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　高山仰止——追忆恩师王慎轩先生之点滴

王慎轩先生（1900—1984），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妇科专家。他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小吏之家，3岁失怙，家道逐渐衰落。年十六考入浙江第五师范，19岁辞小学教员职，只身一人来上海其同乡开设的绸缎庄做账习（会计），因醉心并好学于中医，便以旁听生身份进入丁公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白天听课，晚上回店加班做账。丁公悯其工作之辛苦，叹其学习之勤奋，赞其敏捷与聪慧，特准允先生以插班生身份正式入学，并嘱师用心学习。师谨遵公命，发奋读书，夜以继日，遂年年以成绩第一而列榜首，一者可以免学杂费，减轻学习所需之负担；二者也不辜负公之一片爱心。公为使先生及一些得意弟子更好地学习和继承前辈学术思想及经验，常将其得意门生精心挑选后，专门送往沪上德高望重之名家处实习临诊。先生当时就和其同班同学章次公师叔等三人被丁公亲自送到著名经方大家曹公颖甫处实习及临诊。先生和章师叔深得曹公之喜爱，师徒们经常就学术问题一起探讨，虽曹公讷于言，但要言不烦，言必肯綮，先生悟其要领，得其真传而受益匪浅。因有感于曹公之知遇之恩，先生于毕业后二年，整理并出版了《曹颖甫先生医案》一书，是书第一次向海内外中医界介绍了经方大家曹颖甫的临床经验和其学生的临诊实习医案。1924年，先生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第五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旋应苏州浙江同乡会之邀，由上海赴苏州行医开业，初拜苏州妇科名家缪公康寿为师并侍诊一年，后在浙江会馆正式挂牌行医。26岁创办了苏州妇科医社及中国第一本《妇女医学杂志》，嗣后又创办了由章太炎任名誉校长的苏州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医专门学校——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出版并发行了《苏州国医杂志》。又与同学秦伯未、章次公、王一仁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医学院。20世纪30年代初叶，出版了其临床医著《女科医学实验录》一书，其独特的见解、精辟的理论、新颖的治疗，震动了当时的中医界，曾被评为苏州四大名医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执教于江苏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北京中医学院。1958年被卫生部定为卫技三级专家，分别主编或主审了《简明中医妇科学》、二版《中医妇科学》及北京中医学院的《妇科学讲义》，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妇科教研组及附属东直门医院中医妇科副主任，曾任北京中医学会妇科副主任委员、《中医杂志》及《江苏中医杂志》编委，先后担任过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二届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

我与先生师徒情缘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经上海崇明县寿安寺住持广愿大和尚的介绍，去苏州王慎轩先生家学医。先生自1965年从北京退休返苏州后，一直隐居家中，只于每日上午在家中接诊病员。故先生退休后的生活甚为低调，基本上远离了医药卫生界，以至于很少有人再提起或想起他了，当时在苏州中医界很有名望的则是黄一峰、奚凤霖、陈松龄等先生。所以，在笔者往苏州途中还暗自思忖：先生大约是民间具有一技之长或身带绝技的郎中。先生家是在苏州市中心名为旧学前的老街上，经过一条幽静的小巷，顺手转个弯，沿着斑驳的围墙壁便可走到那座并不起眼但很有沧桑感的古色古香的老宅门口。推门进去，一眼就可看到宁静的花园和不远处的水井，也能不时闻到阵阵飘来的檀香香味。这是个静谧且温馨的地方。先生家有前后三进房子，先生和保姆们住在后面，笔者被安排住在阁楼的小房间。说是房间，其实就是一个小书房，里面安放一张单人床，还有就是书柜，安顿好后就被保姆领去先生的书房。先生听说笔者是广愿师父介绍来的，便很客气地说：“我已经知道你要来的消息了，你住下来，先和其他一些来学习的师兄弟熟悉起来。”并问笔者有没有学过中医？笔者回答：“我是自学的，在农场做过卫生员。后来知青回城待分配期间，到我父亲好友一位老中医处请教过，但几乎是看他诊病，也没有学到什么。”先生听后就说：“你在这里多看看医书吧。”就这样，笔者从苏中乡下的启东来到了先生身边。

到苏州以后，笔者上午陪侍先生应诊，下午为老师打理相关内务，晚上则自己看书。一个月下来，生活、学习也渐安定，对先生的敬仰之情也与日俱增，在与师兄弟们的接触中也渐渐知道了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到先生是著名的中医学家、教育家、妇科名家，心中便萌生了想做先生入室弟子之念头。初先生以年事已高（时八十岁）、体力不支而不愿再收徒为由，婉言谢绝，后经先生的一些老友及保姆再三相劝，先生又见笔者学习不错，对笔者在较短时间内能单独替其应诊较为满意，就同意择日举行仪式正式收笔者为入室弟子。

