黄色的皮带、戴着扁边军帽的士兵，喝酒、斗殴、鞭笞、绞刑和十字架刑，集结号、燕麦和马尿的味道，蓄着一尺长的八字胡、喝喝骂骂的军曹，总是安排不当的血腥的伏击，拥挤的运兵船，霍乱横行的军营，“土著”情人，逃不掉的在收容所死去的命运。那是一幅天然而粗俗的画面，在里面一首爱国的音乐厅歌曲似乎和左拉的一篇比较血腥的作品混杂在一起，但后人将会从中得知一支长期服役的志愿军是怎么一回事。同样地，他们还能够了解到在还没有听说过汽车和冰箱的时代英属印度是什么样子的。你也许会想，要是乔治·摩尔[58]、吉辛[59]或托马斯·哈代[60]有吉卜林的机会的话，他们会写出关于这些主题更好的作品，这么想就错了。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十九世纪的英国不可能诞生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或像托尔斯泰描写军队生活的次要作品如《塞瓦斯托波尔》或《哥萨克骑兵》。这不是因为缺乏才华，而是因为感觉敏锐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接触。托尔斯泰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在那里似乎每个家庭的年轻人参军几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大英帝国在当时和现在的非军事化程度会令欧洲大陆的观察员觉得难以置信。文明人不会轻易地离开文明的中心，在大部分语言中都缺乏你可以称之为“殖民文学”的作品，要在机缘非常巧合之下才会诞生出吉卜林笔下那种庸俗的场面：小兵奥特里斯和霍克斯比太太在棕榈树下正襟危坐聆听寺庙的钟声，而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吉卜林本人是个半开化的人。

吉卜林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为语言添砖加瓦的英语作家。我们把短语和新词拿过来就用，却不记得它们并不总是出自我们所钦佩的作家。比方说，当听到纳粹广播员把俄国士兵斥为“机器人”时我们会感觉很奇怪——他们不自觉地从一位捷克民主人士那里借用了这个词，要是让他们逮到他的话，他们会把他给杀死的。这里有六个吉卜林创作的“诗句”，你可以看到它们被短篇社论或低俗小报所引用，在沙龙酒吧里可以听到几乎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在使用这些诗句。你会看到，它们都拥有某种共同的特征：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白种人的负担。

他们对英格兰有多少了解？那些只了解英格兰的人啊。

女人比男人更要命。

苏伊士河以东的地方。

支付“丹麦金”[61]。

还有许多别的例子，其中有一些摆脱了它们的语境流传了很多年。比方说“动动你的嘴皮子杀死克鲁格[62]吗？”直到现在仍在使用。而且有可能就是吉卜林第一个用“蛮夷”称呼德国人，至少他是在1914年交战开火后就开始使用这个词语的。但上面我所列出的诗句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你在半开玩笑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就像“因为我要成为五月的女王，妈妈，我要成为五月的女王”[63]），但这些话你迟早都会用上的。比方说，《新政治家》对吉卜林的态度最为轻蔑，但在慕尼黑会议期间有多少次《新政治家》引用了“支付丹麦金”那句话呢？[64]事实上，吉卜林除了有点急智和能以区区几个词语作出低俗而生动的描写（“棕榈与松树”——“苏伊士以东”——“通往曼德勒之路”）外，他还总是在谈论时下的趣事。从这一观点出发，有思想和体面的人总是发现自己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但这并不要紧。“白人的负担”立刻引发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即使你觉得这句话应该改为“黑人的负担”。你可能从骨子里不认同《岛民》所隐含的政治态度，但你不能说这是一种轻佻的态度。吉卜林所表达的思想既庸俗又持久。这引发了他作为诗人或韵文诗作家的特殊地位的问题。

艾略特先生把吉卜林的押韵作品称为“韵文”而不是普通意义的“诗歌”，但他补充说那是“大韵文”，并进一步对这个名称加以定性：如果一位作者的部分作品“我们不能判断是韵文还是诗歌”，那他只能被称为“大韵文家”。显然，吉卜林是一个偶尔也写诗的韵文家，但遗憾的是，艾略特先生没有指明这些诗作的名字。问题是，当需要对吉卜林的作品进行审美判断时，艾略特先生太执着于为他辩解，而没办法坦率直言。他没有说出来的话，而我认为在讨论吉卜林时一开始就应该声明的是：吉卜林的大部分韵文实在是俗不可耐，那种感觉就像你看着一个三流的歌舞厅表演者在朗诵《伍方福的辫子》，一道紫色的舞台灯光就照在他的脸上，但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中仍有许多地方能给那些了解什么是诗的人带来快乐。在他最低劣也是最具活力的诗作像《贡嘎丁》或《丹尼·迪弗》里，吉卜林几乎是一种令人觉得羞愧的快乐，就像有些人到了中年仍然喜欢偷吃廉价糖果一样。但即使在他最好的章节里，你也会有类似于被某样虚伪的事物勾引的感觉，然而，你毫无疑问被勾引了。除非你是个势利鬼和骗子，否则你绝不会说没有哪个喜欢读诗的人能从这样的诗句中获得快乐：

轻风吹拂着棕榈树，

寺庙传来了钟声，声声说道：

“归来吧，英国的士兵。

归来吧，回到曼德勒！”

但是，这些诗句并不是《菲利克斯·兰德尔》或《当冰锥挂在墙上》那种意义上的诗。或许你可以把吉卜林简单地称为一个好的蹩脚诗人，这比在“韵文”和“诗歌”之间玩弄文字游戏更能令人满意地对其定位。作为诗人的他就像作为小说家的哈里特·比彻·斯托[65]一样。这类作品的存在能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些情况，虽然它们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鄙薄为庸俗之作，却又一直有人愿意去读。