大约在8月中旬，先生家的保姆通知笔者于次日上午买一对一斤重的蜡烛，拿出三元钱买中午的素菜以作供斋，要行拜师礼了。笔者忙遵嘱在次日上午把物品买好并送到保姆手中。临近中午时分，笔者在保姆的陪同下，进入先生书房。先生端坐在椅子上嘱我先焚香点烛，并端菜上供。先生礼佛三拜，然后缓转身躯，用浓重的绍兴夹苏州方言的语调对我说：“我曾带教过上百个学生，你是我最后最小的一个学生，自你之后，我决定关门不再收学生了（以后曾有一位马来西亚华人想把自己的儿子送来学习，被先生回绝）。你是我的学生，也就是王氏的门人，所以，你先拜佛，次拜医圣张仲景（书房的墙壁上，挂有一北京画家画的张仲景读书像），再拜祖宗，最后拜礼我。”就这样，分四个方向，每次叩拜三遍。拜毕，先生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赐号为小轩，希望你能成为一个能治病救人的好医生。”这就是先生对我的唯一要求和愿望，我便再三叩谢先生的受纳之恩。当时见证人除了两位保姆外，还有先生的门生胡念瑜、汪锡麟夫妇俩。据笔者所知，先生之后一直到1984年4月逝世，再也没有为其他已学的学生举行过类似仪式，看来是先生对笔者甚为垂青。

悬壶济世，情操高尚

先生始悬壶于姑苏，每于诊务之际，必免费应诊送药，尤对穷苦且远道而来之患者，先生总是除给医送药外，还给予往返之车费，尽力缓急救济。邻里街坊有贫病交困者，先生闻讯后还另贴费用以作救济。吴越之地的父老乡亲们因感于先生之高尚品德及精湛医术，便尊称其为“佛医生”或“王神仙”（与王慎轩谐音）之号。

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北京中医学院执教期间（门诊在东直门医院），数年如一日慷慨而无私地资助一名女性病患。该患者原患有严重的妇科疾病，慕名来医院求治于先生，但其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而治病费用较高，无力支付便作放弃治疗之想。先生知情后鼓励她与疾病斗争，并当即决定用自己的薪水为其付药费，每月贴补该患者家用。这样的资助经年不断，直至先生离职返苏州而止。这时患者的病也基本治好了，学院师生闻知此事都非常感动。

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天中午，笔者陪先生到因果巷的一位老邻居家去看病人。那时先生已八十岁高龄，身体不太好，腰背亦驼，走路很吃力，就劝他不要去了，让其家属将病人送来诊疗不是更好吗？先生说：“不行，这是位认识已几十年的老邻居，家里经济困难，身体不好经常吃药，负担很重，我不仅仅是去上门看病，还要给她送药。”所以，笔者搀扶着他沿着小巷一步一步地向病人家走去。先生路上叮嘱见到病人时，要有礼貌，千万不能有恩赐之意。他讲，在苏州生活工作几十年中，街坊里的父老乡亲们对他很是照顾和支持，所以，他常以报恩之心善待和接济邻里百姓。由此可见，先生在苏州获得雅名洵非虚誉，确是实至名归。

创校办刊，教书育人

先生自20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丁公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应苏州浙江同乡之邀，于1924年初赴苏州悬壶应诊。因他早年毕业于浙江第五师范，并担任过学校教学工作，所以对学校教育情有独钟，尤其在苏州崭露头角之后，深受病家的爱戴，且时常有人欲拜师于先生，又念及丁公在上海办医校之伟绩，遂萌志在苏州集合志同道合的中医界同仁仿丁公之办学方式倡办一所中医学校，以培养中医人才。于是在同学及同乡的支持下，先生于1931年创办了苏州国医学社，这是苏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所中医学校。后在1932年由中央国医馆备案，正式改名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

先生为该校的创办人，并自任副校长兼总务主任，校长是他的同学唐慎坊，名誉校长章太炎，校董李根源。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寓居苏州，并醉心研究中医学及佛学，曾数次亲赴学校为师生开讲座，亲自为学校的校歌填词，其歌词为：“山明水秀，古吴之邦，学风多俊良。创立医校，栽培后进，共把学术阐扬。溯国医，肇岐黄，治疗成效昭彰。愿吾同志，努力研讨，为国为校争光”。

学校从1932年起，于每年暑假面向江苏、浙江及上海等地招生，初每期招生一班，后再办研究生班，共招生五期，学生总数为200多人。该校的师资来源均是苏州当地的开业医师，如经绶章、钱伯煊、顾福如、程文卿、唐泽麟等先生。为提高学生对中医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学校还请苏州、沪、浙名医前来任教或讲座，如章太炎、叶橘泉、祝怀萱、颜星斋、吴子深、陆渊雷、祝味菊等。先生的同学及校友亦纷纷前来相助，如章次公、徐衡之、潘国贤、王志纯等。学校还开辟了西医课程（生理、解剖、病理、微生物），基础课设有语文、日文、体育、德育等，学制为4年，其中3年为课堂学习，一年为临床实习。另辟有学生实习基地，专设门诊部，施诊给药，并提供自制的一般丸散及常用饮片，由同学先随师抄方一段时间后，再行试诊，同时分派学生到苏州当地的名医处实习。所以，四年下来学生毕业时均能独立应诊，并有所师承，在各自的专科领域发挥其特点。

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于1937年被迫停办，前后毕业、肄业的学生总数为300名，为江、浙、沪及其他省市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如朱良春、傅方珍、陈丹华、陈松龄、郑绍先、俞济人、周自强、胡念瑜等，均为一代中医名家。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1955年应聘至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校长为承淡安），并兼中医学校门诊部的诊务，参与《中医学概论》的编纂及审稿，主编《简明中医妇科学》一书（主笔为其学生陈丹华）。这两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中医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该校学员毕业后又被分配到各级中医医疗及教育机构中，成为中医队伍的一支新生主力军。

1958年底，经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荐请，卫生部批准先生以专家身份（卫技三级）去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北京中医学院指派印会河、程莘农及傅方珍等三人专程到苏州迎接并陪同北上。到京后，受到了在京的江苏中医同道的热烈欢迎（当时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的教员中，有很多是江苏中医进修学校毕业的一期学生，如董建华、王绵之、施汉章、程士德、程莘农、王子瑜、傅方珍等），并与其早期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同学、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一起在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工作，负责学生的临床带教及实习。由于王慎轩先生精于中医妇科，并以中医妇科名家而闻名于世，所以经常被邀参与其他医院的会诊，一时名噪京师。

先生从江苏奉调至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后不久，正值二版中医教材编纂，他参与主审《中医妇科学》，同时被推选为北京市中医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医杂志》编委会也聘他为编委。先生虽忙于事务及诊务，但对中医教学尤其是临床带教很是关心，认为中医授徒方法很重要，要使每个学生能真正学到带教老师的诊疗本领，学生必须注重基本技能及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临诊时，不能只以听、看和抄为主。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学生实习时，带教老师可先将病人的病案复印数份发给学生，由他们自己独立思考、分析病案，根据中医理论拟出治疗方案，然后拿出来供大家评论，带教老师参与其中，既有分析，又有提示和启发，并作指导性地总结与评价。这样学生既有思考及实践机会，同时又能真正接受和理解老师的指点，领悟老师的治疗思路与特色。先生的这一做法与丁公当年带教方法如出一辙，可见丁公的授课法给予先生的影响很大。（20世纪20年代初，先生求学于丁公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当时丁公甘仁既忙于诊务，更忙于校务，平时无暇顾及授课，但出诊时带上学生却是必不可少的。出诊遇路途稍远，则由马车送往，车厢可容三五人。丁公胸前佩戴一串佛珠，端坐车厢中，学生围其而坐。公先将病人的病情细述一遍，而后由学生思考，拟出治法或向老师提出疑问。倘若学生认为无疑问，丁公则提问题，由学生作答，答不出就要遭受批评。所以，学生们既高兴和丁公一起去应诊，又担心回答不出丁公的问题，而能被丁公点名带去出诊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其得意门生，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先生发扬光大了丁公的教学特色。许多年以后，笔者在苏州跟随先生学医时，先生也是用这个方法来教育笔者。

有一次陪先生到因果巷去看一位女性高龄患者，途中先生向笔者介绍其病情，要求思考后回答是何疾病，并要口述方药。由于笔者没有顾及该患者年高体虚且舌质红嫩等阴伤之症，仅考虑以痰湿为主，用药偏于辛温劫痰，自以为得意，孰料遭先生的严厉批评。至今忆起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先生于1984年因病逝于浙江绍兴，终年85岁。综观其六十多年的从医生涯，可以感受到先生非但是学贯中西、古今融通，精于实践、善于创新，承上启下、教书育人的一代大家，更是一位慈悲喜舍、情操高尚、人钦人敬而为学子所仰慕的宗师及楷模。