我认为自1790年以降，英国诞生了许多好的蹩脚诗，其中的例子有——我特意选择了很多类型的作品——《叹息之桥》、《劝君惜取少年时》、《轻骑兵冲锋》、布雷特·哈特的《军营里的狄更斯》、《约翰·摩尔爵士的葬礼》、《珍妮亲吻了我》、《拉沃尔斯顿的基斯》、《卡萨布兰卡》等所有这些俗不可耐的抒情诗——或许不一定就是这几首，但就是这一类诗，能够带给清楚它们的毛病在哪里的人真正的快乐。要不是好的蹩脚诗总是家喻户晓，不值得重印，否则你可以将这些诗作变成一本规模相当可观的诗集。

假意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好诗”能够受到欢迎根本没有意义。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必定会是这样，只有极少数人钟情于诗，它是最不受待见的艺术。或许这番话需要加以一定的限制。真正的诗有时候在伪装成别的东西时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民谣诗歌依然在英国存在就是一个例子，比方说，童谣、帮助记忆的押韵诗和士兵们编的歌曲，包括那些配合军号的歌词。但大体上，我们的文明一提到“诗”这个字就会发出带着敌意的窃笑，或者会涌起大部分人听到“上帝”这两个字就会感觉到的那种冷冰冰的厌恶。如果你擅长拉六角风琴，或许你可以去最近的公共酒吧，只消五分钟就能赢得听众的认可。但同样是那批听众，如果你提议朗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们会是什么态度呢？但是，如果事先营造出合适的气氛的话，好的蹩脚诗能打动最难以打动的听众。几个月前，丘吉尔在一篇广播演讲中引用了克拉夫[66]的《努力》，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和一群肯定对诗歌不感兴趣的人在一起收听这次广播，我相信这一段中间插入的诗句打动了他们，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别扭。但如果丘吉尔引用的是比这首诗好得多的诗，就算是他也没办法获得成功。

作为一个韵文家，吉卜林一直都很受欢迎，现在仍然很受欢迎。在他生前，他有几首诗超越了文学的范围，超越了学校颁奖日、童子军歌唱、软皮书籍、烙画和日历的世界，进入更加广阔的歌舞厅的世界里。但是，艾略特先生认为他的作品值得编辑，从而泄露了其他人也有但总是不能诚实承认的品位。事实上，好的蹩脚诗这种东西居然能够存在就表明了知识分子与普通人之间情感上有重叠。知识分子与普通人不一样，但只是在个性的某些方面有所不同而言，虽然并非总是如此。然而，一首好的蹩脚诗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一首好的蹩脚诗是对显而易见之物的优雅缅怀。它以难忘的形式——因为韵文诗除了其它功能外，还是一种帮助记忆的手段——将几乎每个人都有的某种情感记录下来。像《劝君惜取少年时》这么一首诗，无论它是如何地煽情，它的优点是，它的情感很“真挚”，在某种程度上，你一定会发现自己迟早也会萌发它所表达的那种想法。然后，如果你刚好知道那首诗，它就会回到你的脑海中，似乎比以前初读时更加美妙。这种诗是一种押韵的格言，事实上，肯定受欢迎的诗总是很精辟或有一定道理的。只要举吉卜林的一个例子就够了：

苍白的双手紧抓着缰绳，

马刺从靴跟上滑落，

最温柔的声音高喊着：“再转过身来！”

鲜红的双唇令鞘中的利剑失色，

无论是步入欣嫩谷[67]还是踏上王座，

孤身的旅人才能无牵无挂地漂泊。

它有力地表现了一个庸俗的想法，或许并非出于真实，但不管怎样，那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想法。迟早你会有机会感觉到单身旅人行动最为无牵无挂，这个念头就现成地在那儿等候着你。因此，只要你听到过这句诗，你就可能会记住它。

我已经提到了吉卜林作为优秀的蹩脚诗人的魅力——他的责任感，这使得他有了心怀天下的抱负，即使他心中的天下其实是虚假的。虽然吉卜林与任何政治党派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他是一个保守派，如今保守党已经不复存在。现在那些自称为保守党的人要么是自由党，要么是法西斯或其同党。他认同自己是统治阶级而不是反对派的一员。对于一个富有才华的作者来说，这让我们觉得奇怪，甚至觉得讨厌，但它确实有其好处，让吉卜林对现实有一定的把握。统治阶级总是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你将何去何从？”而反对派则无须承担责任或作出实质的决定。在英国，当反对派有了稳定的地位和年金后，它的思想就会出现堕落。而且，任何持悲观反动的生活观点的人总是被证明是对的，因为乌托邦永远不会到来，而就像吉卜林本人所说的，“传统的诸神”总是会回来。吉卜林将自己出卖给了英国的统治阶级，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出于感情。这扭曲了他的政治判断力，因为英国的统治阶级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这将他引入了愚昧和势利的深渊，但他至少尝试过想象什么是行动和责任，这使得他获得了相应的优势。他不机智，不“勇敢”，不想“惊动资产阶级”[68]，这对他很有利。他所写的东西大部分是陈词滥调，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陈词滥调的世界里，他的言论也就经得起考验。即使他最傻帽的话也似乎没有同一时期的开明人士的言论那么肤浅和令人讨厌，就像王尔德的警句或《人与超人》结尾部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格言集。

有六十九种方式，

去构建起部落，

每一种方式，都是正确之举。

他说它们出自萨克雷，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弗洛伊德式的错误”：一个有教养的人不会引用吉卜林的话——换句话说，他不愿意承认吉卜林表达出了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